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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人员少加上经费的紧缺、政府措施的滞后、民工配套设施的不健全，这都是很重要又必需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说，真正的症结还是在于那些民工自己。
从记者的报道中看到，这里面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多而又多的：为什么那么多的妈妈能有时间打扑克、打麻将却不去看顾自己的孩子呢？为什么其他的民工对别家的孩子如此冷漠呢？为什么在计划生育号召了多少年之后，民工的很多家庭还生３～４个孩子，搞得自家经济紧张，搞得做母亲的手忙脚乱，顾了这个忘了那个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让我们来组织一个互助会或者叫民工管理站，像南京建邺区那里一样，连晚上都有巡逻队巡逻，不让犯罪者得手呢？
在２００多个孩子丢失的情况下，这些母亲和父亲还是如此掉以轻心，如此麻木不仁。真让人看了心痛，不仅是痛心那些丢失孩子今后命运的坎坷，更是痛心这些父母（民工）既不管他人瓦上霜，又不自扫门前雪的那种浑浑噩噩的态度。
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吗？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民工吗？
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３４岁的辽宁盘锦农民律某在６年前一怒之下，用绳子勒死了自己的妻子，６年后被北京地铁崇文门站的民警发现了破绽，最终结束了逃亡生涯。在派出所，经过民警的耐心劝说，他交待了全部的罪行。“我一直觉得我的岳父总在背后说我的坏话，那天正好妻子回家看她的父亲，我就追到岳父家，让老婆跟我回来，遭到了她的拒绝。”就为了这点小事，恼羞成怒的律某残暴地将妻子勒死了。作案后，他逃到北京打零工。实在没钱的时候，还用假身份证到医院卖过血。律某说，他平时和老婆的感情也是挺好的，自己只是一时失手……交待完犯罪事实后，他竟然对警方说道：“我已经承认了，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在出租屋里吃饭的民工家庭这使我们不仅想起了鲁迅先生描写的许许多多中国下层平民百姓——阿Ｑ、闰土、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也想起了继此一二十年后，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之后，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善良的百姓。
杨占友是１９３２年抚顺平顶山大屠杀的幸存者，当时他受了重伤，在死人堆里活了下来。２０年后，他说：
现在回忆起这一段情景，真是不堪回首。万恶的旧社会把我们折磨得只知道当牛马，别的啥也不懂得。日本帝国主义者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敢于这样欺负我们。我记得当时机关枪就架在我们跟前，只隔五六步远，一挺机关枪只配一个刽子手，一共我只看到两挺，但是有人说有五六挺。而日本兵，主要兵力不在屠场上，而在离屠场相当远的两边东、西山头上，目的是看守大刀队，怕他们冲进来营救我们这些被害者。刽子手们怕的是救国军、大刀会，对于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则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们完全知道，就是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不会反抗的。所以，他们才敢这样满不在乎，毫不考虑我们会从他们手中抢走武器。要是在今天，别说是３０００个同胞，就是几十个人，像当时的那样的情况，什么机关枪抢不过来，还能那样老老实实，任凭刽子手像宰鸡宰羊一样宰割，一个个乖乖的躺在刽子手的屠刀下等死。想起这些，真叫人心痛。
陈德贵是１９３７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那一批３０００多人，只活了他一个人，其余全部被日本人所杀害。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大货房里３０００多人，只有３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３０００多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人都能逃出来，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今天住在昆明郊区护福村里的民工们的心态，是不是他们祖辈的遗传？我们该如何总结中国人（中国农民）的这种性格——“缺乏公心”？“缺乏同情”？“任人宰割”？“奴性十足”？“顺从强权”？“反应迟顿”？还是“冷酷麻木”？当年大屠杀幸存者所指出的问题，今天在民众身上同样存在着，只要在护福村的那些地方，能够组织起上百个血性的汉子（一个民兵连即可）日夜巡视，抓到几个拐卖儿童的罪犯，或打伤打死几个，犯罪者马上就会畏惧，情况马上就会有所改观。
在一组互为对手的博弈中，对手总是从对方的表现中寻找策略的，中国老百姓的奴性与不敢反抗，日本鬼子就可以不锁不绑中国人，用几个人屠杀你几千人；同样，拐卖儿童者的行为也建筑在民工的麻木上，他们大白天在人多的地方轻易得手，用一颗大白兔糖换走一个孩子，就是欺负民工们的没有警惕、漫不经心。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的教育必须从民众的劣根性入手，教育他们不要再这样辛苦麻木地生活了。
哎，鲁迅先生的愿望离我们仍是那么遥远！
● 老实孩子张志兵的故事
在浙江省杭州市，我采访了一个２７岁的年轻民工，他在我战友陈楚人家中做钟点工，还干其他活，如卖菜、修理自行车等。他是江西省临川地区乐安县公溪镇人，家中有父母、弟弟和妹妹。
中专文化，不过没毕业，因为家里生活困难，便跑到杭州来打工了。他来杭州是１９９７年７月，书没读完就溜了出来，害得新余远东机电学校的校长、老师都在找他。他当时身上装着要交学费的钱，所以有那么几百块。到了杭州后，找到了一家私人修摩托车的手工作坊，做摩托车的刹车片，这家作坊只有一个老板，一个本地工，加上他一个外来工，包吃包住，每月工资是２５０元。
他这样对我说道：“后来又来了一个陕西人，和我同住８平米的一间地下室。本来伙食就不好，经常吃土豆，一个鸡蛋，一盒饭，那个陕西人不吃肉，我也就没有肉吃。３个月出师后，按计件，能挣到１０００块一个月，但是四五点钟开工，晚上七八点钟收工，得干１４～１５个小时活。累是累，但我得挣钱，因为弟弟、妹妹还在那里上学，需要钱。
“我们没有什么合同，干了一气，我听说外面有的地方工资高，就跑了出去，到一家工厂去组装、包装晾衣器，这家公司叫达隆塑胶有限公司，生产各种晾衣器，每月工资是４５０元，但只上班８个点，打卡，公司挺正规的。是一个温岭老板开的。渐渐的，生意不好，开始是压半个月不发工资，后来两个月不发，不断地拖欠工资。我们车间２０多个人就罢工了，还把这种情况告到杭州市劳动局去，这样才勉强发了一点。不能干了，我于是又跑出来。后来遇到一个叫盈桂林的人，叫我跑传销，结果被他骗去了六七千块钱，把我挣到的钱全骗光了。我到公安局去报案，公安局找我随便问了几下，最后不了了之。
“我后来听说这人跑到了广州，下决心到广州去找他，谁知道广州那样大，在街上转悠了几天，身上就只剩下２００元钱了。因为我不断打手机，被骗子发现了，有一个人来问我：‘你姓张吧？’他说是我报案的那个派出所民警的朋友，说来接我的，结果借帮我买票又骗走了１００块钱，弄得我身无分文，扒火车逃票又回到杭州来了。
“后来我找到了浙江农业大学的一个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当操作工，分装漂白粉，得戴上口罩作业，有活干时能拿到八九百元，没活干时就没有钱。刚去时还发过一回油、两块肥皂、一条毛巾，拿了两个月后没有了。这样，我挂在那儿，上半天班，再在外面干点活，什么擦油烟机、修自行车、卖菜、擦玻璃都干。我在陈阿姨家干钟点工，她想干活时直接传呼我，我就去了，每个小时８块钱，３块钱给家政，我得５块……”
张志兵找了一个女朋友，是家乡隔壁邻居家的侄女，比他小５岁。他女友在１３～１４岁的时候就跑出来了，到温州去当过童工，学缝纫手艺，每月２００～３００元的工资。经人介绍，他们在家里谈好对象，就一齐到了杭州。
接着，问题来了——
他与女友同居，而女友１９岁没到就怀了孕，生下了一个男孩，那是２００１年，现在这个男孩子已经３岁。
由于这个小伙子很老实，干起活来也特别勤快。我战友的爱人很喜欢他，听说他要学车，考驾驶执照，就说：“这样吧，我支持你一下。”陈阿姨给了他一个红包，那里面包了１０００块钱。他千恩万谢，加上自己的２０００多元积蓄，心想学车的钱是够了。谁知这时他回了一趟家，想给孩子报户口，结果不但孩子的户口没报上，还因为没计划生育被罚去了３０００元钱。他实在无法向陈阿姨交待，就向在东莞打工的姑妈去要钱，最后才学成了驾驶技术，拿到了驾驶证。
但是，由于他刚学的驾驶技术，没有车公里，没有经验，没有人要他开车，所以还不能凭这门技术挣饭吃。
我本以为他这时候应当苦尽甘来，命运会发生转机了，谁知仍然是在“艰苦奋斗”之中：
他住的是学校的地下室，每月８０元的租金，学校掏一半，他掏一半，水电费就得自付了，谁知那１０平方米的房子里不断地来人，他的弟弟也跑来打工了，还有表妹与堂弟等，有时候一房子住了六七个人，两张床，每张床得睡３个人，人多时还得打地铺。虽然房钱没有增加，但饭费、水电费用却是很大一笔开支。
这还不是他“艰苦奋斗”的原因，他们“夫妻”两口一月挣８００～９００块钱，加上他们的孩子，三个人生活已经够紧张了，现在却遇到“第四者插足”——这个人已快要来分他们一杯羹——他的女朋友肚子里又怀了一个孩子。
听到这里，我问道：“你的生活已经这样紧张了，为什么那么快就要第二个孩子呢？难道不能打掉吗？”
他却并不在意地说：“有两个孩子不算多。”
“……”
他的父母在农村种地，每人只有８分地，全家也就是二三亩地，只能自给自足，没有余钱剩米。他的父亲不过４７岁，还是个壮年，却抚养不起３个孩子。他１９岁出来打工，他的在小手工作坊中打工的民工妹妹十五六岁，小学还没有毕业也出来打工了，是给人家当保姆。他的弟弟，也是十六七岁，上初中时想出来见见世面，打了两个月的工后，回家不想读书了，于是也到了杭州。他出来前，家中盖房子，欠了一屁股债，直到不久前才还清。他的壮年父母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却在种田的同时还得带４个孩子（有一个是他的，另三个是他姑姑的），恐怕再接下去，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也要生孩子了，还得叫他的父母去带。
张志兵在向我诉苦，他话语平淡，却听到了心中的不平。他说：“我到杭州８年了，看着别人家的生活好，也羡慕，也眼红，自己也想好，就是没那个本事，只得出苦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怪爹妈没生好，条件差，想干什么事都没有靠山，全凭自己傻干。现在不想再去上学了，心野了，只想当个司机，能开个车，就心满意足了……”
他好像是在怪自己的命不好，怪自己没有一个好的老爸，但是在我看来，多生多育才是他家的贫苦之源。他父母由于农村的贫穷，带不动他们兄妹三人，这才没有让他们学到很高的文化和技术。到了他这一代，本来可以走出这个“怪圈”的，可是他才２７岁，他的女朋友才２２岁，都很年轻，就有了两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们总共要生几个孩子才收场。如果也是三四个四五个，他岂不是又像他们父辈一样，进入了一个永远也不能让孩子得到充分教育，永远也挣不到大钱的境地吗？
他从老家走了出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中，虽然可以说他比他的父辈生活改善了一些，却仍然在那里绕着圈圈，一个不能提升自己到高层次上的螺旋。但是这些话我没有说，我知道他听不进去也不会懂，因为多儿多女多得福的观念，在农村有着几十辈子几百辈子的遗传，尽管在他们头上有一条计划生育的杠杠压着。
让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在我采访的上百个人中，那些年纪像张志兵一样大小的青年人，没有一个是没有兄弟姐妹的（少则三五个，多则六七个）——多儿多女给农村带来的是低文化与苦生活——他们像驴推磨那样，永远在同样的怪圈中重复着劳碌也重复着贫穷。
守护在混沌的边缘上
动力系统：
秩序——“复杂”——混沌
物质：
固体——“相变”——流体
计算机：
停止——“不可决定”——非停止
生命与智能：
过于稳定——“生命／智能”——过于喧闹
但所有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朗顿判定：“固体”和“流体”不只是物质的两种根本的状态，就像是水和冰那样，而是一种动力行为的两种根本等级，包括像分子自动机规则的空间，或抽象算法的空间这样彻底的非线性王国的动力行为。他还进一步认识到，这两个动力行为的根本等级存在，意味着第三个中根本等级的存在：混沌边缘的“相变”行为。在混沌的边缘，你会碰到复杂的计算机，很可能碰到生命本身。
难道这意味着有一天你也许能写出相变的一般性物理规律，包括能够解释水的冻结和溶解以及生命起源奥秘的规律？或许吧。也许生命起源于40亿年前的原始初汤，起源于某种真正的相变。朗顿不知道，但他无法抗拒这样的想象：生命确实是永远力图在混沌的边缘保持平衡：一方面始终处于陷入过分的秩序的危险之中，另一方面又始终被过分的混乱所威胁。他想，这就是进化：这不过是生命学得越来越善于控制自己的参数，以使自己越来越能够在边缘上保持平衡的过程。
● 有两股绳在拉扯着民工潮
城市的铁饭碗，把工人、城里人端懒了；农村的一亩三分地，把农民种穷了。同时，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