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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华和她的“大喘气”乐队在经历了唯一的一次正规演出后便土崩瓦解。不是政府勒令他们解散，而是他们自己把自己解散了。他们在演出后全然不顾观众的掌声和泪流满面的挽留，匆忙谢场后就展开了又一次“摇滚”。他们为这场演出赚到的四十多万元钱而互相争吵，双眼充血、双颊发红。钱让他们激动了、疯狂了。一群乐手围在一起，像一群刚刚成功抢劫的强盗，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充满了贪婪。他们互相谩骂，甚至大打出手。当每个人腰包里塞满了钱后，“大喘气”也就不再喘气了。他们各奔东西。
他们唱的是我写的歌，是我的思想，可在利益瓜分时却彻底地把我遗忘了。我去找黄爱华，黄爱华说：“怎么办呢？可舟，钱已经分了。”她从腰包里拿出五百元钱给我。
我说：“你还是收起来吧。你认为我就只值……”
我没有说出来，在他们心目中，价值已经不存在了。黄爱华赚了钱后，就搬出艺术村了。她来跟我告别。我们不知怎么的就又到床上去了。我和黄爱华在床上折腾了一阵后，黄爱华就起身穿皮裤。她一边拉拉链一边对我说：“可舟，今后别在这样的地方弄了，等我搬出去，租一间宾馆的房子，那床比这地铺强多了。”
这就是黄爱华与我告别的话，在告别时，谈的也是性。不谈性我们又能谈什么呢？
——除了性，我们无话可说。
黄爱华离去后，我的生活又多了一丝寂寞。尽管跟黄爱华在一起，除了上床做爱，同样没有其它事可做。可尽管如此，毕竟还可以上床，还可以为此精疲力竭，蒙头睡到第二天。于是，有时就思念黄爱华。有些思念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因为孤独。
8
文化艺术村自从出现了唐雨的对着画布开枪和施磊的狗的性交表演后就成了新闻热点。许多记者来到文化艺术村进行了大量采访，他们这些胸前挂着昂贵相机，口袋里装着厚厚的采访本的记者的到来确实让艺术村兴奋了好一阵子。艺术家们天真地以为一个属于文化艺术村的时代即将到来。他们的天真让艺术村有几天热闹非凡得如同过某个盛大的节日。他们面对记者们谈他们的抱负、理想和艺术追求，接受他们的拍照、合影。整个艺术村都沉浸在一种成为名胜的欢乐中。这些记者还采访他们为什么留长发、胡须，穿又厚又硬的劳保皮鞋，为什么蹲在垃圾堆前吃饭，艺术家们都一一作答。于是，一些关于他们生活故事的文章就在一些大报小报上发了出来，有的记者甚至说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成为中国的梵高、中国的里尔克什么的。信口开河的记者们，完全无视文化艺术村仅仅是一种生存现象，而把它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有记者还在报纸上倡议文化艺术村应该选举自己的村长，成立一个村委会。他们错误地以行政区划的眼光来看待西郊艺术村。他们把艺术家的聚居看成是一种艺术浪潮的汇集。这些牵强附会的说法让西郊艺术村的艺术家们深刻体会到一种上当和被糊弄的感觉。他们开始清醒过来，闭门谢绝一切采访，潜心于创作。
但西郊文化艺术村还是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象征吸引了一些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们。他们好像认为只要进了这个村，成了村民，就表明自己进入了前卫艺术的殿堂里了。新闻效应给文化艺术村带来的结果是房价猛涨。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就发生在许多人蜂拥进入文化艺术村的时候。
那天中午，到湖边那块垃圾上吃饭和晒太阳的人都不约而同看见人工湖面上的墨绿色水中漂浮着一男一女两具发酵得胀鼓鼓的尸体。他们端着饭碗在湖边细细辩认，也没分辨出是谁和谁的尸体。直到警察赶来，从湖中把尸体捞上来，人们才惊奇地发现，死者是孙宇航和白楚楚。法医在湖边对尸体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初步认定是自杀。
孙宇航和白楚楚的自杀把我搞懵了。就在几天前，白楚楚还来找过我，跟我作了一次认真的长谈。白楚楚问我道：“可舟，你认为孙宇航真能成为一个画家吗？”
白楚楚的问话让我吃惊，她怎么会怀疑孙宇航是否是画家呢？我说：“他本来就是一个画家嘛，”
“可他却一张画也没卖出过。”白楚楚说。
我当时觉得白楚楚肤浅得有些可笑了，我对她道：“你怎么能这样看呢，艺术和商品是两回事。”
“那么，你认为孙宇航的画怎么样呢？”白楚楚一双好看的眼睛盯着我问。
白楚楚的问题让我为难了。孙宇航作为我的朋友，我就没关心过他画的画；孙宇航作为一个画家，他的画从未引起我注意过。
“说真的，楚楚，我还真没留意过宇航的画哩！”我说。
“这不就说明问题了。一个画家，连他的好朋友都没有注意过他的画，换句话说，他的画竟然引不起他的朋友注意。他是否还能叫画家呢？说真的，作为他的妻子，我都为他羞愧。”白楚楚叹了口气说。
“人总是在发展的，绘画也有一个提高的过程。”我对白楚楚说。
“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但孙宇航不是一块搞艺术的材料。他是学夸父追日。”
“夸父追日？”我忍不住问。白楚楚的话让我震惊。
“艺术就是孙宇航的太阳，他可望而不可及。难道不是吗？”白楚楚的目光死死咬住我。
“夸父追日也是一种精神嘛。”我说。
“我从未怀疑它不是一种精神，但是，难道要老婆也陪着去追吗？”白楚楚问。
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首先，我无法考证夸父是不是一个已婚男人，如果是已婚男人，我也不知道夸父追日时他的妻子跟着去没有。当然，白楚楚的意思不是要我回答历史或解读神话，她的意思是：还有没有必要陪孙宇航从事创作？
“楚楚，我想问你一句话：你到底爱不爱宇航？”我说。
“如果我不爱他，还会来找你谈这些问题吗？”白楚楚说。
“你既然爱他，你就不应该问这个问题。”我说。
白楚楚听了我的话就哭了。她说：“老可，他孙宇航不可为而为之，是他的事情。他不能因为自己的无能去怪罪自己的老婆，把气往我身上撒嘛！老可，作为一个妻子，我有什么对不住他孙宇航的？我挣钱养着他创作，可还得受他的气！”
“楚楚，宇航生你的气，主要是他有些怀疑你跟你的总经理的关系。他不过是有些醋意，说清楚就没事了。”我说。
“这能怪我吗？老可，一个男人喜欢某个女人，是那男人的事。难道我能阻止别人喜欢我吗？其实我不是不知道我们老总爱我，但我是他的秘书，在他手下做事，在他的公司里领薪水，难道我要他恨我不成？孙宇航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不是想关心我，体贴我，而是讥讽我，怀疑我，跟我吵架，然后酗酒。他是什么画家，分明是个酒鬼嘛！我跟他解释，能解释清楚吗？有时我想，与其背黑锅，不如不背，说真的，有时我真想跟我们总经理上床去，做个既成事实。”
面对夫妻间的情感纠葛，我发现自己是一个黔驴技穷的调解员。
“老可，我累了，很累很累。我甚至想，结束这场令人疲惫的婚姻算了。”白楚楚伤感地说。
“楚楚，难道你和宇航来省城就是为了离婚吗？”我看着她问。
白楚楚泣不成声。
“老可，细细想来，我和宇航都被艺术害了。老可，你为我设身处地想想，为了他妈的狗屁艺术，我被逼得不得不去偷东西，连你的也偷过。我愿意去做一个小偷吗？难道我就没有做人的准则和尊严？说真的，老可，就为我自己的话，我饿死都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可我还有一个丈夫呀。他厚着脸皮，像乞丐一样从这家借到那家。借不着钱，回来就生闷气，越生闷气越画不好画，越画不好越要硬撑着画。你说，我这做妻子的看了能不心疼，能不难过？我想，只要他有作为，我做小偷我也认了。后来我在大家面前出了丑，至今艺术村的人见了我，还仍旧白眼相看。后来你给我提了个醒儿，找了今天这份工作。可是，不愁吃穿的他怎么看我？难道我做过贼他还不甘心，还非得逼我去做娼妓吗？”
白楚楚离去后，我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难道夫妻之间，就不能像朋友一样心平气和地坐在一块谈谈吗？
白楚楚走后不久，孙宇航就又来了。今天他没有握着酒瓶，也没有喝酒。他见了我的面说：“我终于发现了，他们公然在一起亲吻。”
我不知道孙宇航说的他们是指什么。我说：“宇航，你是不是有毛病，别人亲吻关你什么事？”
“别人？什么别人？是我老婆，她公然跟他们总经理亲吻，而且在大街上。”
事情是这样的，傍晚的时候，白楚楚的总经理送她回家，车在巷口停下来时，总经理吻了一下白楚楚，说了声再见，就开车走了。但这一切恰好被孙宇航看见了。孙宇航当时正好从那儿过，一看就来气了，他冲过去时，车已经开走了。我明白了，白楚楚来找我时，是和孙宇航吵过架的。
我说：“宇航，亲吻也许仅仅是一种礼节。你别这样做，就当没看见。你冲上去干什么？揍那个总经理一顿？还是拿块砖头把车的玻璃窗砸烂？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你现在重要的是跟楚楚坐下来好好谈谈。”
“谈什么呀？难道她跟别人上了床，我还要站在门口放哨不成。”孙宇航气呼呼地说。
“宇航，不是这个意思。”我说。
“老可，你别帮她说话了。她白楚楚是看不上我了。你说她怎么问我，她说：‘你真以为你是画家吗？’”
我说：“夫妻之间的气话，当真不得。”
“什么气话？她是从心底轻视我。”孙宇航越说越气。
过了一会儿孙宇航问我：“老可，我是个画家吗？”
孙宇航的话让我不得不重新端详孙宇航，他怎么会如此地不自信呢？我反问道：“宇航，你告诉我你是不是？”
孙宇航重重地垂下了头。又过了一阵儿，孙宇航说：“无可挽回了！无可挽回了！”
“什么无可挽回了？”我问他。
“白楚楚已经向我提出离婚了。”孙宇航说。
“那你是怎样回答她的？”我问。
“我说，那我们一起去死！”孙宇航说。
……
白楚楚和孙宇航的尸首打捞上来时，我才明白，孙宇航说的不是气话，他确确实实想过去死了。可白楚楚却没有想过要去死呀。她想离婚，证明她还想活下去。但法医说他俩是自杀，这不能成立呀。难道孙宇航扑通跳进湖里去后，白楚楚也扑通地跳进去了吗？
我想，是孙宇航强迫白楚楚跳进湖里去的。火化白楚楚和孙宇航哪天，我又见到了法医，证实了我的判断。法医说：“后来经过认真检查与分析，是男的抱着女的跳进湖里的。女的反抗过，男的身上有抓痕。”
证实我的判断后我就沮丧了。作为一个爱情故事，双双自杀该是多么凄楚和美丽。像现在这样子，孙宇航是多么可悲可憎，一个画家，竟成了杀手；白楚楚又是多么可怜，想离婚新生，却遭了灭顶之灾。
死亡本来就不是一件美丽的事情，我们又何必要去杜撰什么美丽。
面对孙宇航和白楚楚的火化在一起的骨灰，我倒是有一个真诚而美丽的希望。那就是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在一个既不存在生存也不存在艺术的世界里，好好相爱。
9
孙宇航与白楚楚的死，让我好长时间没法平静下来。面对越来越恶化的生存，我不得不去考虑，在生命的天平上，艺术与面包，孰轻孰重？
我实在没法称出它们的分量，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没有面包，就不会有艺术。而没有艺术，面包还是可以做出来。艺术的脆弱，正在于此。
迫于生计，我不得不停印我的油印诗刊。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一本油印诗刊的死亡不会引起任何注意。当然，就是它苟延残喘地存在着，它也只能留下一些不足挂齿的文字。在这个时代，写诗，已经是一种个人行为。
我不得不怀疑我在文化艺术村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已经成了一群怪物，文化艺术村的人们啊，你们明了这一点吗？钞票的图案才是这个时代最精美的图画，硬币的叮当作响才是这个时代最动听的音乐。艺术，已经沦落为有钱人手上把玩的瓷器了。
为了一顿午饭，我动用了我所有的智慧。但我一无所获，最后我选择了蒙头大睡，躺着消耗的能量比坐着和站着都要小，消耗的能量小，胃的收缩程度也就会轻一些。
我在饥饿中走到大街上，看到一只狗正贪婪地啃着一根猪骨头。我咽着口水看着美餐着的狗，觉得自己连狗都不如。我找到公用电话亭，拨通了施磊的电话，施磊说：“只有方便面。”我说，“什么都行。”
“如果诗歌不能让你生存你该怎么办？”我问离开文化艺术村后回到自己单位老实工作的施磊。施磊离去后，不知怎么的就对谈论艺术不感兴趣了。他分到了住房，结了婚，过起了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但他还是时不时到西郊文化艺术村来。他说现在他的日子确实不坏，就是缺少一种东西，总感到身上的血液流得太缓太慢。好像什么东西丢失了。不动怒，不狂饮，连大叫一声都不会了。
施磊凝视着我，他反问道：“如果生存让你忘记诗歌了你说该怎么办？”
“过一种没有诗歌的生活。”我回答他。
施磊说：“诗歌不能让你生存，你就放弃诗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是个好主意。”我点点头说。
那段日子不止我一个人对自己的艺术信仰发生了动摇，那时整个西郊文化艺术村都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