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接受过明末隆武帝的委任状，这可是死罪，主人吓得连夜逃遁，远走他乡不归。这个奸民就想霸占主人的妻子。这个谋反罪案，上报到汤武手里，他说： “国家屡次大赦，这种小事何足问？这个逆奴用这种事情来陷害他的主人，该死！”于是把这个举报的下人杖毙，委任状烧了。当这件“逆案”报上来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如此处理真是既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而又大快人心。要知道，清朝初年，因谋反罪而株连九族，一次就杀几十人几百人的事是很常见的，汤斌敢于包庇“反叛”，是要有极大勇气的。当初他修《明史》，就敢于叙述明末抗清忠臣的事迹，受到奸人的诬告，而犹不改信念。
汤斌洁身自好，杜绝奢侈。赴岭北道任所之时，雇一驴车，载被褥出关，回来时衣物竟没有增加一件。汤斌赴江苏巡抚任时，行李萧然如寒士，家人皆布衣。他夏天用的蚊帐，是从街上当铺里买来的旧蚊帐。汤斌有一个绰号叫“豆腐汤”，因为他从不食肉，每日仅食韭芹等素菜，但又从来离不开豆腐，他有时也采食巡抚衙门后园中的野菜。他既不是素食主义者，也不仅仅是为了节省，这只不过是他修身的一种途径。
有一次，汤斌查看账簿，发现买了一只鸡，十分吃惊，说： “我来苏州以后从来没吃过鸡，这鸡是谁买的？”仆人告诉说，是公子买的。汤斌大怒，立即召来儿子痛责一顿，儿子申辩说，鸡很便宜。他说： “你以为苏州鸡比河南便宜？你要只想吃鸡，不如回家，岂有士大夫不能吃菜根，而能做百事的？这并非小事。”他命令儿子跪在堂阶前，背诵朱子家训，并把儿子赶回了河南老家。汤斌从儿子吃鸡看出他不能吃苦，所以生气。
明珠、余国柱与徐乾学相互倾轧，他们想利用汤斌与徐乾学作对。明珠故意先向皇上夸他学问好，推荐他为太子的老师、礼部尚书，把他调回北京。
汤斌奉调入京，离开苏州的时候，仅有一部《二十一史》是江南之物，他说： “吴中物廉，所以买了这部书，然而颇累马力。”闻听汤斌离任，四方百姓焚香遮道相送，夫人乘轿出行，有破棉絮落在地上，路旁百姓见了，无不叹息落泪。官吏清正与否，在他离任之时，由百姓对他的态度上最能衡量出来。汤斌乘船北上，百姓争相以农具家什等杂物堵塞水路，使汤斌的船不能行。汤斌出来对百姓说： “我做巡抚多年，不能为父老留下什么德政，很是惭愧，往年屡次向朝廷申请核减浮粮，都为朝议所阻，如今我要进京，面见皇上，把父老们的困苦向皇上陈述，所以请父老们放开路，让我走吧。”
汤斌回京后任《明史》总裁，授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侍讲皇太子。他在京城租住一套普通的房屋，冬天只穿一件老羊皮袄御寒。入朝时，宫中卫士不论认识与不认识，都知道穿老羊皮袄的人是谁，说： “穿老羊皮袄的就是汤尚书了。”汤斌过生日，大家都知道他不接受礼物，就送他一个屏风，他仍然推辞，人告诉他，汪琬撰文在上。当时，汪琬的文名卓著。他命人把文章抄录下来，然后退还屏风。
康熙帝很赞赏汤斌的学问、操守和政绩。康熙帝本人生活用度就很俭朴。有一次，康熙帝南巡路过曲阜，到孔庙祭孔，孔尚任从他背后，看见他的龙袍上有被蜡烛烧焦处和补丁。简朴的生活原则是与治国道理相通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虽然简单，却非常透彻。《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第一位的事情，正如盖楼的道理一样，先有第一层，才能继续往上建，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明珠、余国柱想利用汤斌反对徐乾学，却没想到自己先与汤斌发生冲突。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天下大旱，康熙帝下旨百官共议抗旱之法。灵台郎董汉臣应诏疏言十事，语侵内阁，得罪了明珠、余国柱。有的大臣附和明珠，论斩董汉臣。汤斌站出来仗义执言，他说： “汉臣应诏直言，没有定死罪的道理。‘大臣不言小臣言’（明朝成语），我们做大官的应当深自反省。我亦愧对董汉臣。”康熙帝赦董汉臣无罪，汤斌却因此更遭明珠、余国柱的嫉恨。余国柱、明珠常在康熙帝面前诋毁汤斌，一些势利小人也趁机弹劾汤斌，建议夺去他的官职。康熙帝总算爱惜清官，仍然将他留任。国子监祭酒翁叔元附和明珠诬陷汤斌，为士人所不耻，翁的学生何焯登门骂师，索还门生帖，举朝大快，何焯由此一夜成名。
汤斌做了一个梦，寅年九月某日中午，皇上派人来赐死。他一算，今年是寅年，时是午时，九月是戌月。寅、午、戌汇成一火局，而自己命中忌火。从此心中悻悻不乐，后来此事果然应验。
汤斌终于死于徐乾学之手。问题出在江苏立海关之事上，汤斌在苏州任上就不赞成立海关与民争利。廷议之前徐乾学对汤斌说： “今日之事，苏州数百万生灵悬于老公祖，主此议者，非老公祖而谁？”
汤斌说： “我已进京，何力之有？”
徐乾学又说： “老公祖皇上倚重，又新从地方上来，知此事之切者，莫如老公祖。合郡生灵，敬以相属。”廷议时，汤斌就说： “与民争利的事，岂有与地方有益的？但只得其人还好，若不得其人，四处立关巡拦，害民无穷。”
事后，徐乾学就到皇帝面前把汤斌的话曲解一番。康熙帝召明珠说： “汤某是道学，如何亦两口？彼进京时，我问以海关事，彼云无害，今日九卿议事，如何又说害民？你去问他。”
余国柱遇到汤斌，说： “有人害年兄，你到内阁只说‘海关得其人便无害’语。”汤斌如其言以对。明珠以汤斌的话回奏，康熙帝以为很对，说： “汤某的话原不差，哪一件事不是坏官做坏。”反过来又派人切责徐乾学。
徐乾学进宫辩解说： “他在九卿会议上的话大家都听到，如果说是我伪造的，那么他在苏州发告示说‘本部院爱民有心，救民无术’，告示现在，有印在上面，也是臣伪造的？”康熙帝说： “告示何在？”徐乾学说： “在臣家中。”康熙帝说： “你明日带告示来。”
次日徐乾学送上告示，康熙帝见了大怒说： “原来假道学是如此，古人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如今的道学，便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
康熙帝又命人传旨切责汤斌： “你是大臣，你说海关不好，部议不准，是常事。果然不好，何妨再三争？我未必就把你问罪。古大臣不避斧钺，为民请命，何遽不言，卸罪于我？而你说‘爱民有心，救民无术’，将谓我无心救民吗？”
汤斌向来不善于词辩，只磕头谢罪而已。如果汤斌把事情解释清楚，事情也不至于此。康熙帝本来很重视汤斌，此后却非常恨他。徐乾学向汤斌说，告示是余国柱送进，他也为之愤愤不平，说时涕泪交流。汤斌至死也不知道是徐乾学害了他。
汤斌为太子授课，太子自作聪明，反复向师傅问难。太子刁难，汤斌不敢与之争辩，痛苦不堪，由于年老，暑热时甚至昏倒于地。只得向康熙帝请求辞去这个职务，又得不到康熙帝谅解。明珠等人又乘机挑拨，益发加重了康熙帝对汤斌的不满。汤斌死后，大臣鉴于前车，无人敢于继任，此职务虚位多年。
康熙帝谒陵，由遵化南下，直隶巡抚小于成龙在霸州接驾。趁无人之时，于成龙说： “如今明珠、余国柱必欲置汤斌于死地而后快，若非皇上保全善类，天下将无正人好官。”康熙帝见于成龙神色悲愤，惊问其故。于成龙便揭发了明珠的罪行。
有一次，康熙与汤斌讨论真假理学时，汤斌说： “宋儒讲理，视汉唐诸儒较细，故有理学之名。其实理学要躬行。”
康熙说： “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
汤斌说： “自周子至朱子，其学最为纯正精微。后学沉溺训诂，殊失程朱精意。王守仁致良知之学，返本归原，正以救末学之失，但语或失中，门人又以虚见失其宗旨，致滋长后人之议。臣窃谓先儒补偏救弊，各有深心，愿学者识圣学之真，身体力行，久之当自有得，徒竞口语无益也。”
康熙对汤斌的评论也不一致，时好时坏，曾说： “精通道学自古为难。朕闻汤斌曾与河南之人（指孙奇逢）相与讲明，如此尚于道学相近。”以后又说： “汤斌前在江宁居官有声，朕亦甚加优遇。且彼尝自以为道学，如果系道学，惟以忠诚为本，岂在君前作一等语，退后又作一等语哉？”又说： “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康熙帝认为他言行并不一致。当时徐乾学等人在康熙帝面前大讲汤斌的坏话，康熙帝难免受蒙蔽。君主对大臣的了解从来都是不全面的。做皇帝的，要想不被蒙蔽是不可能的，要想得到“真知”更是不可能的。
就在康熙帝离京的那些日子，有一天中午，汤斌在某官吏家饮茶回家后，忽然腹痛难忍，到半夜便死了。人们怀疑他是中毒死的，是徐乾学还是明珠下的手，不得而知。同僚们去他家中吊唁，见他躺在板床上，上着敝衣蓝袄，下穿褐色布裤，检点遗物，除了一些书籍，只有白银八两，连棺材也买不起，还是同僚赠二十两银子，才得以出殡。这件事正发生在九月，应验了他的梦。
汤斌治程朱理学，亦不废王阳明之心学，倡导“身体力行”。就在他临死之际，他还在谆谆教导两个儿子说： “孟子有言，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天理。你们总要时时内省，养此一片真心，久而久之，做人做事，自然而然会合乎圣人大道。如果只是讲表面文章，规行矩步，外表看来是道学，其实只是内心不知有真是非的乡愿而已，于人于己，皆无益处……”话还没有讲完，他就咽气了。有人诋毁汤斌是“伪道学”，其实，如果士大夫都能如汤斌这样洁己奉公，为民请命，又何至于天下事败坏得不可收拾？汤斌做官多年，仍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国家一品大员，如此清贫，可见他操守之严，怎么能说是“伪道学”呢？
保护清官张伯行
张伯行也是一位既讲理论又有实践的理学清官。康熙帝对于清官总是尽量加以保护。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河南仪封人，治程朱理学，尝言“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因自号“敬庵”。康熙二十四年中进士，候补中书。以《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诸书为入圣门的必修课，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张鹏翮任河道总督时很欣赏他的才能，特意向皇上引荐他协助修河，他上“治河议”十条，系统地提出了对黄河、淮河、运河的治理方案，因劳绩卓著授补济宁道。
张伯行以外吏起家，他做官清正，然而要做清官，很不容易。张伯行在济宁道任上，正遇灾荒。他倾家财买米、买棉衣分发给饥饿及冻馁者。不久皇上有旨赈济灾民，张伯行奉旨开仓赈济汶上、阳谷等县人民。这时，有人弹劾他擅自动用官仓米谷数万石。张伯行上书申辩说，赈济灾民乃是尊奉恩旨，决非擅自动用；开仓发粮，乃是广布皇恩，非为一己邀誉；饥民户口皆可查考，非敢自肥，难道可以坐视各州县灾民流离死亡而不救？官仓有余粟，田野有饥莩，才是本官之罪，如果说赈济灾民有罪，那么将来山东各官都以此为戒，把官仓粮米看得比百姓生命更重，其危害就不可言了。
张伯行此疏说到了为官的根本处，当官为民做主，才是本分，是极难做到的事情。康熙帝颇能明辨是非，并没有怪罪张伯行。他对清官一向采取扶植和鼓励政策，扶正压邪，发现清官后无不提拔重用。他亲自保举张伯行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到了福建又遇上旱灾，他又力请捐粮赈济，使人民度过饥荒。恐怕在任何时候，灾荒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且不说官府收税地主收租如狼似虎，单说那奸商就可恶得很。他们先大量收购粮食，再把粮食卖到外省，人为地制造粮食短缺之后，然后抬高粮价，大赚一笔。他们从饥荒之中得到最大的利润，单纯从做生意的角度讲，这很聪明，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但是太缺德。张伯行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每年都派官吏去外省买粮，并严禁粮食出口，有力地打击了粮商的投机行为，保护了人民的利益。终其一任，福建无饥荒。由此可见，自然灾害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人祸。
张伯行认为，治民当以养成为先，以教化为本。这是很显然的道理，百姓没有饭吃不行，但是温饱之后必须教化，否则与禽兽无异，社会依旧动乱。他曾在家乡讲学多年，本来不欲出仕，打算以讲学终老，为官后仍然悉心学问。他在山东时就捐资创建了临清的清渊书院、夏镇的夏镇书院，并修复了济阳旧有的书院，广招士子。闲暇时，他经常到书院与士子讲论学问。这时候他仍然留心河务，并将治河心得写成《居济一得》一书。他认为： 治河在于得人，治河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往往坏于不学无术之人”。所以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兴文教。在福建任上，他又于福州九仙山麓建立了鳌峰书院，捐出自家的藏书一千多卷，并广招儒士，搜集先儒文集，校订刊印，使理学复明，令士子振奋。
不久，张伯行升迁江宁（南京）按察使，有人提醒他，新官上任时，按规矩要送上司礼金。他说： “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随后他再升至江苏巡抚。由于他“操守极清”，大张纲纪，摧抑污吏，很快就与两江总督大贪官噶礼发生尖锐冲突。
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苏省乡试，考官与总督噶礼受贿舞弊，发榜之后，苏州士子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