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100年，而是永远记着！
死神已经和他并排躺在同一张床上，面对这只扭动着黑色身子、抽打着尾巴的豹子，瓦季姆作为一个理智的人，应当找到一种如何与它为邻共处的方式。如果说还剩下几个月的话，那么怎样去卓有成效地度过这段时间呢？他应当把死亡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因素来对待。经过这样的分析，他发现，自己似乎已经开始跟它习惯了，甚至也不见外了。
最不正确的思路是一切从失去了什么出发，比方说：要是他能长寿，该有多么幸福，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可以得到些什么。正确的态度是承认统计数据：总是有些人年轻时就死的。然而年轻时死去的人在人们的记忆中所留下的印象永远是年轻的。临死前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会永不熄灭。瓦季姆通过最近几个星期的沉思，悟出了一个重要的、乍看起来有点荒诞的道理：天才比庸才较为容易理解和接受死亡。可事实上，天才之死比庸才之死所失去的东西多得多！庸才非长寿而决不会满足。
当然，这样去想也是令人神往的：只要能坚持那么3年4年，在我们这个科技全面蓬勃发展、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时代，是一定能够找到对付黑色素细胞瘤的有效药物的。但瓦季姆决定排除延长生命这种幻想，不去幻想痊愈，哪怕夜里也不在这毫无意义的念头上浪费时间，而是咬紧牙关，努力工作，在自己身后给人们留下新的找矿方法。
他希望以此来补偿自己的夭折，可以死而无憾。
是的，26年来，他体验到最充实、最丰满和最和谐的感觉，莫过于使时间过得有益这样一种感觉。正应该这样，把最后几个月的时间也最合理地度过。
瓦季姆正是怀着这样的工作热情，夹着好几本书走进病房的。
他估计，在病房里将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广播喇叭，瓦季姆准备用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跟它作斗争：先是说服邻近的病人，之后用针去造成短路，而必要时把插座从墙壁上挖掉。这非装不可的广播喇叭，不知为什么在我国到处都被视为文化普及的标志，其实恰恰相反，正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它只会鼓励思想上的懒惰，但是瓦季姆从未来得及说服任何人相信这一点。这喇叭不停的絮叨，以及穿插播送非你所要了解的新闻和非你所要欣赏的音乐，无异于盗窃时间和空耗精神，而这对那些思想上的懒汉来说是很方便的，对那些肯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来说则是无法容忍的。有了长生之道的傻瓜，大概除了听广播就不知该怎样消磨这无穷的日子了。
不过，瓦季姆走进病房之后，感到喜出望外的是没有发现广播喇叭！二楼别的地方也没有。（这项设施之所以省略了，是因为医院年复一年地等待搬迁——要搬到另一栋设备较好的楼房里去，那里必会配备完整的广播装置。）
瓦季姆想像中的第二个敌人是黑暗——熄灯早，开灯晚，离窗户远。不过，心胸开阔的焦姆卡把靠窗的床位让给了他，这么一来，瓦季姆从第一天起就适应了：跟大家一起很早就寝，天一亮就醒来开始用功，充分利用一天中最好和最安静的几个小时。
有可能成为第三个敌人的是，病房里过多的闲聊。事实上闲聊也的确不是没有。但总的说来，瓦季姆对病房里的人员组成还是满意的，这首先是从安静方面来看。
他对叶根别尔季耶夫最有好感，因为叶根别尔季耶夫几乎总是默默不语，对任何人都微微动一动他那厚厚的嘴唇和厚厚的脸腮、露出憨厚勇士般的笑容。
穆尔萨利莫夫和艾哈迈占也不讨人嫌，都很可爱。他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的时候，一点也不妨碍瓦季姆，何况他们说话总是很审慎，心平气和。穆尔萨利莫夫看上去像一位富有智慧的老翁，这样的贤哲瓦季姆在山区经常碰到。只有一次穆尔萨利莫夫突然激动起来，相当生气地跟艾哈迈占争论不休。瓦季姆请他们翻译一下，到底争论什么。原来穆尔萨利莫夫对于在取名字方面的独出心裁——把几个词儿拼在一起作为一个名字一一一一又不满意。他断言，真正属于先知留下的名字只有四十个，其余的名字都是不正确的。
艾哈迈占也是个与人为善的小伙子。如果请他说话声音轻些，他总是马上就把声音压低。有一次瓦季姆给他讲埃文基人的生活，大大激发了他的想像力。一连两天艾哈迈占都在反复思考这种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向瓦季姆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说说，这些埃文基人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
瓦季姆即刻回答他，于是艾哈迈占便会几个小时沉浸在深思中。但是过后他又会一瘸一拐地走过来问：
“那么他们——这些埃文基人的作息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
第二天早晨他又问：
“你说说，他们每天都有什么任务呢？”
说埃文基人“就那么生活”，这种解释他不能接受。
常常来跟艾哈迈占下跳棋的西布加托夫，也是一个沉静而又有礼貌的人。明摆着，他没有多少文化，但不知为什么却懂得大声说话不体面，不应该。即使在跟艾哈迈占发生争论的时候，他的话似乎也会使对方镇静：
“这里的葡萄难道是真正的葡萄？这里的甜瓜难道也算是真正的甜瓜？”
“那你说，哪里有真正的？”艾哈迈占激动了起来。
‘境里米亚…你要是能去看一下就好了……”
焦姆卡也是个好孩子，瓦季姆看得出他不是个只会空谈的人。焦姆卡善于动脑子，也善于实践。诚然，他脸上没有天才的光辉烙印，当他听到某种出乎意料的思想时，他看上去似乎有点愁眉不展。学习的道路对他来说并不平坦，智力的开发也不轻松，但这种笨鸟先飞的人往往会大有作为。
鲁萨诺夫也没使瓦季姆受不了。这是个一生都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尽管没从天上把星星摘下来。他的见解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只不过不会深入浅出地表达，只会生硬地照本宣科。
科斯托格洛托夫起初给瓦季姆的印象并不好：过于粗鲁，喜欢嚷嚷。可后来发现这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并不傲慢，甚至还比较随和，只是他生活中充满了不幸，以致性情暴躁。看来，他的种种遭遇，根源也在于他那倔强的性格。他的病正在好转，也还来得及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要他有这种决心，并能较为严格地要求自己。他主要的毛病是吊儿郎当，把时间都浪费掉了：一会儿在院子里漫无目的地徘徊，一会儿看看闲书，而且特别爱缠女人。
但在死亡的边缘上，瓦季姆无论如何也不会为追姑娘而分心。加尔卡在考察队等他，盼望着跟他结婚，但他已没有权利这样做，他属于加尔卡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他已经不再属于任何人了。
这就是必须全部清偿的代价。某种欲望一旦占据了我们的心，也就取代了一切其他的欲望。
要说病房里有使瓦季姆感到十分讨厌的人，这便是波杜耶夫。波杜耶夫凶悍、强横，可是一下子垮了下来，成了一个虔诚的理想主义的信徒。瓦季姆无法容忍并感到气愤的是那些宣扬顺从和爱他人的蛊惑性神话，其内容无非是要人们牺牲自己，傻乎乎地等候机会给素昧平生的人提供帮助。至于对方是游手好闲的懒汉还是招摇撞骗的坏蛋，则根本不管！这种空泛而乏味的所谓真理，同瓦季姆那富有朝气的坚毅性格，同他像孩上之箭急于贡献自己力量的愿望是格格不久的。要知道，他也是成竹在胸，决心只予不取，但不是小恩小惠，不是蹒跚地走一步，施舍一点，而是要建树辉煌的功勋，一下子献给全国人民和全人类！
因此，当波技耶夫出院，浅色头发的费德拉乌搬到他床位上的时候，瓦季姆倒是感到高兴。费德拉乌才算是真正的老实人，整个病房里没有谁比他还沉静的了！他会整天不说话，躺在床上忧郁地望着前方。作为一个邻居，倒是符合瓦季姆的愿望，不过后天——星期五就要把他带去动手术了。
他们俩一直保持沉默，不过今天终究谈起了生病的事，费德拉乌说自己曾经生过病，差点儿死于脑膜炎。
“噢！是撞伤引起的吗？”
“不，是感冒引起的。我在厂里热昏了，而他们用汽车送我回家的时候，路上头部吹了风。结果脑膜发炎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他叙述事情的经过时很安详，甚至还面带笑容，一点也不渲染那是多么可怕的一幕悲剧。
“怎么会热昏的呢？”瓦季姆问道，不过眼睛已经是斜着看书了，因为时光似乎已经流逝。病房里凡是谈起疾病，总是有人听。费德拉乌发现鲁萨诺夫的视线从房间的那边向这边投来，今天他的目光是温和的，费德拉乌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讲给他听的：
“厂里的锅炉发生故障，必须进行一次复杂的焊接抢修。但如果把蒸气全部放掉，让锅炉冷却，尔后再重新加温，就得一天一夜。厂长夜里派车来接我，说：‘费德拉乌！为了不影响生产，你穿上安全服，冒着蒸气爬过去抢修，行吗？’我说：‘既然需要，那我去修！’那是在战前，生产指标压得很紧，就得那么干。于是我就爬进去修了。干了一个半小时……怎么能推辞呢？在厂里的光荣榜上我一直名列前茅。”
鲁萨诺夫一面注视着他一面听，脸上露出赞许的表情。
“这是一个党员也值得自豪的行为，”他夸了一句。
“我本来就是……党员，”费德拉乌更谦逊、更沉静地微微一笑。
“过去是？”鲁萨诺夫纠正他。（这些人你一夸，他们就当真。）
“现在也是，”费德拉乌声音很轻地说。
鲁萨诺夫今天顾不得去细想别人的事情，没有心思跟别人争论或告诫他们要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的处境就极其不妙。但是对于明显的谎言又不能不加以纠正。而地质学家已经钻到书本里去了。于是鲁萨诺夫以微弱的声音沉着而清晰地说（他知道，别人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听，而且一定能听得见）：
“这不可能。您不是日耳曼人吗？”
“是日耳曼人，”费德拉乌点了点头，似乎有些沮丧。
“那不就对了吗？你们被遣送到流放地去的时候，党证都得被收去。”
“没被收去，”费德拉乌摇着头说。
鲁萨诺夫撇了撇嘴，只觉得说话很费力：
“这显然是疏忽了，匆忙中出了差错。您现在应当自己交出去。”
“不，决不！”尽管费德拉乌很腼腆，但却很执拗。“我带着党证有14个年头了，会有什么差错！当初曾把我们召集到区委会去，并且向我们讲得很清楚：‘你们仍然是党员，我们不会把你们同一般群众混为一谈。在流放人员监督处登记归登记，而你们的党费还要照样缴纳。你们不能担任领导职务，但在普通岗位上应起劳动模范作用。’事情就是这样。”
“这我可不知道，”鲁萨诺夫叹了口气。他的眼皮快要耷拉下来了，说话也感到十分困难。
前天打的第二针，一点也没见效：肿瘤没有消退，也未变软，还像一个铁疙瘩似的抵着他的下颌。今天，周身乏力的鲁萨诺夫，正躺在那里等打第三针，预料又将陷于痛苦的话妄。他跟卡芭已经商量好了，如果3针不见效，就去莫斯科，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在这时他才感到了无可幸免的前景：不管3针还是10针，在这里还是在莫斯科，只要药物对肿瘤不起作用，就会拿肿瘤没有办法。不错，肿瘤还不等于死亡，它可以留在身上，把人变成残废、畸形，使人卧床不起，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毕竟没有看到肿瘤与死亡之间的联系，直到昨天为止。那个看了不少医书的啃骨者在昨天之前还没给别人讲解过，肿瘤会向全身扩散毒素，因而绝对不能让它留在体内。
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一阵刺痛，于是他明白了，完全不理会死亡是不行的。昨天他在楼下亲眼看到人们怎样给一个手术后的病人用被单连头盖起来。现在他才明白他从护理员之间交谈中所听到的“这个人快盖被单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来是这么回事！死亡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黑色的，但这仅仅是它的前兆，而真正的死亡倒是白色的。
当然，鲁萨诺夫也知道，既然所有的人都免不了要死去，自己也终究有一天要安排后事。但那是在某个时候．而不是现在！某个时候死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此刻死去。
白色、冷漠的死亡以一条被单的面貌出现，裹着空虚无形的躯体，微着拖鞋，小心翼翼地悄然走近他，而遭到死亡偷袭的鲁萨诺夫，不仅无法同它斗争，甚至慌了手脚，一个主意也拿不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它是非法来到的，没有一条规定，没有一项指示能够保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他惋惜起自己来了。他不忍想像，这样目的明确、蒸蒸日上、甚至可以说美好的生活，竟被这横飞而来的肿瘤石子破坏了，他的头脑怎么也无法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他是那么惋惜自己，简直眼泪都涌现出来了，视线也时刻变得模糊。白天他时而用眼镜掩盖眼泪，时而仿佛由于伤风而用手帕遮住。可这天夜里他却悄悄地哭了很久，在自己面前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从童年开始他就没有哭过，他不记得哭是怎么回事，更不记得哭出的眼泪有时会使内心变得轻松一些。他们未能推迟他的危险和不幸——癌症死亡也罢，归案重审也罢，面临的打针和新的调妄也罢，仿佛都把他抬到这些危险的一个新的台阶上。他似乎心里比较明朗了。
可他还很虚弱，很少翻身，不想吃东西。他是如此虚弱，甚至在这种状态里还找到了某种快慰，但却是不吉之兆，就像一个冻僵的人无力动弹一样。他似乎变得麻痹了，又像是被棉花堵住了耳朵的聋子，不再怀着平时那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