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扩张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称雍正帝的治术为霸道而非王道，他认为有两点不合理：
第一，密奏不可有。“古之帝王厌恶至察。语云：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自后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公开姓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无论捉影捕风，将无作有，就令其情真事实，而臣子阴私小过，不是君父所乐闻的，恐怕唐虞好问好察不是这个意思，请自今以后，除军机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即或论列朝廷，指斥皇上，如唐魏征之于太宗，后人美魏征之能谏，未尝不美太宗之能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人皆仰之，哪里用保密？”
第二，依靠科道广开言路。雍正帝以密折广耳目，对科道素不重视。谢济世对此批评道： “言路不开，舍科道而问之督抚提镇及藩臬，犹御膳不调，舍掌管膳食之人不问，而问掌管衣物、珍宝或其他执事。”他认为通过科道广开言路的具体做法是： 严肃不言之罚，“将不言者放归田里或改授闲曹，则人知所惩矣”；恕妄言之罪，对言官之言，“言而当，褒美之，言而不当，亦优容之，虽其中有结党挟仇形迹，可疑者仍居官位，不宜加以戮辱”。他又提出，应解除文字忌讳。文字忌讳始于明朝，不但无益，而且使言路闭塞“谀妄成风”，“臣请自今表奏及乡会试出题，皆不拘忌讳，使天下后世谓我乾隆为宽大之朝，岂不盛哉？”谢济世又说： “若皇上必欲为尧舜之君，复斯世于唐虞之盛，莫若于《大学》、《中庸》求之，《大学》言格物、诚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慎独，致中，和达德，行达道，圣功王道莫要于此，莫备于此。舍此而别求平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欲影正，源未洁而欲流清，以博览广听为求言，以察言观色为知人，以亲庶务折庶狱为勤政，臣恐其为汉唐杂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也。”（《国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三谢济世）乾隆帝斥责谢济世“语言淡忘支离，本应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妄行渎奏者戒”。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乾隆帝没有严惩谢济世。
诚如谢济世所言，雍正帝完全是法家的“杂霸之治”，但是也有效果。达到汉唐的程度已经很难，尧舜之治的境界只是一种理想。古人在发表政论的时候总是会这样表达，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其实，古人与今人的理想境界都是老百姓安居乐业，只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并非本质的不同。提倡“二帝三王之治”，潜台词就是对君主独裁政治的否定。其中的奥秘今人是不懂的，但是乾隆帝是懂的。在皇帝看来，这自然就是“太阿倒持”了。以谢济世为代表的具有儒家思想大臣对君权一揽的批评，使乾隆帝提高了警惕，他在实行宽仁和平政策的同时，不忘“宽而有制”。“宽严相济”是皇权对相权的让步。“宽而有制”则是皇权对相权的防范。
乾隆帝深知，谢济世的儒家思想是具有危险性的。在雍正朝他注《大学》，罪名是“私注经书”，现在他又把“私注经书”《大学》进呈乾隆帝。他上书言事，建议“去邪勿疑”，“出令勿贰”，都使皇帝很不高兴，说他是“拾取浮言”。后来湖南巡抚蒋溥密奏谢济世刊印《大学注》、《中庸疏》。这些书的注疏大概都要经过“钦定”，敢于“私注”，说明谢济世颇具自由独立思想。乾隆帝当时没有兴文字狱的打算，放了他一马。乾隆帝指示湖广总督孙家淦查处此事，并说谢济世只是“识见迂左”，“至其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乾隆帝能欣赏清官，但是不能容忍自由独立的思想。谢济世注的经书及印版全部被销毁了。这是乾隆六年的事，此时乾隆帝还信守“朕不以言语文字罪人”的原则。可是，在乾隆二十二年，在兴胡中藻文字狱的时候，就把谢济世也捎上了，可惜谢济世已经病死了。乾隆帝说： “谢济世性情乖戾，其所作书词，颇多谬妄，使其人尚在，自当明证其罪，以昭惩创。”命地方官“将其已印刷之书及原刊刻板尽行查出销毁，勿使稍有疏漏”。
又有一位御史李贤经，对皇帝“乾坤独断”的极权形式提出异议。他上疏说：“今后在内部院，在外直省所办一切琐屑细务，不必尽烦圣览，其无益于治道，或者伤于治体者，请于内咨会九卿，于外饬知督抚，公同酌议，可裁减者裁减，宜禁革者禁革，如果事关重大，方请皇上断裁。”对这种分权请求，乾隆帝的回答很坚决，“断乎其不可”。
后来张广泗在给皇上的请罪词里有一句臣“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使乾隆帝感到气愤，大臣官员们竟然不知道皇帝的英武，一定是宽仁政策过度了，于是反过来实行严猛政策，鸡蛋里挑骨头，大兴文字狱。正如他当初斥责翻雍正朝之案就是善政论所说的，“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他与雍正帝的治术在本质上也确实是没有“丝毫间别”。“霸者与臣处”的逻辑发展就是“亡国与奴处”。
乾隆中期以后，乾隆帝明显采用了高压政治手段。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第三次南巡至徐州，江苏布政使彭家屏正在河南夏邑老家养病，特意跑到徐州接驾。奏对之中，彭家屏把老家的灾情如实汇报，乾隆帝大为不悦，认为他是跑来煞风景的，他因此而开罪了皇帝。后来，一路上常有夏邑县百姓拦道造御状，说夏邑灾情严重，而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匿灾不报，请皇上为民做主。又有人投递状纸，告县官散赈不实。夏邑百姓连连告状，使乾隆皇帝大为光火，认为是有人背后指使，他说“民告官就是犯上作乱，此风万不可长”。命图尔炳阿严审，将告状人严刑考打，逼问背后的主使人。最后追出了主使人生员段昌绪，立即杀头，彭家屏因为反应实情有罪，被抄家，并亲自审问，逼他承认家中藏有“逆书”，但是抄家没有找出实物，推论是被他儿子烧毁了，又推论说彭家屏一定对这些逆书加以批阅评点。乾隆帝说： “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谕令其自尽，比起杀头就算是从宽处理了。
其实，乾隆帝并不糊涂，他派人微服私访，得到的情况比老百姓告状反映的情况更为凄惨。乃将河南巡抚图尔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军台效力。乾隆帝固然也常常打击贪官污吏，但是也包庇贪官污吏，如包庇和０恿艘桓龊瞳｜等于包庇绝大多数贪官污吏。究其根本原因，他不如康熙帝那样尊重民意，尊重儒家思想。乾隆帝前期是尊重儒术的，后期则偏重于法家权术。
鄂尔泰、张廷玉的命运
鄂尔泰、张廷玉这两位雍正时期的老臣，是雍正帝最赏识的大臣。雍正帝在弥留之际，特别对鄂尔泰与张廷玉的政治品质予以表彰，并说“朕可保其始终不渝”，这显然是对儿子不放心，怕他迫害老臣。又以“将来二臣可配享太庙”的方式来保护二人。雍正帝可谓用心良苦，因为许多新君都喜欢通过迫害前朝老臣的方式来树立新君权威。
雍正帝对科第出身的官员并不赏识，他最欣赏的三位大员田文镜、李卫、鄂尔泰均非进士出身，然而雍正帝对张廷玉却是一个例外，这自然同张廷玉谨慎敏捷、拟旨得体有直接关系，还有张廷玉在修《康熙朝实录》时删削了许多不利于雍正帝的文字，因而很得雍正帝的信用。如果说，雍正帝一律要杀人灭口，张廷玉也就不可能受信用。
雍正七年军机处成立时，已经成为保和殿大学士的张廷玉就成为了军机处第一批成员，而且排名第二，仅次于怡亲王允祥。雍正帝就怕他因生活清苦受贿，特别把一座本银三万五千两的当铺赐给张廷玉，又将位于圆明园附近的澄怀园赏给张廷玉，他因此给自己起了“澄怀主人”之号。对于其他官员，这一点经济利益是不够的，而对于张廷玉就足够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璐、张廷璩以及儿子张若霭、张若澄、张若淳均在朝中为官。张廷玉自称： “近日桐人之受国恩登仕籍者，甲于天下。”乾隆前期，仅张氏一门登仕者就有十九人。“自先父端（张英）而下，三世入翰林者凡九人，同祖者二人，是廷玉一门受圣朝恩至深至厚。”与张氏世代联姻的姚氏，是桐城另一望族，也是“仕宦众多”。
鄂尔泰是首席军机大臣。入内阁和军机之前，“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之士多出幕下”，执掌内阁后，士人趋附，逐渐形成以满臣为中坚，包括一部分汉臣在内的政治集团，主要成员有庄亲王允禄、公哈达哈，军机大臣海望、湖广总督迈柱、河道总督高斌、工部尚书史贻直、巡抚鄂昌、总督张广泗、御史仲永檀、陕西学政胡中藻等。
皇帝最怕大臣结党，雍正帝曾先后摧毁诸王党、年羹尧党、隆科多党、乃至于莫须有的科甲官员朋党，但是他也于无意中培植了鄂尔泰党、张廷玉党。在鄂、张党争中也包含满汉矛盾，一般来说，汉官多依附张廷玉，满官多依附鄂尔泰。
同鄂党关系密切的也并非全是满人，全祖望同鄂尔泰就有较深的私交。全祖望在文章中对鄂尔泰多有赞誉。全祖望在中进士后却未对张廷玉执弟子礼。如果不是两党矛盾激烈，全祖望岂能如此？不久就发生了全祖望《皇雅篇》悖逆的控告，将有文字狱之虞。张廷玉起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平息此事可能是由于鄂尔泰的干预。在此事的背后，是两党的较量。
在“改土归流”的问题上，鄂党与张党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张党借贵州苗民起义对鄂尔泰的改土归流的功绩进行诋毁，张党成员的张照自请平苗。后来张照假传圣旨放弃新辟苗疆，大大激怒了皇帝，乾隆帝将张照下狱，再起用鄂党的张广泗平苗。鄂党遂乘机反扑，必欲置张照于死地。但在处理鄂、张的党争过程中，乾隆帝的权术技巧是，“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乾隆帝赦免了张照，令其到武英殿修书。
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请求把田文镜从贤良祠中撤出。乾隆帝认为，雅尔图素为鄂尔泰的属下，此举“其意以为李卫与大学士鄂尔泰素不相合，特见田文镜之应撤，以见李卫之不应入耳”。乾隆帝因此痛责鄂尔泰。乾隆帝的逻辑似乎很奇怪，古代官场斗争也许就是如此的声东击西扑朔迷离，很难说得清事实真相如何。就事论事，则田文镜确实不够资格入贤良祠。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发生了御史仲永檀弹劾案。将鄂、张党争公开化。仲永檀，字襄西，山东济宁人，乾隆元年进士，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他同鄂尔泰长子鄂容安私交很深，虽是汉人却是鄂党干将。仲永檀揭露的第一个问题是，京城富户石匠俞君弼死后，其女婿许秉义与俞的过继孙子俞长庚为争夺家产而竞相结交权贵。许秉义通过本家亲戚内阁学士许王猷，邀请朝中九卿前往吊唁，凡前来吊唁的官员都送给一红包，前往吊唁的官员以张党居多，张廷玉也差人给主持丧事的许秉义送去帖子。仲永檀又揭发鄂善受红包万金。
仲永檀揭露的第二个问题是密奏留中被泄密一事。而且明确指出“是权要有耳目”。所谓“是权要”即暗指张廷玉。密奏留中泄密一事，指的是御史吴士功弹劾史贻直的折子泄密。吴士功是张廷玉的门生，曾在密奏中弹劾鄂党的史贻直，此奏留中，但“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乾隆帝令怡亲王弘晓、和亲王弘昼、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等一起审理鄂善受贿案。虽然鄂善并非张党成员，但因卷入许秉义、俞长庚争夺家产案件而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乾隆帝亲自审理此案，他向鄂善保证，可以从轻发落，鄂善才承认了收受贿银一千两。鄂善因此被乾隆帝开恩免予杀头，所谓“从轻发落”是赐令自尽。鄂善又要翻供，乾隆帝大怒。乾隆帝常常亲自审案，特别喜欢以坦白从宽诱供、逼供，官员一但服诬，就从重处罚。皇帝做出了如此榜样，全国的官员都会跟着学。
仲永檀诬陷大学士赵国麟往俞家送帖、吊丧，经审查为诬告。但是仲永檀并没有因此受到惩罚，反而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国麟要辞职，皇帝不许，赵国麟一再请辞，激怒了乾隆帝，把他革职，命仍在咸安宫效力。
乾隆七年（1742年），张照出狱，以刑部尚书兼领乐部。仲永檀再弹劾他“以九卿之尊亲操戏鼓”。张照则探知仲永檀曾将留中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长子鄂容安，立即上疏弹劾。经会审，仲永檀与鄂容安结党之事败露。仲永檀供认在弹劾之前先同鄂容安商量，事后又通消息。这“明系结党营私，纠劾不睦之人”，即党同伐异的行为。乾隆帝说： “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则党庇之处，已属显然……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之罪乎！”张党有了报复的机会，要求逮讯仲永檀、鄂容安、鄂尔泰。乾隆帝对鄂尔泰父子训斥一番，降职处分。对仲永檀予以革职逮捕。这是对张鄂两党采取“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的平衡权术的意思。
乾隆十年，鄂尔泰病逝，乾隆帝遵照雍正帝的遗诏，将其配享太庙。但是，乾隆帝为了打击鄂尔泰一党，又蓄意制造了胡中藻文字狱，以此为借口，又将鄂尔泰撤出贤良祠。
乾隆帝不能“容大臣等植党树私”，但是又不愿意公然直接惩治张廷玉和鄂尔泰。这很可能是雍正帝的遗诏起了一点作用。
既然鄂尔泰已经去世，就不能使张廷玉一党独占上风。乾隆十一年，乾隆帝以张廷玉年逾古稀为由，准他不必早朝，遇天热，或刮风下雨，可以不必入内，在家办公就可以了。张廷玉的内阁首辅的位置由讷亲取而代之。刘统勋又上疏要求限制张氏家族官员的转升。乾隆帝也同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