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记忆，作家本人的女性主义观点早就反映在小说《喜福会》中：“那就是中国。那就是当时的人们所做的一切。她们没有选择。她们不能言说。她们无法逃脱。那就是她们的命运。”谭恩美将女性的痛苦归因于那个时代的中国父权和夫权，以此赢得了关注的目光。
其次，谭恩美在作品中以东方主义的视角表述了记忆中的传统中国饮食和迷信文化，进一步吸引了西方读者。有关中国饮食和迷信文化的描述，更生动体现了谭恩美作品有关中国文化诠释的真实性，更能激起西方读者对有着古老历史的中国的好奇，更容易衬托西方的文明与进步，从而可以印证美国主流文化的东方主义话语的正确性。事实上，美国对待中国的东方主义话语19世纪以来已日渐成型。19世纪后半期，大量的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从事开矿、筑路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美的中国女性大多从事地位低下的洗衣、卖淫等工作。然而，在当时的经济危机中，美国主流社会认为，中国人抢走了美国白人的工作机会。中国人成了当时经济危机的替罪羊。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了一项排华法案，限制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数量和阶级背景。中国人已然成为美国社会的“他者”。谭恩美在作品中通过对中国饮食和迷信的描述，从更具体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在美国这样一个现代、文明、发达国家面前的“他者性”。例如，在《通灵女孩》中，李宽带着她的胞妹奥莉维娅和奥莉维娅的白人丈夫西蒙回到阔别已久的中国故乡，家乡的好友杜丽丽用一种特殊的“泡鼠酒”款待他们。喝过之后，奥莉维娅和西蒙才发现在盛酒的酒瓶瓶底有一只已经被浸泡了20多年的老鼠。他们“彼此看看对方，开始大笑，直到哽住，用手紧紧抚慰自己的胃部”，庆幸自己还活着。在该小说中，还有一幕李宽回忆杜云和大妈杀青蛙、烹饪青蛙的详细描写。这种对中国人杀青蛙如此之熟练程度的描写，说明青蛙是中国人的餐桌上常见的膳食。另外，还是在这部小说中，有中国人在市场上向奥莉维娅和西蒙兜售猫头鹰以作食物的描写。那位手持猫头鹰兜售的中国男子告诉他们，吃食猫头鹰可以“给你力量和雄心”，而且“对提高视力有好处”。奥莉维娅和西蒙买下了那只猫头鹰，然后把它给放了。在该小说中，谭恩美还通过奥莉维娅的眼睛，描述了大妈的遗体入棺前被穿戴服装的过程。大妈的头用纸掩着，上身着七件衣服，下身穿五条裤子，棺材旁还系着一只活公鸡。这样，大妈便可以顺利完成去阴曹地府的旅程。杜丽丽和李宽两人带有戏谑性的质疑指出了中国迷信的荒谬。谭恩美从细节上着手，对中国人的饮食和迷信进行了戏谑性的描述，这正是西方主流读者所期待的。
最后，谭恩美通过再现其作品中人物的经历和记忆，重述中国近现代史，进一步吸引了西方主流读者。在作品中重述中国的近现代史，特别是重述有美国人参与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是谭恩美创作策略的另一个吸人眼球的亮点。在《灶神娘娘》中，谭恩美通过江薇莉的回忆，再现了日本的侵华历史。评论家贝拉·亚当姆斯通过研究认为，小说《灶神娘娘》的价值就在于它再现了“世界上那一特殊阶段的历史，也就是日本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对中国的侵略”。在该小说中，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最终由于美国飞虎队的到来被打跨了。在《正骨师的女儿》中，也有有关日军侵华的描述。在龙骨山附近的基督孤儿院门前，日军用枪射掉了一排美国国旗。孤儿院的美国人古里托芙小姐拼死保护56名中国女孩，如此等等的有关美国人参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的描述旨在说明中国人，正如斯皮瓦克在《属下可以言说吗？》中所指出的那样，“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代表，”美国是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救星”。美国主流读者对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美国人参与的中国历史事件的了解由此可以更加确认美国在中国面前的代表性。谭恩美作品在美国主流读者群中影响的广泛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想象：
匡正西方主流文化传统偏见的原动力
不过，谭恩美并不一味以迎合西方主流读者的口味为其创作目的。她运用中国文化以迎合主流读者的创作只是其以退为进策略的第一步，是其颠覆美国东方主义话语、打破华裔女性“滞定型”形象的前奏。可以这样理解，吸引主流文化的注意是为了更有力地匡正主流文化潜意识层对中国女性既定的偏见。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女性的偏见由来已久。华裔美国学者林胡平在其1998年出版的著作《幸存于金山：华裔女性历史及其生活》中指出：“尽管华裔美国女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她们在流行文化和历史作品中的形象仍然被歪曲了。事实上，自从中国女性到达美国大陆的第一天起，她们就被美国民众定格为具有异国情调、颇具诱惑力的玩偶。”根据华裔美国评论家林英敏的研究，“在美的亚裔女性有两种滞定形象，代表两个极端：妓女/圣母或‘阁楼上的疯女人’/‘屋内的天使’。在这一系列的一端是龙女形象，一个恶魔似的女性傅满洲。她那鹰爪一样的手指有六英寸长，紧身的旗袍一直开到大腿，一边充满诱惑力地微笑，一边对着足有一只脚长的烟具吐着烟圈，那种样子可以轻易毒害一个男人。这样一个东方妖女，令人着魔的同时而又充满危险。而在另一个极端则是害羞的莲花或中国娃娃：矜持、小巧、温顺。她很谦逊，一边摆弄纤细洁白的玉指，一边窃笑，总是走在男人十步之后，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她全身心地伺候他。”这两种华裔女性的滞定型形象是美国主流文化、东方主义话语的典型代表。谭恩美在其2003年发表的非小说著作《命运的另一面》中有这样的表述：“幸亏有我的母亲，我被培养成一个有无限想象力的人。”具有大胆想象力的谭恩美在其作品中还是通过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重述和移植中国神话、借用中国迷信，从而有力地打破了华裔女性的那两种滞定形象，为华裔女性正名。
谭恩美在作品中重述古老的中国神话和传说，并加以移植，真切地描述了中国女性在父权和夫权制社会中抗争命运的不懈努力，重塑了中国女性形象。在小说《喜福会》中，谭恩美重述了中国的古代神话嫦娥奔月。小说中，英英回忆幼小时随家人于中秋时节去太湖游船赏月，不慎落水，被渔人救起，送至湖岸，迷失了回家的路，偶遇中秋夜晚民间表演——嫦娥奔月。她观看到嫦娥如何偷吃王母娘娘送给她丈夫后羿的仙桃，然后不由自主地飞上天，最后独自待在月宫，孤独、无奈，备受因自私而应得的惩罚。此情此景，英英顿生同感，她想对嫦娥倾诉自己的秘密，待她接近嫦娥，却发现“她”是位刚刚卸了女装的男人，顿时失望至极。后来，家人找到的英英再也不是原来的英英了。谭恩美重述嫦娥奔月的神话旨在传递这样的信息：那是一个男权社会的衍生物，嫦娥的自私是男性社会强加于她的，而且嫦娥奔月的神话被男性社会用在舞台上再三呈现，因此，女性的“她”是由男性来定义的；英英的失望是对男性社会的失望，在这样的社会中，她失去的是整个世界。幼小的英英期望自己被社会发现，而不是一味听从父母的教化：“男孩可以跑着追赶蜻蜓，因为那是他们的本性。但是女孩就必须保持安静。如果你安静足够长的时间，蜻蜓也就看不到你了。然后它自己会主动飞近你，躲藏在你的影子中了。”谭恩美在1990年接受采访时谈到《喜福会》中英英偶遇嫦娥奔月表演的情节时说：“那是完全想象得来的，然而我母亲读到时却说，‘我知道这从没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从未去过太湖；也从未见过嫦娥奔月的演出，然而我感觉我就是那个小女孩。’这个故事对我母亲来说，在情感上完全真切。”谭恩美的母亲在情感上与小说中的女孩英英同化在根本上说明中国女性有真切的生活渴望和情感。在《灶神娘娘》中，谭恩美重述了有关灶神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通过重述，谭恩美成功塑造了江薇莉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小说的结尾，江薇莉给女儿珍珠买了个无名的女神像，把她供奉在本该供奉灶神的神龛内，将她命名为莫愁女神。灶神传说中，张姓男子挥霍无度，并且娶妾、休妻，落难时遇前妻相救，羞愧难当，躲进灶堂，化为轻烟，却被玉帝封为灶神。江薇莉个人年轻时的命运就如灶神传说中张夫人的命运，丈夫文富经常对她性虐待，责骂无常，并且将情妇带回家生活。江薇莉欲逃脱不幸的婚姻，却被丈夫送进监狱，离婚后移民美国前，又遭丈夫的强奸，并因此怀孕，生下女儿珍珠。江薇莉的坚强和其不让女儿重复灶神之妻命运的努力壮大了中国女性的形象。在谭恩美那颇具超凡想象力的笔端，无论是英英，还是江薇莉，或者小说中其他的中国女性，她们都更改了西方主流读者心中的中国女性的既定形象。
同样，谭恩美还利用中国迷信，充分发挥想象力，进一步打破了美国主流社会潜意识中形成的中国女性的滞定形象。在《通灵女孩》中，谭恩美赋予李宽以一双能和阴间的鬼魂沟通、看到前世今生的“阴眼”。李宽利用迷信帮助自己的胞妹奥莉维娅完成与白人西蒙结婚的愿望，并在他们的婚姻接近崩溃之时说服他们回到自己的中国故乡旅游；而后，当他们的感情有了转机之时，她却神秘消失。奥莉维娅与此同时有了身孕，她相信那是姐姐送给她最好的礼物。《正骨师的女儿》中的宝姨也是利用迷信，在自己的女儿欲与自己杀父仇人的儿子订婚之时利用男家害怕她的鬼魂日后会不停地干扰他们家的生活，选择自杀来挽救女儿的前程。李宽和宝姨这两个人物形象深深肯定了中国女性的正面性，她们不是邪恶的龙女，更不是害羞的莲花。她们对家人的爱之深、对仇人的恨之切进一步颠覆了美国主流文化所持的东方主义话语。
三、现实：
挺进西方主流文化中心的坐标
谭恩美的小说创作并不只停止于打破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女性的传统偏见，其目标更远。用她本人的原话，“如果我不得不给自己某种身份，我会说我是一位美国作家。……我相信我创作的是美国小说，因为我生长在这个国家，我的情感、想象和兴趣都是美国人才有的。我的特征可能是华裔美国人，但我认为华裔美国人也是美国人。”她特别反感主流评论家们将她的作品一味地以非小说，描写文化冲突，移民，或以族裔文学为主题等等的分类将她的作品边缘化的倾向。她在多个场合再三强调，她创作的是美国小说，如果她对移民和文化冲突等等了解很清楚的话，那她就是一位社会学家、政治家，而不是一位作家了。她认为当代作家有必要说出自己的创作目的，“那样可以作为矫正他人对他们创作目的的妄自揣测。”因此，谭恩美创作小说以挺进主流文化中心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
现实生活中，谭恩美是华裔，就像其他当代美国作家如托尼·莫里森一样，选择自己熟悉的环境和人物作为对象进行创作，她因此选择华裔美国人这个美国特殊群体进行创作。我们不能因为她们的创作对象不同就否认其中某位作家创作的不是美国小说。作为女性，谭恩美从自己在美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关心周围与自己一样的女性的生活现状，挖掘女性创作题材，创作美国小说。
细读谭恩美的五部长篇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对当代美国人之间情感和关系的探索是其小说创作的最大主题。尽管小说背景都与中国有关，但她关注的一直是当代美国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包括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夫妻关系、情人关系、朋友关系等等。她将当代美国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和内心纠葛一览无余地展现给读者。在前四部小说中，她突出了对母女关系和姐妹关系的探索，捕捉到了当代母系文学话语的显著特点，顺应了女性主义的运动，凸显了当代美国文学中强韧的华裔女性形象。在最新出版的小说《救鱼不溺死》中，她则聚焦于当代美国人之间的夫妻关系、情人关系和朋友关系，将一个后现代式的当代美国人的内心情感细腻、真切地刻画出来，反映出一种后现代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小说中，十二位美国人在他们的朋友兼导游六十三岁的华裔美国女性陈碧碧意外死亡后，按照事先的日程由中国边境进入缅甸，坚持自发旅游。经过旅游中种种意外经历之后，夫妻、情人和朋友之间都有了新的了解、新的发现。在这部小说中，谭恩美借陈碧碧之口述说了当代美国人的内心情感：“当你生命中所有失去的东西被发现之时，将它们用记忆和理智的胶水拼贴在一起，你将会有新的发现。”
同时，无论是从小说的标题，还是从小说的故事情节来看，谭恩美在其最新一部小说中都是在用一种中国佛家的思想来考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在小说的扉页，谭引用了无名氏讲述的一则故事：一位虔诚的人教导自己的门徒：夺人之命，恶也；救人一命，善也。因此，他每日用网去湖中取鱼，好让它们不至于溺死在水中，可很快发现，鱼儿离开水后，却溺死在空气中，他只好把鱼拿到集市去卖，然后买更多的鱼网用来救更多的鱼。同时，作者在该页还援引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小说家、评论家和剧作家加缪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的恶事总是来自于无知，因此，良好的用心也会因为缺乏理解而铸成大错。”无论是无名氏的故事，还是加缪哲理性的话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中国佛家的思想。中国文化又一次被谭恩美巧妙地用来服务于她创作的目的。
评论界对谭恩美的创作早有这样公允的评论：“事实上，谭恩美开始创作的是一种美国文学的新样式。”“谭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