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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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 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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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与蒋介石在合谋算计自己,因此,胡汉民接到汪、蒋联名的电报后,非但没有
进京,反而在广州另立门户,决心与蒋、江对抗到底。
  孙科抵杭后,张人杰和张继在杭州烟霞洞设宴。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
祥熙、孙科等出席宴会。宴后,决定共同入京。蒋、汪商定,先把汪精卫推上行政
院长的位子,然后由江出面,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形成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
分治局面。
  在烟霞洞宴会上,蒋介石发表了一通“抗日国必亡”的谬论。1月21日,蒋介石
离杭赴南京。1月25日孙科宣布辞职。
  这一段时间内,正是日军侵略气焰日益嚣张的时候。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到了南
京,却忙于政治分赃。他们不提抗日,却攻击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外交政策,说他对
日“和平绝交”的主张是“妄逞一时血气”。1月28日,蒋、汪召开临时中央会议,
宣布了与抗日的毫无关联的三项决定:
  一、惩戒陈友仁。因为陈曾经发表批蒋言论。
  二、决定恢复新闻检查。这是蒋法西斯统治的表现。
  三、改组南京政府。为蒋介石扫掌军权铺平了道路。
  至此,蒋介石的“下野”表演基本收场了。
 
                         2.“攘外”无功
  “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大队,
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以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
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
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
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
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
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
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指导思想上,受“攘外必先安内”支配,对日
寇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在行动实践上,忙于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
东北边防日益空虚。
  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书告中
就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
匪军阀叛乱,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
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
安内,却腐乃能防。”“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
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9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
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
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之使命。”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阎,已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
进关内,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1931年7、8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
常会议的收买,又转过来反张且进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
抽调到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
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
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
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答帚疙瘩都拿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
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
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
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
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之
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
石也没有什么办法。”
  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越明显,蒋介石却顽固地主张采
取“不抵抗”的对策。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
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
良报告。黄由北平返沈阳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
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
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
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
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
到沈阳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
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
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发生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的方针。”
据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饶(8月
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
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
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
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
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
可见,这个“不抵抗”对策是即定了,所以到了9月12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电告,近
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
令驻屯南满沿线日本,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
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查,
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议
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现
在固然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开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现在
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
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
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
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二,迷信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
一,即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
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尊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
第三,先要安内。他在9月28日宣誓救国御侮决心时写道:“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
之气,兄弟阅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
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雪今日无穷之耻辱,
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0月10日,所谓双十节手书救国之道誓词说:“救国之道,
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到了
11月 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外长时更是露骨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
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的三个态度,集中到一点仍
是不抵抗。陈布雷在日记中说:“9月18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
读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
不在中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
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北当局,
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成性,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致
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冯玉祥当时避居山西汾阳,
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备战为名,徒然日日
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
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其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个时候被蒋
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揭示了这个时候蒋介
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顾说:“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
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
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
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
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
  沈阳发生事变时,蒋介石已前往江西指挥“剿共”去了,电报到了南京,国民
党大员们慌成一团,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日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纵
容下,恣意烧杀奸淫,迅速将战火延及东北全境,东北三省的银号和中国交通银行
均遭日寇洗劫,连张学良的私邸也被日军搜查、捣毁。
  张学良眼看大好河山沦入敌手,痛不欲生,而蒋介石却仍然不准抗日。他于21
日从“剿共”前线返回南京后,竟大谈“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
态度”,次日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绝口不提抗日,只要求民众埋头工作,交
捐纳税,“勿问国事”。23日,又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宣布了蒋介石对日的基
本方针:一、依靠国联“主持公道”。二,鼓吹“以文明对野蛮”,要中国人民以
“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蛮屠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致粤要人电》,
更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
  1932年1月28日,日舰炮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
谐率领下奋起抵抗,发出“艳电”,“…·二八”抗战就此爆发了。
  1932年1月30日,蒋介石发出了《为“…·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这个通
电的发表是有内幕的:十九路军发出艳电的当天,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
夫等人群集溪口,一致决定由蒋介石通电全国军人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引起国人反
对。蒋介石迫于情势,只好同意。这个通电毕竟表明了蒋介石的态度。通电中说:
  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
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
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
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将士既
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
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此与破坏
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
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项奋发,敌汽同仇,勿作
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通电发表之后不久,蒋介石重新上台回到了南京,2月5日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
(当时军政部长)说:如吴淞要塞陷落,日本陆军登路参战时,则我空军亦应参加
沪战。除与陆军预定协同动作外,而空军动作,总以飘忽无定,出没无常,使敌猝
不及防为要。
  16日又致电宋子文(当时财政部长)说:
  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故此后军事开始,究至如何程度,均
难逆料。而江西与河南伙食必日紧一日,接济必完全继绝,请兄能在南昌运存一千
万元,郑州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
难关,不至崩溃……望设法助成之。
  1932年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当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
长的张治中将军去浦口迎接蒋介石,曾趁机向蒋介石进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
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立即表示:
“很好。”并关照何应钦调动备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两
个师合成为第五军,归张治中辖制,率军参战。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由张治中率部参
战,是有两种原因的。此前,面对淞沪抗战已经爆发的局面,在南京开会商议对策
时,陈友仁、于右任、冯玉祥等都在会上发表了一番激昂慷慨的讲话,主张要珍惜
十九路军救国家爱人民的抗战精神,要求中央出兵参战。蒋介石却自始至终一言不
发,致使这次会议没有形成任何决议。那么为什么他又同意张治中的意见了呢?宋
希濓曾就此回忆说:“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紧要关头,酌派部分嫡系部队参加,
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战了33天,抵抗了日军六、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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