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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当初战与不战的因由原委暂不细论，我想百姓渴望过平静生活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借助热河化“兵”的想象也是美好的。由于没有打过仗，几百年下来，直至“文革”之前，热河城内尽管一副残败旧相，但基本保存着古来原貌。青砖老屋成片，牌楼石街依在，远望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仍看得出昔日的盛世景象（近看不行）。我在这城里落户之初，常徜徉于这饱含历史神韵的环境中，随便走进一条街钻进一座院，满目敛到的俱是岁月遗痕。后来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题为《静静的边城》，其中讲到了这座塞外古城的神韵所在，我以为应是心态与环境的安宁和谐。而这在今天已变得十分珍贵了。
细细想来，热河城的宁静又是有渊源的，是有据可查的。三百年前，今日避暑山庄的所在地人烟稀少，不过是一处叫热河上营的小村庄。后来之所以被选中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行宫（简称离宫），与当时国家的政治形势是密不可分的。康熙二十年（1681）时，在平定了南方的“三藩”叛乱之后，康熙皇帝把战略重点从南方转向北方。为了训练军队，加强与北方民族的联系，抵御沙俄的侵略，他设置了木兰围场，形成“木兰秋”的制度（“木兰”，满语为“哨鹿”。秋，秋天出猎）。方圆一万余平方公里的木兰围场，层峦叠嶂，水草丰美，野兽成群。每到中秋节后，清帝就亲带满汉大臣、蒙古王公及八旗兵丁几万人，在此行围打猎。
但这种大规模的活动，却是从每年春末夏初就开始的。皇上带着众人全身戎装从京师一路北上，很像我们现在部队的“拉练”，即军事演习。这对于“马上打江山”的清朝皇帝很重要，他由此可体验先祖的创业艰难，又强健了自己的身心。而对臣子更为重要，如果不熟谙弓马，经不起风雨，你就必然不会被起用更不会被重用，前程也就无从谈起。然而，这里有一个大难题，就是每次行围人数众多，需要大批给养，沿途又需有供吃、住、休息的地方，同时清帝还要利用这段时间处理政务，安抚边疆，召见宴赏蒙古王公乃至外国使节。为此，清帝遂在沿途大建行宫，前后共建有三十一座之多。时至今日，当人们乘汽车从北京到承德，这公路的方位走向基本上与当年的古御道是一致的。沿途密云，古北口，巴克什营，长山峪等等，都有当年行宫的建筑遗迹与文字记载。到了1703年，康熙发现热河这块地方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宜人的气候，是一块宝地。他在《御制避暑山庄诗跋》中写道：“自京师东北行，群峰回合，清流萦绕，至热河形势融结，蔚然深秀，古称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美焉，盖造化灵淑特神于此。”
慧眼识珠也。康熙看见热河地兼南北的雄奇与幽曲，是造大型行宫的上好宝地。他说干就干，就下旨建起避暑山庄。几年后住进去，又不停地扩建，浩大的工程一直干到他孙子乾隆那里，才算比较完美了（包括外八庙），前后竟建了近九十余年。
热河行宫位于京师与木兰围场之间，奏章朝发夕至，皇上办理政务，与宫中无异。据记载，乾隆皇帝自即位到他死去之前，来过热河避暑山庄五十三次。除特殊情况外，每次都是农历五月来，过完他的生日（八月十三）以后，再到围场行围二十天，至九月才返回北京，前后近四个月。略计算，乾隆执掌政权六十余年中，竟有将近二十年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乾隆年间发生的大事，几乎都和避暑山庄有联系，许多重大的决策均在这里决定，许多重要活动亦在这里举行。比如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一行远渡重洋前来觐见，按说这等重大国事活动应在京城举行，但乾隆毫不犹豫地让他们来热河。可见当时无论对内对外，承德已是名正言顺的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故承德又有夏都之称。值得称道的是，从康熙到乾隆，祖孙二帝在承德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头脑清醒举措得当失误极少。由此说来，“康乾盛世”的出现，与避暑山庄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不无关系。
对此，我又有这样的理解：康熙、乾隆都异常喜爱这座夏季非常凉爽的避暑山庄，他们在这里不建高大华丽的殿堂，不求园林的人工巧琢，而要的是青砖黑瓦的房舍，自然和谐的山水。我想这就表现出他们所持有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心境。这心境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天然、宁静。
避暑山庄里最著名的正殿叫澹泊敬诚殿，又称楠木殿（用楠木建造），其作用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是相同的。“澹泊”二字，源于《易经》“不烦不扰，澹泊不失”之句。诸葛亮在著名的《诫子书》中说：“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康熙皇帝很喜欢这两句话，他以“澹泊”为座右铭，以澹泊明志表现自己的情操。“澹泊敬诚”那块匾就是他的手书。来过承德的人都知道这么一点，就是山庄内的众多建筑虽同为皇家所用，但却不用故宫大内的琉璃明黄。承德也有金碧辉煌，可金碧辉煌全给了外八庙，而外八庙主要是为了安抚少数民族作统战工作用的。这倒不是说清朝皇上多么节俭（当然也有求俭治国的理念），而是他们要铸造一种澹泊宁静的氛围，让自己的心情在这里能去掉浮躁，以便专心致志地治理国家。这可不是美化他们，起码康熙和乾隆这两位与山庄关系最密切的两个皇帝，在历史上还是勤奋并有较大作为的。这两位皇帝每年都有小一半的时间是在避暑山庄里度过的，山庄的气氛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这种心态也深深浸染着热河城，也熏陶着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我想，但凡古来争战之地，烈火熏腾，生死瞬间，或毁于一旦，或绝处逢生。如此经历下来，其生存者多性情刚烈，不畏艰辛，任凭日月阴晴圆缺，笑对人间悲欢离合。以这种心态参与社会生活，就很容易掀起轰轰烈烈大潮，卷起风雷激荡之举。而不战之地呢？就说热河城吧，岁月悠悠，天地漫长，百年老街故人相逢，一杯清茶话说当初，端的就别有另一番情调。就我个人感受而言，三十年前的热河老街，实实在在的还停留在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状态之中。一座只有三四万人口的山中小城，却守着一个偌大的避暑山庄，山也青，水也清，人们过着一种淡寡寡的日子。难得去趟北京，买不起贵重物品，芝麻烧饼买些来也是好的。说来这种状态确实是不理想的，好似有些不思进取，但不理想中又存藏着一些有益的成分，那就是这座城里的人的心态总的说来是平和的，比如“大跃进”时，这里没有太大的发疯。六十年代初，这里率先搞了包产到户。“文革”中，这里也没有过大规模的武斗，打死人的事就更少了》》
然而，这又只是一些让老百姓能看到的表面现象，而隐藏于这后面的有些真实情况，则是不会轻易能披露出来。即使到了今日，许多往昔尘封的档案已对社会开放，可当我去查看有关热河省撤销前后的文件时，则被告之热河省的档案不在这里，而地委常委会的记录，是需要上级批准才能看的。那日在空旷而又有些冷的阅档室里，有几个人在查当年个人参加工作时间的原始材料。身下的板椅冰得我肚子阵阵发痛，我只好匆匆翻了些，就连忙退出了。
不过，这没有关系。数年前，余秋雨先生来承德，住在避暑山庄山后的一个招待所，我一看他的文章就知道那是一个部队招待所。很有意思的是，余先生没有等到第二天从正门（丽正门）进去，而是头天晚上望着山庄的背影，就来了情绪，就开始了《一个王朝的背影》的文字表白。说到底余先生在承德也没住上一个星期。而我呢，我已经在这座古城里生活了许多年，亲历了许多事，即便没有看到具体的原始文字记录，也能凭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包括书刊），写出我对热河的一些真知。而这些又是我们不该忘记的》》
首先让我感到有点不对劲的地方，就是这座以自然、宁静为灵魂的古城变得有些浮躁了，而这种浮躁又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先让我听到和看到的，是七十年代拆文庙。热河文庙规模很大，始建于乾隆四十一年十月，至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建成，历时近三年。建文庙的想法是康熙四十年时，康熙帝有感热河城“聚民已达万家，耕桑以辟，户口以增，幅员之广，不啻数千里”，而有兴礼乐，立学校，建文庙之动机，感事不可缓。然而又存有待以百年之意。故到乾隆这里，财力物力等等都俱备了，就把他爷爷愿望实现了。热河文庙建筑宏大，仅亚于曲阜文庙，大于北京的文庙，实乃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可惜在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中，却以建学校的名义，把其中主轴线上的数座大殿统统拆平变成了学校操场。如今想起来真是痛心不已。此外，那些年还刨了古街，扒了老房，棚了旱河（给旱河加盖，在上面盖房）。总之，好似非要把这个热河城的古朴和悠久都从根上铲光才甘心。
问，哪来的这股邪劲呢？
往下，还有更大的热闹呢。说来这事还和我有了点关系。起因是本该不影响游人的避暑山庄晨练，日后（至今）就练得有些吓人了。锣鼓齐鸣喇叭声声不说，还有各门各派各路高人大旗横帜招兵买马。气功最热的时候，宫内空场处能有十几种门派，包括“法轮功”，都各有自己的地盘和队伍。有练得满地打滚抽疯的，有练得撞树撞柱撞得树摇柱晃的，有练得修鞋的变成了“大师”，到处拽游人发功治病的，有练得麻子说把脸上的坑儿都练平了的。总之诸多“奇迹”在这里都出现了。
那年夏天，我陪一外地朋友早晨去离宫（即避暑山庄），一进去，把朋友吓一跳，以为在拍电视剧。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文章的题目是《离宫清晨有点燥》。很显然，这是一篇带有批评言语的文章。不过，在几千文字中，批评的内容是很有限的，我主要讲如何从保护文物的角度看待离宫（已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公民应如何关心和爱护这座名苑。文章一发表，就有了强烈反响。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本来我讲的道理很充分，但反响的强大一方，并不是支持我的，而是反对的声音。偏偏省里的记者又来火上浇油，他们又拍电视又拍照片又上网，报纸文章的标题是《承德人要被撵出山庄》。大号黑体字很醒目，叫人看一眼就觉得出了什么事件似的。我那篇文章全文不足四千字，有一位老先生拿了篇六千字的反驳文章到报社要求发表。文章讲山庄在封建社会是帝王的，解放后回到人民的怀抱，就是人民自己的公园，我们不去享受，谁享？我们不去跳，谁跳？
承德是个小城，有一点事就随风飞絮，很快就全知道了。那一天，准确讲是个夏季的星期天，吃了早饭后，看天气不错，我外出转转。正走着，忽然就有人把我拦在避暑山庄前的大街上。那个场面令我既尴尬又害怕。一来大街上本来不是论理的地方，二来拦我的人很多。这场面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文革”。再者，当时我之所以有点发蒙，还因为带头拦我的竟是一个熟人，说来还是个老部下。尽管他比我要年长几岁，但在十多年前我确实在他工作的那个系统当过负责人，我们的个人关系还很不错。他当时满头大汗，身旁的人个个汗湿衣衫，一看就知是晨练的伙伴。他嗓门很大，大喊：“何局长（我当过多年地区文化局长），你干啥写那文章，你别走，我们正要找你说道说道呢！”
这一嗓子可了不得，一大片潮水般正在行走中的人都站住了，朝我这边围拢过来。外地人可能想象不出来我们这山庄晨练归来是何等的阵势。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如同当年电影院散场。只不过电影散场至多是千八百人，而这里绝不会少于万儿八千的，而且还是从一个宫门出来的。在这需要略做解释，若是平日早上，差不多八点钟前是“散场”的高峰，而在星期天，高峰出在九点左右。偏偏此时我“逆流而上”，彼此走个面对面，可以想象，一旦被众人围住了，必然是难以脱身。幸亏我急中生智，说这件事咱们回头再说吧，未等包围圈合拢，我嗖地钻了出去，才脱离了险境，再摸头上满是冷汗》》
事过之后，大约有半年时间我没去离宫。不是我缺少勇气，实话实说，这事不论换了谁，你就是再有理，面对那庞大且庞杂的人群，你也只能退缩，硬上毫无意义。不用人家动武，只要往前一挤，就能把你踩成肉酱，而你都无处喊冤。
其间我也不断地反思自己，难倒我说错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平静并不是因为社会上赞成我观点的声音多了，也不是没有人要和我“理论”了，而是我这时又悟出一些道理，想找人心平气和地说一说。我想起曾答应人家“回头再说”，要言之有信，于是我决定和那位老同事聊聊。我起了一次大早，去山庄里寻他，然而让我失望，没有找到。当我再想去找，却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练大劲了，脑出血，去世了。此时已是转年的春天，望着柳绿枝头湖水涟漪，我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不过，经过一段时间，我还是找出了一些答案。
事情大概应是这样的：热河身边这一大片山地，很早就建州立县了。到了民国初年，热河省正式建制，下辖二十多个市、县，是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省份。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大事，都曾在这里发生，并由此被世人记住。据记载，解放战争之初，毛泽东曾派人来热河，准备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由延安迁往这里。当时考虑这里面对华北平原，是可进可退的好地方，同时还因为承德是当时由我党控制的两个完整省份的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