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mmＨg，全昏迷状态，双肺呼吸粗，生化检查肺功能轻度损害……几天过去了，医院虽大力救治，但患者病情未见好转，雇主交给医院的５０００元钱和患者家庭自己垫付的几千元钱早已用完，医院天天催其父母交医疗费，而这时雇主却不见了踪影。以务农为生的患者父母垫付的钱也是东凑西借的，再回去借钱非常困难，何况儿子的病需要花多少钱还是个未知数，患者父母焦急万分。在病友的提醒下他向新闻媒体反映自己的困境。《新安晚报》年轻记者杨胜同志奋笔相助，写下了“一打工仔昏迷７天７夜”的专题报道。也正是这篇力作，使合肥市卫生防疫站职业卫生科得知该消息，并立即展开职业卫生专题调查。
赵云工作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工作现场是个１００平方米左右的院子，里面各种回收的塑料品堆积如山，包括一次性塑料口杯、饮料瓶、各种化工原料和试剂瓶等，据赵云父亲介绍，这些回收塑料，先由一个１６岁的孩子进行分拣，再由赵云进行破碎。其作业场为半敞开式作坊，分拣间为三面封闭，其东面和北面为竹笆围墙，破碎在敞开的竹笆棚下进行，南侧与西侧的太阳光可以直射到破碎机上。现场无任何防护、除尘、排毒设备，无防暑降温措施，塑料破碎后也未进行任何消毒处理。工人住房内闷热异常，其温度与室外温度相差无几。查气象资料表明，７月８、９、１０日三天，合肥地区平均气温在３５度左右，白天最高为３７度……
这个案件经法院最后裁定，判决被告承担赵云医疗费用1。3万元，尽管误工费、营养费等相关的费用都没有得到赔偿，但也是合肥市历史上首例个体及私营企业打工者健康损害要求赔偿完全取得胜诉的案件。
不过，直到法院判决时，赵云却仍然没有恢复，他只能断断续续吐３到５个字，严重失调，无法站立，加之他在医院里已花掉了２万余元，无法再负担高额医疗费用，他已于１０月１日自动出院，治疗被迫停止。
例子二一名深圳打工仔苯中毒酿成白血病。
１９９８年２月５日，张家祥应聘到深圳龙岗爱联台湾工业区志得利电子厂任车间主管。该厂主要生产导电橡胶，原料采用硅橡胶。张家祥的工作除了管理车间外，还兼教新进厂的工人完成后道工序——丝印、喷油，而油墨需要加入一定数量的苯。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日，他离开了志得利电子厂。据称，他离开工厂的原因不是该厂工资不高，而是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如经常头晕、牙龈出血等。他曾到私人诊所求诊，医生量得他的血压很高。向老板请假看病，老板总是不批。联想到老板不把工人当人看，对他也动辄破口大骂，甚至长时间罚站“反省”，他就干脆辞职了。
４月１日，张家祥应聘到龙岗丰田丝印厂工作，干的活与志得利厂相同，但工作环境和待遇却比原厂好得多。
同年９月４日，他陪同女友到龙岗妇幼保健医院看病时，一医生见他脸无血色，且指甲发白，便建议他抽血化验。化验结果一出，医生就告诉张家祥，他的病耽误不得。第二天，张家祥住进了龙岗区人民医院。经血液病专家会诊，结论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他的血小板只有正常人的１／２０，属危重病人。在病床上躺了１２天，张家祥便出院了，因为付不起巨额医疗费。这时结账共５４００元，张家祥还是向厂里借了４０００元才付清出院的。１０月８日，张家祥带着仅有的９００元钱，慕名到省职业防治病医院求医。医院考虑到患者病情严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还是把他接收了下来。人间毕竟还有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张家祥这次住院差不多一年时间，已拖欠了医疗费用７万多元。
据广东省卫生监督二所副所长、省职业病防治院副院长、全国基层卫生防疫管理学组委员黄汉林在接受采访中称，张家祥的病因与丰田丝印厂无关，其染毒源在志得利电子厂。但是他在申请劳动仲裁时被驳回，因为该厂声称已同张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并向当事人下发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张家祥又转告丰田丝印厂，仲裁委作出裁决，要丰田厂先行垫付张家祥急需医疗费１８万元，丰田厂不服这一仲裁。
几次落空后，精疲力竭的张家祥又将志得利电子厂告上法庭。２０００年５月３０日和７月２８日，龙岗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被告律师认为原鉴定不具法律效力，应由司法机关重新委托有关专家鉴定，法官也建议原告撤诉。“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此案必须通过劳动仲裁法院才能受理。”而根据《劳动法》规定，张家祥若申请劳动仲裁，则早已过了申请时效。希望再一次落空，此时的张家祥已经万念俱灰、一筹莫展。
例子三江西金矿工人得了矽肺病。
１９８７年，江西农民朱淼生抱着发财致富的梦想，去乡里开办的金矿当了一名工人。虽然累点苦点，几年下来倒攒下了一笔钱。１９９２年，他请人打下地基，准备盖一幢新房。然而直到今天，新房还是只是地基，朱淼生却已死去多年，前不久，家里为他迁坟时发现，遗体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那已缩成鸡蛋大小的肺块，仍如石头般坚硬，锤打不烂。
１９８６年，江西省修水县土龙山发现了金矿。当时朱淼生他们全使用干钻开矿。由于在高浓度的粉尘环境下作业，１９９３年就出现了第一批矽肺病人，后来发展到２８１个，疑似矽肺病人９９个，其中２５人已经死去。也曾有人因采金而富裕过，但矽肺病把他们再次抛进了贫困的深渊。他们跑到乡政府去讨说法，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自己在山上挖金得病，找哪儿也没用！”无奈之下，他们将乡政府告上法庭，结果每人得到８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元的一次性赔偿。但这对于得矽肺病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中国工伤事故的频发与增加，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吉姆？约翰逊在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８日发自深圳的报道上如此说道：
根据中国媒体透露的数字，今年大约有４万名中国工人的手臂、手和手指被机器压碎或切断。大多数工伤事故发生在拥有重型冲压设备的金工车间和电子工厂，拥有皮革切割设备的制鞋厂和手提包厂以及拥有高温燃烧机器的玩具厂和工业塑料厂。
在深圳医院的病房里，受伤工人告诉记者，工厂管理人员拆除了机器上影响产量的安全装置，让工人在不安全的设备上工作。一周苦干近百个小时的工人由于劳累过度而头晕目眩，一不留神就被机器切去了手指。
地方官员通常故意忽略可怕的安全状况，担心工厂老板将工厂迁往别处。他们将受伤的民工送回偏远山村，将工伤造成的沉重负担转嫁给贫困的内陆省份。
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陈嘉威（音）说，小工厂老板对全球顾客没有任何优势，他们总担心被其他供应商取代，因此想方设法快速挣钱。该委员会负责监控大陆工厂的劳动条件。
中国媒体将浙江省阳康称为“切指城”。据报道，阳康有７０００家制造各种工具的小工厂，这些工厂每年有大约１０００名工人被机器切断手指。
对年轻人而言，失去一只手无疑于厄运来临。在每年有２０００万名健康人四处找工作的情况下，工厂老板从不雇用残疾人。肢体残缺的工人往往陷入了孤苦伶仃的状况。
２８岁的孙宏远（音）说：“没有钱就很难找到女朋友。”他几年前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右手。
工伤事故对农民来说也是一场灾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于中国实行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只有一两个孩子，他们只得依赖孩子养老。
北京地质大学工作场所安全学教授罗云（音）说，一些工人宁可死去，因为这样他们的父母可以一次性得到一笔赔偿金。
罗云说：“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我们死得起，但我们伤不起。’”
● 职业卫生立法势在必行
《健康报》社的王晶珠；是位相当热心于民工健康、呼吁职业卫生立法的记者，她写过多篇文章，揭露了许多民工被伤害的事实：
１９９７年冬，王晶珠随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卫生部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调研组赴全国部分省市，目睹了从事各种有毒有害作业人员的工作现状，听到了要求以法律来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的强烈呼声。
那眼神让人忘不了
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记者见到了劫后余生的罗茶花时吓了一跳，这位２２岁的年轻女子满头秀发已经脱光，严重的色素沉着使她的周身皮肤变成浅棕色。她说入院前在广东一家电子厂洗线路板，厂里没有谁告诉她“洗板水（三氯乙烯）有毒，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不久，她出现严重的皮肤损害，并发肺炎，被送到职业医院时，已奄奄一息。经过４个月十几次抢救，她虽然脱离了死神，但背着１０万元医疗债务，再看自己这模样，未来的日子真不知如何面对。
记者在这家职业病医院的死亡档案中还发现一份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资料：龙荣，男，未满１６岁，广西人，在深圳打工仅半个月即三氯乙烯中毒，浑身出现皮疹、感染、化脓。来院时高烧、严重肺昏迷，两天后死亡。该院院长黄汉林告诉记者是借别人身份证出来打工的，死的时候还不到１６岁生日。他两眼睁得大大的，那眼神让人永远忘不了。
据介绍，像三氯乙烯这样的有机溶剂在广东省职业中毒病例中占很大比例。这些进口化学原料多以商品名或代号出现。因不明其成分，往往出现了中毒事故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广东出现了７起二氯乙烷中毒，导致３６人中毒，９人死亡。而引起中毒的原料外包装上只有“ＡＢＳ５１４胶”字样。还有的企业老板故意向工人隐瞒原料的毒性。深圳辉开电子厂使用的美国壳牌正己烷标签上本标有“该化学品可致不可逆的肢体残疾”，厂方却把这些标签全部撕掉，使工人在一无所知、毫无防范的情况下，甚至用正己烷洗手、洗饭盆，以至造成震惊全国的７６人正己烷中毒事件。
据了解，新加坡早在８０年代已禁止使用三氯乙烯，但目前在我国投资企业仍在使用三氯乙烯。近几年，三氯乙烯等有机溶剂在发达国家禁用，而我国的三资企业却在广泛使用。１９９０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公约》，对化学品的分类、标识、供货人的责任以及安全使用等都有明确的规定。难道国际公约在我国失灵了？劳动卫生专家指出，有关法律必须明确规定，进口有毒化学品一定要向当地职业卫生管理部门申报备案，提供包括内含成分、危害防护措施、自救知识在内的中文说明。
靠山“吃山”得不偿失
虽然是隆冬季节，贵州的山山水水却依然迷人，可当汽车驶入山坳时，记者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秀美的青山被削去了一半，露出了白花花的石头，大小烟囱林立，浓烟滚滚。
贵州已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就有６４种，其中已有１５种居全国前５位。渴望富裕的农民靠山吃山，小采矿厂，小冶炼厂，小化工厂遍地开花。据统计，全省１１５万名厂矿企业职工中，有６０万人从事着有害作业，占５０％以上。
从周围草木上落着的一层厚厚的水泥尘，就能猜到这里一定有一家水泥厂。车间里弥漫着呛人的粉尘，操作工人连睫毛上都挂满了灰，简直成了“灰人”。有的戴着脏兮兮的口罩，更多的人干脆不戴，还有的人赤脚踩在水泥里干活，行家一看便知，这种已被淘汰的立窖烘制工艺粉尘浓度肯定超标。工人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最短半年就可能成为矽肺人，而像这样的小水泥厂仅遵义就有几十家。
花溪是贵阳市郊著名的旅游胜地，但全区却散落着许多职业危害相当严重的企业，经常发生安全事故的小煤窑就有８０多个，既损害职工的健康，又污染环境。在花溪公园不远处就建有一家黄磷厂，周围总散发着刺鼻的气味。且黄磷属危险品，遇空气会自燃，无异于在旅游区安了一颗定时炸弹。该厂的负责人颇为得意地说：“我厂的产品出口美国、新加坡等许多国家。”其实很多国家并不缺乏磷矿，但宁肯花钱进口，也不自己生产。这其中的原因可想而知。
近年来，各地经济迅速发展，但职业卫生工作往往没有跟上，一旦谈到关闭职业危害严重的企业，一些地方政府负责人首先想到的是将损失几十万的财政收入或几百万的税收。然而这种以牺牲职工健康和环境为代价的创收又能维持多久呢？贵州全省目前在册的尘肺病人就有５０００多，平均每人每年生活补助费不低于１万元，一年就是５０００万元。全国现有尘肺病人４０多万，并以每年１万的速度递增，对国家是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收入要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７０％～８０％，像贵州这样有着丰富旅游资源的地区，如何利用其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回报肯定比开办有职业危害企业丰厚得多……
王晶珠了解到的现象和提出的建议，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与前瞻性，这些在发达的资本主义解决了的问题，在我们国家才刚刚提出，这是随着民工潮的出现而出现的具体问题，我们当然不能责怪政府为什么事前没有想到要从工伤事故方面去立法。
不过，随着这工伤事故的增加，民工们用自己的生命在促成有关法律和规则的形成，这无疑也是一种进步，例如，在深圳最近出现了员工制的保姆，这种保姆不仅是某个雇主家的家政服务员，而且是深圳佳居乐家政服务公司的员工，与公司签订有正式劳务合同，是作为员工派驻到雇主的家从事家政服务的。据家政乐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与员工制保姆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就为他们购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保姆负担三分之一，大约每月70多元，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