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从厕所里出来，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他把信原路推回，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封信不是给我的。”
赵坚愕然，可也无话可说。
谁知田家都看在眼里，后来他对人说：“我等林斤澜放炮，可他什么也没有说。”
会议结束，林斤澜便向“鸣放”小组长、儿童作家葛翠琳请假，说自己家里有事，明后天就不来了。葛翠琳同意。
林斤澜说，讨论作品，谈论艺术，他是有兴趣的。文联的什么“鸣放”，实是人事斗争，有小仇大恨，有权欲和龌龊。他倒了胃口。“家里有事”，实是托辞。这一封信，勾起几多回忆，几多烦恼。二十来年雷电闪闪，明枪暗箭，生死悬一线，叫林斤澜怎么都平静不下来。——心里长草了，又像吃下个苍蝇，在肚子里嗡嗡飞撞，怎么吐也吐不出来，甚是难过。
我想，倘若不是林斤澜，换一个人，谁会放过田家呢？纵然私仇不报，那也得“帮助帮助”田秘书长啊，“知无不言”啊，田秘书长犯了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啊。林斤澜却独坐家中，离开了“热火朝天”的“鸣放”生活。叫人好生费解。
哪知后来几天，却是“鸣放”的高潮。好多人就是这几天“帮党整风”，让他做了二十年的“人下人”！《北京市文联大事记》载，文联有“8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当时文联机关职工总人数的17。4％；另外，虽未被划为右派分子，但被开除党籍、团籍或受其他处分的有9人。”林斤澜说，为了邀功请赏，田家反右极其积极，文联反右指标超额。邓友梅，从文学研究所毕业后，扎根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任团支部书记。他为创作到文联借屋爬格子，到了1958年，也给追加打成右派！怎么给外单位的人扣帽子呢？这就看田家的本领了。
到杨述家的四人之一“神童”刘绍棠，天真豪放，天之骄子，一心向党。他的胆实在是太大了，居然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时代性、年代性、时间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刘绍棠不是右派，那是“世上无道”了！之一从维熙，罪名主要是同刘绍棠“一唱一和”，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一邓友梅没有“鸣放”文章，没有发言，只是国民党旧时人员施白芜在会上问了一句：“共产党有陷阱否？”邓友梅答：“有。”他作为右派的全部材料就是这么一个字！林斤澜说，他所知道的是这样，可有的当事人自己说起来似有出入。
林斤澜没有放炮田家，田家放过林斤澜了吗？没有。田家要扩大战绩，成立“林斤澜专案组”，《永不消逝的电波》编剧杜印任组长。杜印们查来查去没有法子：“没有材料”——回忆记录里没有。杜印曾问过林斤澜这事，林斤澜对他说：“‘鸣放》时，我有时参加有时没参加。我向葛翠琳请过假。”——“帮党整风”是张“网”，会就是网，可林斤澜在家，不在网中。
最终“漏网”，可也魂魄冰冷，短气长吁。
在心中，田家还没有放过林斤澜。1958年3月，“反右”还在补课，“反右倾”将要开始，有着北京文联秘书长、当家人身份的田家，在《北京文学》上发表11500字的长篇评论：《林斤澜小说的艺术倾向》。
田家举例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小说中女主人公因“二》二八”起义，死在狱中：
“七天后，她盘腿坐在地上，头靠在木头栅栏上，闭着眼睛。值班看守来回走了几趟，见她一动也不动。叫了一声，也没有答应。伸手一摸，她身上已经凉了。好像一个闺女坐在窗口，看着街上黄昏了，黑糊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闺女闭上眼睛，梦见太阳初升，万物苏醒。”
田家批评道：“这种抒情式的描写，在作者自己，也许感到很有韵味。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反现实的有害的倾向》》”
“木栅是统治阶级所树立的牢笼，而姑娘是革命者，是被树立木栅的阶级所压迫的人，她的死也是被关在木栅里而同时又无力摧毁木栅所造成的。因此两者的象征应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正确的描写，应当符合这种特性的。”
田家接着追根溯源：“斤澜是很喜爱沈从文的。”（注意：沈从文那时就是“反动文人”的代名词）“都受到沈的影响。”“小如爱用重字叠句，大如对人生的观照和自然主义倾向的描写方法。”“沈从文的浸透幻想的写实是什么？斤澜把它看成浪漫主义色彩；而在沈氏作品的风土人情，是经过拟古情调的炮制。”“沈氏在写辰河水手为惊涛骇浪骇浪卷去，伙伴岸上追赶，而在水中的人，死得何等从容，作者情调也是静穆，闲适》》对死和死的气氛描写，是自然主义的。这些在斤澜的小说中也存在》》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现，却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
今天看起来，这样的批评只是好笑。但在当时，在“反右”补课的时候，对被批评的人来说，不啻惊天霹雳。林斤澜又哆嗦了一段时日。——老天喜欢开玩笑，一年多，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田家莫名其妙被当作“白旗”拔掉了，“发配”陕西。文化大革命，碰到更加高明、更加厉害的对手，被整死了。令人感慨良多、扼腕嗟叹。
“田家要把你打成右派，原因就是要扩大战绩吗？”我问。
林斤澜答道：
“还有就是文学上不跟他走，不喜欢他的文学主张。我是他文学上的异己分子。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田家这时是个风派人物。他为什么对我同沈从文的关系那么熟悉？他和沈从文是老乡，他原来就是沈从文家的座上客！——田家是延安过来的人，据说原来是个不错的人，很有个性、很有原则，可他一直入不了党。原因是落后分子。他变成风派人物，与沈从文疏远，要扩大反右战绩，有一个很长的变化过程。”
听林斤澜的口气，似乎同情田家的可怜。
“你逃过一劫，自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你认为必然性是什么？”我问。
林斤澜答道：
“汪曾祺知道我平时关心政治，他倒淡漠，结果相反，他落网了。他的文章划我为‘漏网右派’，并说：‘是无天理’。可他不想想，我先前二十年，吃的苦头有多大。可以说，我出生入死过，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经过形形色色的时候。我比他更了解什么是人间。——当时我不在现场，不在网中。而现场正热闹，网眼正红火的时候，为什么我一边凉快去了呢？这就与我的经历有关。或许我记着鲁迅的话：‘横着站’，鲁迅不断指名道姓，说文艺家碰死在自己的理想上。北京文联有人腹受敌，有人背受敌，有人腹背都受敌。我是‘横着站’。”
林斤澜几次同我说到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里头许多话是警钟。大约是这些话吧：“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家原是赞同过的；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有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邓友梅在《漫说林斤澜》中说：
我定成右派，斤澜的压力极大，有人是叫他用揭发、批判我来表明他的立场的。他什么都没讲。而在此后20年间，不管我是在北京劳动改造，还是发配东北时，他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忙不过来，他替我送妹妹上学，我不在北京，逢年过节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亲。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务事，他想到都提醒我。
在邓友梅另一篇《悼绍棠》的文章中，坦诚说自己曾上台“批判绍棠下乡不该带馒头！”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也说，他曾揭发刘绍棠生活上的一些事。那么，林斤澜在整个运动中就没有揭发过人吗？林斤澜说：
“我还真没有揭发过谁。绝对没有为表态批判过谁——不仅是反右，所有运动，包括文革，我都没有。当时写文章，或因响应号召，靠拢组织；或因认识不清，上当无奈，都可原谅，都可理解，都应由时代去负重要责任。我编文集，不用蓄意剔除，是真的没有这种内容。反右时，不只一只眼盯住我，我的压力确实不小。他们要我必须表态。《北京文艺》编辑周雁如是好心人，我就好好跟她说话：‘我的确跟邓友梅、刘绍棠很密切。正因为密切，我就不能一般表态，要写得深刻一点。允许我好好想，好好考虑。》周雁如就放松了。我就想：对不起，跟你打太极拳了。我就是拖，拖。我知道，新的政治风浪很快就会过来。果然，来了大跃进，《北京文艺》改头换面，满纸歌颂了。原来“两条腿走路”——作者分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现在扬弃了，只有工农兵。”
但，林斤澜拖着不写，有没有风险呢？当然有。反右到1958年还有“补课”，看你态度，看你表现，看你立功，看你对共产党的忠诚。汪曾祺就是“补课”补上的。难怪有人视表态如救命稻草，六亲不认，枪戳刀砍。表现好，春和景明；表现不好，暗无天日。你要等风浪过去吗？风浪可不等你。人啊，你得横下一条心！
话说杨述，一年前要求“青年作家要带头鸣放”，一年后利索整人。林斤澜的同学陆拂为，反右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团支部书记，他在汇报工作时，想要大事化小，说反右牵涉到那么多人，“一棍子打不死”。不料杨述厉声说：“那就打两棍！”“陆拂为和我说这个话时，说他当时非常吃惊。但我不吃惊，我见过的人多了。我在1938年就看到这种人了。当年的学生领袖，后来就反过来杀进步学生！——杨述原来的确是个好人。”林斤澜说。
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可怜林斤澜侥幸逃脱，长吁短叹，实已不易。而他坚守操行，不做苟且之事，没有落井下石，待右派朋友胜似从前，亦实不易。相信在中国，林斤澜这样的人，不在稀数。如此温情，自当可贵，他是寒夜里的火把，他是人世间的大爱。
关于“运动”，林斤澜有字“赞”曰：“祸兮福兮，黑兮白兮。生死出入，人兽交替。若要解剖，先剖自己。忌走极端，亦忌稀泥。”
责编 杨新岚
“《当代》文学拉力赛”２００６年第四站冠军揭晓等
“《当代》文学拉力赛”２００６年第四站冠军揭晓
经过本刊读者Ｅｍａｉｌ、传真及电话、信函投票，长篇纪实文学《黄河殇》荣获２００６年第四站“《当代》最佳”称号。
“《当代》文学拉力赛”２００６年第三站读者来信选登
路永春
读完本期刊物，最打动我的作品是现实穿透力极强的《命案高悬》，凑巧又在刚刚出版的《小说选刊》第八期看到此篇被头条转载，好象暗合了我的判断。小说写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事件演变成一幕出人意料的巨大悲剧，令人悲愤不已、心潮难平，隐藏在故事表象背后的深层次的问题更使人感慨万端，彰显出小说超强的批判反思力度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小说从事件的选取、人物的设计到情节的推演和节奏的把握，无不体现出作者胡学文对底层社会、人性的深度开掘和“四两拨千斤”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作者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深切的悲悯情怀和厚重的生活积淀也是小说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对许多作家也有启示意义。
《黄河殇—花园口》1938》作为已知的历史谈不上悬念，但作家邓贤追述历史事件的演变轨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哲理思辨，国事家事天下事纵横交错、缠绕纠结、起伏有致，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况且对重大历史的文学描写和阐释本身就有独特的美学魅力。
虎头《鞭影下的尼采》以神奇的想象、绚丽的语言和澎湃的激情，把尼采、莎乐美等人物的艺术形象以及隐秘的心灵世界写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摇曳多姿，读之感觉一股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扑面而来，一种高品味的奇妙而独特的审美快感使我心旷神怡。程绍国《圣杯盈盈—林斤澜之我“记”》把文学大师级作家林斤澜为人为文之高风亮节写得丰富细腻、生动感人、可敬可亲，有小中见大、平中见奇的意味，映照当下文坛更显匠心慧眼。我甚至这样想：不管刊物其它栏目如何，只要虎头、程绍国登场，就是《当代》一道亮丽而迷人的风景。
本期封面对字体的大小、形状、颜色做了微调，显得又醒目、大气、好看了许多，望不断出新出彩。
陈剑宏
本期最佳小说首推邓贤先生的《黄河殇――花园口》1938》；邓先生以翔实的史料、真实的证人、丰富的数据向读者展现了整个抗战大背景下的花园口决堤的无奈一幕，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黄河殇》其实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几千万人民流离失所，背景离乡，真如小说指出的那样：几十年后，那些地方仍旧是国家最贫困县之一。
但愿出生在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一代，永远不要忘记黄河落泪的那些日子。
苑志强
看到这期刊物，恰好是7月7日这个让所有中国人铭记的日子，《黄河殇》以其大题材、大手笔成为纪念抗战的又一力作。《黄河殇》以历史纪实笔法把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作为写作重点，挖掘历史、披露秘闻、解读真相，写作尽管是围绕一个时间点进行，但在宏阔的抗战背景下，写出了纵横交织、千头万绪中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历史事件。
创作这部历史作品面对资料匮乏、题材重大敏感、线索多样、人物繁杂等诸多难点，作家邓贤对作品却是驾轻就熟、游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