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说：“不住招待所住哪儿？”
王先生拿了我的身份证去服务台办住宿手续。王先生的表弟突然在我身后说话了。
“北京不是很好找住处的，五十块钱的标准想住带卫生间带电话的房子太难了。我
费了很大劲。”
“五十块钱一天？”我问，“你还知道什么？比如我每天吃饭的标准？”
“我不知道。我表哥只让我帮忙联系住处。”
我再次沮丧得说不出话来。谁让我在武汉不当着郭主任的面请金经理说个住房标准
呢？我太没经验太善良了。
房门开处一股招待所味道冲面而来，王先生赶紧闪到一边让气味跑掉，我说：“宾
馆就不会有这种味道。”
王先生说：“宾馆有宾馆的味道。都有味道。”
王先生在房间视察了一圈。拿起电话听了听。开了一下电视。冲了冲抽水马桶。最
后站在房中央拍拍手上的灰，说：“真不错。都没坏。”
我按了按床垫，还比较柔和。我一屁股坐上床，耸了两耸。踢掉鞋子。“就这样吧。”
我说。
“这里真不错。地点多好，出门走十分钟就是王府井，购物旅游特别方便。”
王先生从箱子里取出一只小皮包。给了我一千块钱。我写了一张简单的收据，手续
就清了。我的心情随之好了许多。我从床底下勾出拖鞋，趿上，准备到王先生房间视察
一番。
王先生锁好箱子。说：“你休息吧。我得另找住处。”
我跌回床上。
王先生苦着脸说：“我是来谈生意的。我必须住在方便工作的地方，你需要住在方
便游玩的地方。金老板就是这么交代的。”
我站在窗前，看着王先生和他表弟并肩走出招待所。他们满面喜色交谈着，上了一
辆出租车。两小时之后，我被电话铃吵醒。王先生在电话那端说：“我住在西苑饭店。
电话是八三八０二二七转一五０一房间。有事随时联系。］
挂上电话后我穿着拖鞋就下了楼。我问总服务台一个年轻男孩：“西苑饭店几星级？”
男孩说：“四星。”
旁边一个小姐纠正道：“三星。”
男孩说：“老三星新四星，你知道什么？”
小姐坚持：“就是三星。”
无论三星与四星，关键在于西苑是有星级的。王先生将我扔在招待所。自己住到离
我很远的星级饭店去了。资本家的狗崽子。奸商。我在火车上作了那么多努力，他还是
对我毫无感情。社会真是挺复杂的。我一路上都有点儿内疚，对我们领导，对金经理和
王先生，我想我太调皮捣乱了。此刻愣在招待所肮脏的大厅里想想，不内疚了。比起我
们领导的精心策划，比起金经理的吃小亏占大便宜，比起王先生的阴险自私，我做得很
不够。
当我再次听到电话铃声，已是次日早上七点半。
“喂。”
“早上好眉小姐。”
王先生肯定享受了一番人生乐趣，他的嗓音清新豁亮，中气十足。
“得了。叫我眉红。”
王先生不介意。继续精神饱满，语气坚定地说：“起床吧。德方（进口的是德国棉
花）已经知道你到京了。他们今天九点钟等你。”
“可我今天要去长城。”
“眉小姐。长城改天去吧。你是我们请来的专家呀。”
专家住招待所？话到嘴边没说出来。木已成舟，多说没意思。
“喂。”王先生等了一下，着急了，“喂喂！”
“说！”
“你打的去，别挤公共汽车。太累了。”
“知道了。”
我一听好话气就消得飞快。我说：“行了。我九点准时到。”
“眉小姐等等。”王先生在寻找措词，“为了长我们的民族志气。为了，为了我们
企业的利益。希望你坐高档一些的车，北京出租车有奔驰，你尽量打奔驰或者打丰田。”
我悔恨得牙根发痒。我哐地挂上电话，缩进被窝睡觉。电话铃沉默了片刻又响起来。
我用指头捂住耳朵。等我松开手，电话铃还响着。我朝电话扔了一个枕头。铃声在枕头
底下固执地发出蛐蛐一样的叫声。我只好拿起话筒。
“眉红同志，”王先生到底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教育，关键时刻还是用同志称呼。
王先生郑重其事地说：“眉红同志，通过接触，我已经认识到你是一个坦率直爽单纯善
良的好同志。你生我的气我不怪你。只希望你理解我是受雇于人
的。我是替人家打工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少说两句好不好？”
“好好。打的一定打奔驰或丰田，到时候的票实报实销，在那一千块钱之外。”
可是我没那个富贵命，我光是看见日本小车就晕，别谈坐车。奔驰我只能坐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马上晕，我习惯了国产车的颠簸，进口的不颠簸我反倒受不了。今年北京流
行面的，一种黄色小面包车。十块钱起价，八公里才跳字，每公里一块钱，颠簸程度不
轻不重。我喜欢坐面的。
“我准备坐面的。”
“眉红，别这样。你要是坐面的，我回去准被炒就鱼，我们金老板最重视包装了。
在火车上你不是说过拳王的事吗？”
霍氏前拳王的不幸，看来已是我们全人类的不幸。
我说：“问题是我晕进口车。”
“吃药嘛。买点晕车灵晕海灵，开发票，全给报销。”
“王先生，你吃药我给报销好了。”
我再次挂上电话。然后把话筒拿起来搁在了一边。
我坐在一辆天津产的黄色小面包里出发了。我决不为了金老板的脸面而吃药伤自己
的身体。面的跑了大半个小时，我头不晕心不烦。司机朴素，随便，和蔼可亲。
车上三环路后，我眼前开始晃动德国人那苍白的脸浅色眉毛灰色眼珠。他们背着一
双戴了白纱手套的胳膊，昂首挺胸，在窗前凝然不动地盯着我。
我问司机到达目的地还需要多少时间，司机说五六分钟，我犹豫了两分钟，在路边
下车了。
我在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下换了一辆奔驰车。三分钟后，奔驰滑冰一样悄然停在一幅
紫红色楼房的门厅前。一位身着白色制服，制服上缀着流苏的中国小伙子上来为我打开
车门，在我钻出车门时，小伙子将手掌贴在车门顶上。最初一刻我心里咚咚跳了两下，
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旋即便理会到我在享受一种待遇，他怕我碰了头。曾听人讲过中央
首长就是这么出车门来着。
“谢谢！”我淡漠地说。人一享受某种待遇，就自然生出了某种派头。
此后一连四天，我都在那幅花哨的巨大广告牌下换车。有一次，居然又遇上了第一
天坐的那辆奔驰。司机认出了我。主动说：“小姐您好。”
我也认出了司机，便回了礼。“师傅你好。”
“老地方吗？”
“对”
司机很潇洒地扶着他轻灵的方向盘，轻车熟路送我上班。
和我打交道的德国人果然与我想象的一模一样。他若是穿上黑色制服，活脱是个党
卫军。他替我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我离开时他站在我身后为我穿大衣。但他从来不笑。
他站在阳台上注视着我的来去，眼睛像太阳底下的玻璃珠子令人眩晕。做实验时他配合
我，有一次他提前从烘干机中取出了棉花，我马上告诉他这不行。哪怕只提前半秒钟，
我都不会在实验报告单上签字。我想我的确大长了
中华民族的志气。
最后一次去做实验。我又遇上了我熟悉的奔驰。给我的感觉是它好像在哪儿窥视着
我。我穿着高跟皮靴的脚刚从面的上探下来，它就无声地朝我开来。
司机说：“小姐您好。”
我说：“您好。”
“老地方吗？”
“对。”
三个小时之后我走出大楼，发现这辆奔驰在等我。司机为我开了车门，引得穿白制
服的小伙子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司机说：“小姐请上车。”
司机一口油滑的京片子。头发吹得一丝不乱。真丝前克。中指上戴了一枚澄黄大戒
指，我的司机多时髦多体面——是他自己把出租车弄得像我的私人车了。
“小姐您想去哪儿？”
我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了。他提醒了我。我的工作完成了。旅游正式开始。七夭
来，我每天经过马甸桥。每每路过，心总是一动。我说：“附近有座马甸桥吧？”
“对。就在前边。”
“那就去马甸桥。”
“马甸桥哪儿？”
“就是桥。”
“好咧。”
马甸桥成了我游览的第一个景点。几年前，我匆匆路过北京，和一个北京的朋友在
桥上散过步，伏过桥栏杆。伏在栏杆上看月亮。那夜的月亮大而圆，清辉凌凌。我在翌
日早晨就要离京。朋友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走了，北京就成了一座空城。”
我相信物质不灭定律。声音是一种物质。这句话既出了口，声波将从此回旋飘浮于
空中。我想再次触摸这句温暖的话，触摸那种真诚的心情，以慰我连日来在一系列虚伪
中度过的痛苦。
司机今天很喜欢说话。
“您住马甸桥附近？”
“不。”
“您是北京人吗？”
“不。”
“您在马甸桥要我等您吗？”
“不用。”
“您又要换车？”
我拉长声音说：“对了。”
司机诡秘地笑了。“小姐您是安全部的吧？”
这想法不错。到底是北京司机，政治敏感性极强。
“你怎么看出来的？”
“咱见的人多了。”
“敢情你这几天在主动为安全部提供一流的服务？”
“我这人喜欢冒险。我希望丰富自己的阅历。男人嘛，总应该见多识广。”
“太好了。见多识广的人一定懂得冒险行为要适可而止。秘密知道得越少越好。”
司机立刻收敛了笑容。“当然。小姐，我是和您开个玩笑。其实我对您一无所知。”
我说：“没关系。我也是开玩笑。”
奔驰差一点撞到马路中间的分隔栏上。我说：“你放松一点。我真是开玩笑。”
司机点头，不吭声，脖子挺得僵直。他不相信我的真话。我本是一个搞棉检的工程
师。坐奔驰已超过五分钟。不开玩笑容易晕车。我不愿意吓唬一个对我热情周到的北京
司机。他仅仅有点自以为是。不算大毛病，谁不有点自以为是？
下车时我说：“对不起，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我是一个工程师，不是特工。”
司机说：“是误会。您走好。您说的我都明白。请您忘掉我本人和我的车号。”
“可我根本就没记住。”
“那就谢谢您了！”
一切口舌都白费了。没有人相信真话。我上了马甸桥，看见我的奔驰箭一般离去，
消失在北京车的海洋里。
我伏在马甸桥栏杆上怀念着我那兄弟般的朋友。可我马上发现现在的人们不让我怀
念什么。一个人走过来问我有没有美元。我摇了头。不一会，又有一个人靠近我问我要
不要宠物。我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什么宠物。他从前克里头掏出了一条小狗。小
狗用婴儿般无暇的眼睛望着我。我摸了摸小狗的头。狗主人说：“看来你们挺有缘分的，
便宜给你得了。”
“多少？”
“一万五人民币。”
我吓了一跳。只好下桥。
我房间的另一张床上住进来一个中年妇女。湖南人。一张富泰的大脸盘配上双眼皮
宽额头很有几份像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并且也姓毛。她在我看完电视新闻联播之后闯进
门来，身上到处驮着旅行包，钥匙牌用下巴夹着。她进门就扔掉了所有东西直奔厕所，
小便如暴风骤雨又急又响。我不由再次痛恨王先生，包一间房都舍不得，我在德方工作
了七天，已经了解到我为金老板创造了不可估量的效益。
她在马桶冲水声中提着裤子出来，舒畅地清了两声喉咙，坐在我的床上。
我说：“这位女士，这是我的床。”
她说：“叫我毛同志，我不爱听现在的女士小姐。”
我说：“毛同志，你睡那张床。”
她说：“旅社里的床，都一样。那张就那张吧。”
毛同志把几只旅行包全放在床上，掏出所有衣物，乱翻了一气，进卫生间洗澡。招
待所的热水只放两小时。从七点到九点。毛同志洗到九点零五分，突然从卫生间伸出头
来惊呼：“怎么是凉水啦？”
我装作聚精会神看电视什么也没听见。
一会儿，毛同志神采奕奕从卫生间出来了，干净得像只大白鹅。我赶紧从雾气缭绕
的卫生间拿出了自己的内衣。我洗不成澡了。
“同志你贵姓？”
我延迟了好一会才回答：“姓眉。”
“这姓可稀奇！眉毛的眉。百家姓上有没有？”
我又延迟了很久：“不知道。”
身后没声音了。我继续看电视，心里很窝火。忽然一声大鼾，我跳了起来。毛同志
幸福地睡着了。我观察着毛同志幸福的睡态，等待她的第二声鼾声，然而没有。等我上
床时毛同志又迸发了一声大鼾。这种不均匀的鼾声真害苦了我。它把我的睡眠分割成了
不规则的小块。
第二天清早，毛同志穿上旅游鞋，背着水壶要去游览。
“我是来北京买医疗器材的。先旅游一下再办事。小眉，你出不出去玩？你出去我
就等你。”毛同志毫无芥蒂地对躺在床上的我发出邀请。我疲乏地闭了闭眼睛以示谢绝。
我以为毛同志走了我可以睡上一会儿的。服务员送开水来了。咣咣当当送完开水又
开始打扫房间。我说今天上午就不打扫了行不行。服务员说为什么？打扫一会儿就得，
不打扫要被扣奖金。北京的招待所传统可保持得不错。
我将通讯本摊开压在北京市游览图上。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许诺过陪我逛北京城
的朋友很多，我还不至于傻到相信所有人。我选择了老阿山。老阿山并不老，可他就叫
老阿山。他的女朋友原本在我们单位，我替她设法调到北京了。调动的过程很艰难，老
阿山因此非常感激我。后来他俩没成。没成老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