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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振江博士的这项研究主要基于国内学者没有利用过的文献，使得这本论著中有很多国内学者并不了解的新知识，比如美英众多的贸易谈判全貌，都是第一次出现在中文的研究文献中。为了主题的连贯和论说的完整，作者也叙述了个别旧的议题，比如外交史学者耳熟能详的《大西洋宪章》。即便对这样的题目，作者在材料和解释都有新贡献。学者一般都强调这一宪章作为后来反法西斯同盟思想基础的积极价值，突出英美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忽略了在团结背后的利害冲突。为此，利用美英双方的外交密档，作者详细描述和分析了双方就该宪章涉及到英国帝国特惠制的第四条所展开的激烈争吵和让步妥协，还原了历史本来的真相。
国内的历史研究，或多或少地突出历史的必然性，忽略历史的偶然性。即使谈到偶然性，也把它看作是必然性的表现，这实际上是抹煞偶然性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的存在。这固然与我们程式化的史观相联系，同样也是因为我们对历史细节研究不够，总是大而化之。对一个有经验的研究者来说，一旦深入到历史细节，他常常会发现，历史的发展实在是充满了众多偶然因素，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历史多彩多姿的景观。虽然对细节的研究，会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但是，从历史学的一般研究目的而言，见到准确的树木，要比只见到朦胧的森林而不见确切的树木要重要得多。众多对树木的准确描述，放在一起，就可能会有一个清晰可见的森林；而众多对森林的朦胧描述，聚在一起，依然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森林，结果，不仅无法获得森林的准确形象，而且也缺少形象具体的树木。因此，对历史学者而言，见树木要比见森林更重要。
振江博士的这本著述，无疑为我们描绘了国际经济秩序这个广袤森林中一片准确的树木。而且，在描绘这片树木时，作者也试图勾画出其所处森林之轮廓。尽管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卷入的加深、扩大，尽管随着英帝国实力的相对和绝对衰落，美国肯定会取代英国而执世界经济秩序之牛耳，但是，这一过程何时开始何时完成，完全是偶然的因素。为此，作者认为，对美国来说，至少存在过三次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问鼎世界经济霸权创造了‘第三次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美国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为之提供了‘第一次机会’；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以金本位和自由贸易为标志的英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为美国的崛起省去了破旧之力，可谓 ‘第二次机会’；二战的爆发则完全剥夺了在三十年代与之分庭抗礼、构成美国霸权之路最大外部挑战的英国在未来抗衡美国的任何资本，当为‘第三次机会’。如果说国内条件的不成熟致使美国浪费了‘第一次机会’，英帝国的外部抗拒使得‘第二次机会’也难以实现目标，那么美国决策者对‘第三次机会’则有着充分的认识与把握，追逐战后国际经济霸权的冲动犹如上弓之箭，蓄势待发。”显然，这样的论述较好地反应了历史发展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历史的研究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不唯探究“主义”为宗旨。不过，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有助于对“主义”的梳理。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金德尔伯格，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和权威。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1930年代“美国无意而英国无力”充当世界经济霸主。但从对“问题”的微观研究中，振江博士却认为，金氏的论断流于简单，只注重所谓霸权“意志”这一表象问题。实际上，从本世纪初的西奥多·罗斯福开始，经过威尔逊，直至富兰克林·罗斯福，历届美国政府不但“有意”，而且都积极致力于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1930…1940年代美英双方艰难的经济交锋充分表明美国角逐世界经济霸权外部条件的不成熟，实际上，仅就1930年代而言，“英美两国都是有意但无力”摄取世界经济霸主之席。
此外，对于大名鼎鼎的凯恩斯，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学界对凯恩斯的评价，完全是基于其丰富的经济学遗产，把他贴上“新自由主义”、“经典自由主义”以及“保守主义”等莫衷一是的标签。殊不知，凯恩斯更是一位实践性的经济学家，或者说身体力行的经济学家。作为1930…1940年代英国最出色的金融谈判代表，凯恩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为大英帝国的权势和尊严而与美国人的苦苦较量之中，直到以身殉职。通过研究他亲自参与和主持的对美经济外交谈判，作者发现，凯恩斯对外经济政策观点与立场的转变充分表明了他思想的灵活性和现实性，远不是那些后人的标签所能概括的。如果说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思想的话，那“就是根据不同的国内外环境而采取不同的政策主张，以最终确保英国的大国地位和国家利益。”
这本研究四分之三世纪以前英美经济外交的著述，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外交史范围，值得不同领域的学者去阅读和品味。对美国研究者而言，可以了解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美国处理与盟国关系的方式方法；对世界历史学者来说，可以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背后，还有建立战后经济秩序的复杂构思和激烈谈判；对国际经济学者来说，英美“换岗”和战后国际贸易、金融秩序形成的历史，无疑可以帮助加深了解这一秩序的现在和未来走向；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霸权和霸权转移，永远是一个迷人的主题。
作为作者原来的博士论文，本书严谨有余，生动不足。实际上，外交史也还是可以写得生动有趣。为此，作者也做了一些努力。其中，作者对英美经济外交两个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国务卿赫尔和凯恩斯）结局的论述，最令人难忘，极具象征意义。“从1934年开始，赫尔因互惠贸易法案被数次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始终因为种种原因而一直无缘获此殊荣，直到1945年底终于如愿以偿，可谓其个人生涯的最后一个完满句号。他为此信心百倍地憧憬着美国的未来：‘我们已经成熟，与此同时还是一个充满活力与资源的年轻国家’，‘美国什么也不惧怕，前途是确定无疑的。我们的巨大资源与机制确保着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机会永存。”与此同时，凯恩斯却上演着截然不同的最后篇章。“在健康已经受到了贷款谈判长期劳累和苦闷的致命损害”下，他依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第一次会议上“竭尽全力争取美国的点滴让步，顽强地坚持英国的观点”，像以往一样，他再次遭受美方的高压，被迫完成英美经济外交的最后一轮屈服和让步。在离开辛酸之地的火车上，凯恩斯旧病复发，陷入昏迷。一个月后，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溘然长逝。
的确，这两位杰出人物截然不同的个人遭遇，形象地代表了英美两国十多年角逐世界经济霸权的终局。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概括，作者总结了这一令人难忘的历史场景：“这是一个超级大国产生时发出的阵痛声和另一个超级大国走向没落时的痛苦呻吟声相互交错的场面，一个由他们是血亲的事实而衬托得更为令人心酸的故事”。至于这一故事是否真的“令人心酸”，还要靠读者自己去感受。
（《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45）》，张振江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王幼军《拉普拉斯概率理论的历史研究》序
江晓原
拉普拉斯（Pierre…Simon De Laplace）侯爵，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其在数学、天文领域广为人知。他被视为伟大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乃至化学家，但同时也被视为一个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
在天文学上，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堪称不朽巨著，集其所处时代天体力学之大成，他被称为“法国的牛顿”。在数学上，他被视为现代概率论的奠基人，他的《分析概率论》是这个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至于拉普拉斯“势利小人”的恶名，主要来自他的政治活动。
他的政治生涯与伟大的拿破仑有着戏剧性的因缘。1783年拉普拉斯成为皇家炮兵的主考人，1785年（这年他成为科学院院士）他对一位16岁的少年进行了考试，这少年就是拿破仑。在大革命的恐怖时期，许多法国科学家上了断头台，但拉普拉斯至少可以为大炮计算弹道，这帮助他躲过一劫。拿破仑当政之后，拉普拉斯颇受宠信，据说“拿破仑时代的一切勋章都佩戴在他的胸前”，他被封为伯爵，做到内政大臣——尽管拿破仑对他的行政能力评价颇低，认为他只是“一个平庸的行政官员”。等到拿破仑倒台，王政复辟，拉普拉斯立刻转而效忠路易十八，他签署了流放拿破仑的法令，自己则被封为侯爵，坐进了贵族院。事实上，每次改朝换代，拉普拉斯都能加官进爵，因为他具有“一夜之间从狂热的共和主义者变成热忱的保皇党”这样的政治变脸能力。
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加上政治上的见风使舵，给了拉普拉斯幸福的一生。晚年他依旧安富尊荣，甚至没怎么受过病痛的折磨。78岁那年，拉普拉斯在留下了“我们所知甚少，而我们未知的无限”的著名遗言后寿终正寝。而在他的葬礼上，在泊松和傅立叶那些隐恶扬善的颂词中，拉普拉斯被描绘成一代天才和圣贤。
对于拉普拉斯这样一个人物，我多年来保持着相当的好奇心，遗憾的是，自己勤奋本来不够，旁骛却又太多，一直也没有能力去正经研究过他。
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相当牢固的观念，认为我们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只能研究中国自己历史上的东西。因为如果你研究西方人的东西，资料既有困难，语言又有障碍，很难“搞得过”西方同行。当我们要拿出成果和西方同行交流时，我们也总是以讲我们的“老古董”为胜，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有资格与西方同行对话。以至于有时听某些国内同行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报告其论文时，几乎通篇都是汉语拼音的朗诵，只是其间不时用“and”、“so”、“if”之类的英语单词将它们连缀起来。
对于这种现象，虽然我们内心深处难免隐隐有些自卑，但碍于面子，通常很难说出口。幸运的是，我们那些在国际上拿了大奖的电影导演，及时给我们送来了一颗很好的安慰丸，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话当然不是他们发明的，只是他们的获奖使得这话频繁出现在媒体上而广为人知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用在文学艺术之类的领域固然有其道理，然而学术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更是如此，因此这句话在学术研究领域只能是一颗安慰丸，而且它的药效正趋减弱。
现在，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深入，特别是互联网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后，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出国访问已经很容易了，国外的资料也比以前更容易获取。所以中国学者已经有可能和西方同行处在同样的基础上，对某些西方课题进行研究。
其实，就像我们看到的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历史和当代问题的研究一样，那些研究中有的水准也只平平，因为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而出现隔靴搔痒甚至郢书燕说等状况，但是它们之所以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参考价值，是因为这至少表现了另一种文化对我们的文化中某些成分的观察和判断。持此以观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则中国学者完全不必妄自菲薄。
王幼军博士这本《拉普拉斯概率理论的历史研究》，就是一个可喜的例子。
王幼军博士原是学数学出身，她是我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之后所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恰好她一直对概率论及相关的问题有浓厚兴趣，所以当我们决定以《拉普拉斯概率理论的历史研究》作为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很兴奋。
不过，这时我们遇到了老问题，即中国学者研究国外课题时，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能力总是相对受到限制。幸好王幼军博士勤奋刻苦，努力克服了许多障碍；恰好当时又有一个机会，我就送她到德国去访问了几个月，以便“亲近”欧洲的那些相关资料。结果她的工作做得非常之好——我得坦率地说，比我原先期望的更好，而且受到国内数学界权威人士的很高评价。而在本书出版时，王幼军博士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改进，使之更上层楼。
就国内的数学史研究而言，许多前辈的名作和后起之秀的力作，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成就，直接正面研究西方课题的工作，迄今还不多见。故本书的出版，既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新成果，同时也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博士生培养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王幼军博士的这项研究，也得到几位数学史界优秀学者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本系的纪志刚教授，这是要竭诚表示感谢的。
（《拉普拉斯概率理论的历史研究》，王幼军著，即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学术史课程的理念与实践
陈平原
念研究生时，专业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因博士论文关注古今小说的转折，谈“中国小说史”，对我来说，也还算本色当行。没想到，走上北大讲台才四年，学术兴趣就开始转移。从1991年秋季起，十五年来，我在北大中文系为研究生讲授的专题课，“文学史”与“学术史”的比例，几乎对半开。
九十年代初，斗转星移，个人的心境及趣味大为改变，原先以小说史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