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权力由主上的意志决定，由法律见证。
引自舒尔兹：《婚姻的契约制》，第226页，脚注23。
最近，阿蒂亚（Atiyah）在《契约自由的盛衰》（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的结尾谈到婚姻时说，“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并不是通常被划归于契约的那些问题。
“阿蒂亚：《契约自由的盛衰》（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第759页。
但是，法学著作家非常不愿意谈为什么婚姻契约不同于其他契约。
布莱克斯通解释说，已婚妇女的典型状态如下：根据已婚妇女法，男人与妻子立约“只不过是与自己立约；因此，一般来说，真实情况是，夫妻双方在未成婚之前所达成的一切协定通过婚姻而统统失效”。
布莱克斯通：《英格兰法律评注》，第1册，第15章，第442页。
与古典契约理论家一样，布莱克斯通认为妇女既能够又不能够签订契约。
如果男人和女人在结婚之时就他们之间的契约条款达成一致，那么这个契约是无效的。
已婚妇女不是公民，因此，她不能与丈夫签订契约。
无怪乎对于婚姻的契约性仍然疑窦重重！对婚姻契约的缺陷的过度关注分散了人们对于妇女是否参与签订这一契约的问题的注意力。
尤其是，有些当代批判者对契约主义非常热衷，他们认定女性主义者可以毫无疑问地接受契约。
婚姻契约问题的解决被视为是消除已婚妇女法的改革的完成；妻子获得了“个体”地位，契约似乎再一次成为旧的等级世界或男权制的敌人。
性契约的故事所揭示出来的所有关于妇女和契约的不合常规之处和矛盾之处被压制了。
威廉。汤普森的《人类的一半妇女对人类的另一半男人得以维护政治奴隶制以至公民和家庭奴隶制的权力的控诉》（Appeal of One Half the Human race，Women，Against the Pretensions of the Other Half，men，to Retain them in Political，and Thence in Civil and Domestic，Slavery）为后来的女性主义对婚姻即契约关系的批判打下了基础。
虽然汤普森具有论战性的措辞横贯全书，但他并没有把名符其实的契约视为对婚姻关系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
从这一角度来看，他的观点不仅有别于很多当代的女性主义观，而且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更为有名的《妇女的从属地位》也有所不同。
根据汤普森的观点，妇女获得政治权力以及结束个体竞争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必要变革。
只有政治权力才能结束“家庭错误的秘密”，汤普森：《控诉》，第172页。
两性之间只有在“相互协作的劳动”或协作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自由关系。
汤普森在自己的科克庄园为工人修建了典型的住宅并建立起技艺机构——他认为应该允许妇女进入这些机构，使用图书馆和其他教育设施。
他制订了一个详细的协作和公共社会主义计划，但他在自己的计划得以实现之前就去世了。
在协作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蓝图里，新公社的家务劳动是公共的，例如，在《控诉》中，汤普森强调指出，抚养孩子应该成为公共的责任。
妇女和男子一样参与公社的一切工作，对公共资源具有同样的权力，因此，性统治的基础被消灭了。
男子“所拥有的财产不比妇女多，对公共财产的影响力也不比妇女大，他在体力上的优势被降低到实用的程度，因此，他不再具有性别上的满足感，而只具有对女人的由衷的爱。
“同上，第201页。
在自愿协作的新世界里，妇女一旦获得公民权和政治权，经济上取得独立，她们就没有理由再从属于男人以换取生存物质，男人也不再能够成为女人的性主人。
《控诉》中偶然也出现过约翰。斯图亚特的父亲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观点，如妇女没有必要投票，因为她们的利益包括在她们父亲或丈夫的利益之中。
但汤普森常常有别于同时代的功利主义者，也与把家庭成员都合并为一个福利功能的经济学家不同，他把个体主义扩大到妇女身上。
他认为家庭里每一个个体成员的利益都必须单独地、平等地看待。
妻子和女儿的个人利益不能归属于家长的利益，家长的慈爱也不能确保她们的利益得到保护。
汤普森说必须对“婚姻中如此神秘地起作用的关系”以及“把两个实体归结为一个实体的道德奇迹和19世纪的实用哲学”详细考察。
同上，第60页。
婚姻契约是“道德奇迹”的作用方式，但是，它根本就不是一种契约。
汤普森疾呼把婚姻视为契约是一个“无耻的错误”，一种契约！在这种交易中哪里能够找到任何契约、任何平等和公平的契约的属性？契约意味着签约双方的自愿同意。
男女双方会同意改变这种所谓的契约条款的不可废弃性和不平等性吗？不。
任何男人会情愿剥夺自己的专制统治权吗？他不会。
曾经就这一所谓契约的条款征询过女人的意见吗？汤普森：《控诉》，第55～56页。
女人被迫签订这种所谓的契约。
社会习惯和法律剥夺了女人谋生的机会以致婚姻成为她们得以过上体面生活的惟一希望。
婚姻“契约”就像西印度强加到奴隶身上的奴隶和主人契约；婚姻只不过是由男人所执行的强者蔑视作为弱者的女人的利益的法律。
汤普森所指出的一点非常重要：丈夫不可能剥夺自己通过婚姻所得到的权力。
我发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容易出现混乱，因为在我们所知的婚姻中，丈夫并没有使用甚至并没有想到过要使用他所保留下来的权力，因此女性主义的批判（至少在今天）似乎离题太远。
但是这是把特殊的已婚夫妇的例子与婚姻制度混淆了起来。
汤普森曾经对某一丈夫的行为与代表“夫妻”关系结构的权力作了详细区分。
成为丈夫就是获得对于“妻子”的男权。
他在今天的权力与他在1825年的权力相比已经大大减少了，但是即使一个男人没有实施男性性权法则，他作为丈夫的地位还是反映着婚姻之中所包含的这一法则。
即使这种权力在个别情况下没有人利用，但它仍然存在。
克里斯廷。德尔菲持同样的看法：“某个特殊的男人也许并没有对这种在他诞生之前就已经普遍存在的压迫起到作用，但是，反过来，任何个人的努力都不能消除或威胁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外所存在的东西。
“德尔菲：《走近家庭》，第116页。
汤普森补充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即使丈夫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他妻子的自由也取决于他是否愿意继续放弃这种权力。
汤普森指出，有些丈夫可能会允许自己的妻子享有与自己的一样的欢乐。
然而，妻子的欢乐完全取决于丈夫的仁慈，取决于丈夫是否允许她享乐。
丈夫可以把家庭变成一所监牢，“除了对自己、自己的孩子、猫或其他动物之外，不给予家庭奴隶任何同情。
“妻子不允许有任何智力和社会交流，不允许结交任何朋友：”没有丈夫的直接或间接允许，妻子敢与女人或男人成为朋友吗？……一旦结为朋友她敢维持这种关系吗？“汤普森：《控诉》，第79页和第84页。
比较克拉里萨反对婚姻的一个理由。
参看理查德逊（SRichardson）：《克拉里萨》（Clarissa），第32封信，第149页。
即使丈夫决定放弃自己的所有法律权力，他的妻子也仍然只具有“奴隶的欢乐，而无论这种欢乐如何多样”，因为她的行为总是取决于丈夫的许可。
同上，第89页。
汤普森声称，在这种情况下，妻子甚至比西印度的奴隶更惨，丈夫拥有的权力比奴隶主还多。
从一个角度来看，婚姻契约不同于奴隶契约或公民社会广泛存在的就业契约。
奴隶制起源于对肉体威胁，也通过这种威胁得以维持。
公民奴隶契约恰如就业契约，人们用服务（劳动力）来换取生存物质或工资。
除非工人（奴隶）服从雇主的吩咐，否则公民奴隶制就不能长期维持；服从是契约的有机构成因素。
汤普森曾经强调指出，在婚姻契约中，妻子明确地同意服从丈夫。
婚姻契约的特点是：“妻子被毫无根据地贬低，宣誓要成为奴隶。
“汤普森不明白为什么男人”对命令的喜悦从不感到满足，总是对嘲弄自己的牺牲品、让她假装自愿放弃对自己行为的决定权的权力从不感到满足。
“同上，第65～66页。
服从的誓言虽然常常不再是婚礼的一部分，但它也没有完全消失，我将在后面再谈婚姻契约的这一特点。
汤普森认为，不仅妻子的社交乐趣取决于丈夫的仁慈，而且她们的性快乐也取决于丈夫。
汤普森对婚姻的起源作了一个简短的猜想，他认为是男人的性欲促使他们建立“称为婚姻生活的孤立的生育制度”，而不是仅仅把妇女视为劳动力。
同上，第104～105页。
随着婚姻的确立和契约的伪造，婚姻被说成是允许双方平等地享受性快乐，男人的统治被这种观点掩盖起来。
据说丈夫遵从的是妻子享乐的愿望。
汤普森宣告这是一种“侮辱人的错误”；无论妻子愿意与否，由于丈夫身强体壮，又有公共舆论和法律的许可，他们常常强迫妻子服从于他。
而她却根本没有享乐的权力；她可以像孩子或奴隶一样哀求，然而，对女人来说，这是难于启齿的，因为人们常常认定她是没有性欲的。
汤普森得出结论说“性欲使男人在婚姻中的专制权增加了10倍，并终身享用。
“汤普森：《控诉》，第62页。
汤普森的观点表明，要结束婚姻契约的无耻错误，不仅需要进行全面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而且需要对男人和女人意味着什么进行根本的变革；必须宣布原始契约是无效的。
40年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婚姻契约即契约的抨击所得出的结论还远没有如此意义深远。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是相当奇怪的，因为穆勒的《妇女的从属地位》与《控诉》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
最近有人说穆勒“无意中”“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汤普森的观点。
波尔：《功利主义、女性主义和选举权》（Utilitarianism，Feminism，and the Franchise：James Mill and His Critics），载于《政治思想史》，第1辑，1980年，第1期，第115页。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奇怪的是，穆勒并没有提及汤普森，他是在《控诉》出版的那一年即1825年与汤普森结识的。
穆勒同情协作社会主义，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出席过在伦敦南普雷斯教堂（South Place Chapel）召开的一些会议，南普雷斯教堂是激进派的聚会地，安娜。苇勒（Anna Wheeler）时常在此演讲。
安娜。苇勒对封皮上印着威廉姆。汤普森大名的《控诉》一书的贡献我们可以一目了然，而哈里特。泰勒（Harriet Taylor）在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名字出版的《妇女的从属地位》一书中的作用就远没有如此清晰了。
妇女对《控诉》和《妇女的从属地位》的写作都起过很大的作用。
有关哈里特。泰勒对穆勒的著作的贡献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为考察政治哲学的男权堡垒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样的堡垒常常得到妇女的坚决拥护。
如戴安娜。特丽林（Diana Triling）宣称哈里特。泰勒“缺乏女性气质”，没有学术才能，是“一座可恶的自高自大的纪念碑，既没有魅力，也缺乏尊贵”——很显然，她不配与一位公认是西方伟大哲学家中的泰斗的男理论家结合在一起。
杰特鲁德。希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责备泰勒影响了穆勒，使他从中庸之道半途而废，尤其是陷入女权主义的错误。
哲学家在选择自己的妻子时必须头脑清楚，慎之又慎，否则女人天生的对政治的颠覆力量会毁坏哲人的大脑。
爱丽丝。罗西在她给JS穆勒和H穆勒的《论性别平等》（Essays on Sex Equality）一书所写的《前言》第35页引用了特林丽的话；参看希默尔法布（GHimmelfarb）《论自由和自由主义》（On Liberty and Liberalism）一书的第9章、第10章。
安娜。苇勒作为一位常常被政治理论家忽视，被马克思主义者贬为空想主义者的作家的朋友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序：致苇勒夫人》是《控诉》一书的开头，汤普森在其中说他曾经希望她能够继续玛丽。沃尔夫斯通格拉夫特所开创的事业，但是“从事这一费力的工作需要空闲和决心。
“安娜。苇勒本人只写了其中几页：”其余部分是我们的共同财产，我是你的感想的解释者和记录员。
“汤普森：《控诉》。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极少数不仅支持女权主义运动，而且努力把自己的同情转化为实践的男人中的一员。
他对婚姻契约的批判体现在1851年他与哈里特。泰勒结婚前两个月所发表的一个声明中。
穆勒完全放弃自己成为丈夫后将获得的法律权力——“做出一个神圣的承诺，保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使用这些权力。
“他宣布他与哈里特。泰勒都不赞成现存的婚姻法，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