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卡片上面只写了简单的三个字：
“我等你。”
——这三个字，就好像医生给感冒病患者开的药方一样简单实用。是的，她走的时候是给我开了个药方，她显然对她开的药方很有把握。
又是一个轮到我当班的夜晚。
尽管我不用在医院值班，但是我也不敢早早就睡觉。谁知道会有什么急诊就传唤我了呢？当你做了一个心外科的医生的时候，你就会感叹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心脏病人，哪怕是象法国这样的只有5千万人口的国家里。
世风日下，不过就是坏了心的人，越来越多。
我在家看着电视，其实也是在等着医院的电话。
米卡离开之后，我的生活里就只剩下电视和电话。
当我应着医院的传唤穿过医院的急诊通道走向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看到和我垂直方向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晃过。那种娇瘦，还有怀抱着的一个孩子，就象是那天从我家里走出来的抱着毛毛的米卡。
我赶紧追了过去。
她走进了电梯。
我抢着在电梯门最后合上的那一瞬拨开了它。徐徐展开的门内，靠里站着的就是我朝思暮想的米卡！
我望着她笑了起来。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是想笑，非常非常快乐，非常非常地满意。
电梯门再次打开，米卡要走出去了。我和她一起走出电梯门，我问她：“你要去哪里？”
她的回答异常简单，两个字——“回家”。
“你怎么来医院了？”
“我的继父心脏病发作了，我妈妈送他来急诊。我妈妈是带着孩子一起坐救护车来的。现在我来把孩子接回去。”
“心脏病？”这三个字让我异常敏感，我对它的熟悉程度不亚于熟睡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说到“纪安之”。心脏病人，那不是我的病人吗？
“那他现在是在内科的急诊、还是外科？”
这边的医疗体制里，对于急诊病人，一般都是先由内科来处理，如果用内科的办法不能改善病情的话，再及时转移到外科做手术。
“我不知道，可能转到手术室了吧。也许马上要手术吧······我不清楚。”米卡说得很平静、很漠然，完全是事不关己的样子。
我的传呼机又响了起来，是疾呼。这一定是护士长皮埃尔在找我。
我拽住米卡，说：“我必须要上手术室了，也许我现在要做手术的病人就是你的继父······你等等我，等我从台上下来以后好好和你说话。”
我要让米卡知道，我不想离开她，也不能离开她。
我想知道那天她从我家离开之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传呼机不停地震荡着。没有时间给我再和米卡说什么了。我一边奔向电梯，一边重复着说：“等我啊······”
手术
手术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医护人员全部严阵以待。
麻醉医生对病人进行了全麻，正在检查麻醉后效果。
护士长皮埃尔递给我内科急诊对病人进行的各项检查结果。病人是因为心绞痛发作叫的救护车。各种数据显示，病人有严重的冠心病。对于他的症状，必须立即实施旁路手术，也
就是冠状血管搭桥。
病人的病历里的一个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病人的血型是很特殊的O型RH阴性血。这种血型在汉族人的比例里只有万分之十二。它在高卢人后裔出现里的确切比例我不清楚，但一定也是一千个人里面也难找到几个的。
我问皮埃尔，血库里有没有这种罕见的备存血浆。
他摇摇头。
并不是所有的心脏病手术都需要在术后进行输血的，这要视病人的失血情况而定。出于安全考虑，国外更是推崇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外来输血的可能。但这并不表示这个病人就一定不需要输血。
皮埃尔告诉我，他们正在和其他血库联系，也要求了病人家属联系相关血源。病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外省，有很久都没有联系了，不能确定一时能不能找到；小儿子太小了，才5岁，不可能成为万一情况下的补血来源。
我点点头。这些事情我只用知道就好了，不需要我来张罗；确切地说，这是护士长的职责。我是在对自己点头，意思是，我明白了，没错，一切信息都说明了，这个病人就是米卡的继父。
走进手术室的时候我才想起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我让米卡等我，但是，她会在哪里等我呢？
不敢去想更多与手术无关的事情了。
我迅速地换好手术服，戴上手套，走到手术台前。
扫视了一下躺在台上的病人。
病人看上去至少有70岁了，他体态臃肿，脸上的皱褶如同沟壑纵横。他的左眼眼眶深陷了下去，就算他是昏迷着，我也能够看出那是一个被摘取了眼球的轮廓。一个龌龊的老男人，还是独眼。
我接过助手递来的手术刀，为病人开膛······
我知道，这是米卡的继父，算起来，他也是她的亲人。为了米卡，我要做得认真一些、更认真一些。
手术进行得并不顺利，病人的血管太小，搭桥吻合并不满意，手术时间比平时要长一些。
当我终于把冠状血管的搭桥全部完成以后，我要求助手扯下心肺仪，让病人那被人为中止的心跳复苏。
病人的心脏并没有如我所期待的那样动起来。
按照惯例，我们开始给病人用药，助手把肾上腺素加到体外循环机里，然后为病人重新连接上心肺仪。
病人的心跳重新开始，不过，非常的缓慢和微弱。
等心跳趋于平缓了，我们再次尝试让病人的心脏自主复苏。
重新撤离心肺仪以后，病人的心跳象一个靠惯性来爬坡的破车一样，不可避免地一点点减速，直到最后停了下来。——这是一个苍老得已经接近完全丧失了机能的心脏，我们在竭尽全力帮它来找回一些运动的力量。
再次连上体外循环机，加大用药的剂量。
如此反复了数次。
终于看到了心跳持续而有节奏地坚持了下来。
我们长舒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缝合工作是助手完成的。我提前走出了手术室。
皮埃尔紧跟着我走了出来，他告诉我，今天是他小儿子的一岁生日，明天晚上，他家里有一个大的生日派对，他请我们大家下了班都去。
我点点头。那种漫不经心地点头。点完头之后才发觉我给错了回应。今天晚上我不可能去参加皮埃尔的家庭派对。谁都知道，象给一岁大的孩子做的生日Party，主角是被忽略掉了的，因为他连记忆都还没有。所谓派对，一定只是大人的狂欢。我不要这种事不关己的狂欢，我有我的米卡啊。
等我想跟皮埃尔解释的时候，他已经重新回到了手术室。
站在手术室门口的病人家属是一个瘦弱矮小的亚洲女人。她穿一件已经很过时的、所谓柔姿纱的花衣裳，是那种在国内也早就淘汰了的质地和款式。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和她年纪不相称的浑浊。
徐娘半老了，隐约还可以想见她年轻时具备的某些颜色。
——这就是米卡的母亲了。巴黎这样的一个花都，把这样一个曾经一定是花样过的女人摧残得只剩得一张身份纸和同身份纸一样单薄的身躯。
我直接用中文告诉她说，病人的手术基本完成了。不是很顺利，现在还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
然后，我告诉她，我们尽力了。
她点头说，她知道。
我告诉她，病人还在昏迷状态，清醒还需要一点时间。
感谢我
她还是机械地点着头说，她知道了。
我把她叫了一边，说：“我还想和您说点事情。请等我去换一下衣服好吗？”
换成便装以后，我带着米卡的妈妈到了我们医生平时喝下午茶的地方。
她不主动说话，偶尔地用那双浑浊的眼睛和我对视一下。那是一种经年累月的麻木了，任麻木侵蚀到了所有的细胞和表情。
我一直寻思着从哪里开始开口来和她说米卡。
想了想，我告诉她：“我不是来和您说您丈夫的病情。我想和您聊的是侯霓。以前我就认识您女儿，我是您女儿的朋友。”
侯霓是米卡的名字，她是这么告诉我的，但愿她没有说谎。
米卡的母亲斜睨着我，问我：“你是侯霓的朋友？什么朋友？”
这问题问得太过直接，让我很有些窘迫。我犹豫了一下，终于说了出来：“前一阵子，她住在我那里。”
“哦。她在你那里没住多久吧？”她只是漫应着，语气里全然没有一个母亲对自己女儿私生活的那种自然的关心。
沉默。
我摆放在她面前的咖啡，她连碰都没有碰一下。然后，她站起了身说：“医生，我很感谢你······”
“感谢我？”我很纳闷。
但是她并不给我解释，她只是另起了一个话题说：“医生先生，我丈夫是不是已经回到病房了？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谈话无法进行下去了。
很明显，她在回避着和我说话。
这母女俩都象谜团一样。我相信，谜团的中心一定有很多伤心的故事。哪个在国外漂流的异乡客没有大把的心酸往事呢，说起来，出国的每个人都是心比天高、命若黄连；何况是这种梦很多、为了圆梦却要靠蛇头才出得国来的底层女人呢？那些曾经，是她们的不幸。也许在她们看来，我那渴望窥视和了解的心态是她们更大的不幸。所以，她们用殊途同归的麻木来回避着我。
但是，我想知道！
在我失去米卡的这一个多月里，我对她的思念、对她的想象、对她的揣度，越来越深。这是我想念和想要的一个女人。我要知道她的全部！
米卡的母亲离开的时候，留给我一个很苍凉的带点弧形的背景。我突然想到，也许这就是米卡许多年以后的写照？
不，我不愿意这样！
我要米卡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我有能力让米卡过上好日子。
想起来了，病历上有病人的医疗保险卡号、家庭地址和电话。我把它们抄写了下来。回到家，我立即拨通了我抄写的那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我所期待的一个声音。她只要说一个allo，我就知道那就是我的米卡。中国人总喜欢说什么化成灰了都还认得识。我不喜欢这种表达，但我相信，有些记忆和纪念，真的刻骨铭心到化成灰烬也无法弥散化解。就象我记得我的米卡，顶着我命名的这个名字的女人。
我说我是纪安之，我找你。刚才我让你等我的，这一下就过了好几个小时了。
“我一直在找你。终于找到你了，我不能又把你弄丢。”我急切地说。
米卡还是那么局外人一般的平静地反问我说：“是吗？”
“你不相信吗？为什么？”
“不为什么。”
“你必须告诉我。”
“你要是知道了一个答案，你还会有更多的为什么，不必了······对了，你手术做完了？”
“嗯，不算顺利。”
米卡没有追问手术的情况，显然，她对我的关心远胜于关心她的继父。
她问我：“你很累了吧？你应该休息一下了。”
我说：“我刚才还跟你妈妈聊了一会儿呢。”
“是吗？我妈妈什么都跟你说了？”
“不，你妈妈没告诉我什么。我想留给你自己来说，说给我听，好吗？”
“我没什么好说的，你是医生，还是多管管你的病人吧。”米卡的语气冷得象冰一样。这样的话语里，我找不到过去那个温存的米卡的痕迹。
“你回来住吧，我现在就来接你。你的东西都在我这里呢。”
她迟疑了一下，说：“不了。”
我坚持说我一定要见她，和她当面说话。
“你等着，我现在就来找你。”
出门前，我带上了那张已经开出了多时的现金支票，我是想用它给米卡交学费的。钱不算多，一万法郎。从一开始，我就是给米卡准备的。
天已经快亮了。我要赶在早上7点半的全体高级注册医生研究会议以前赶回到医院上班。我催促出租车司机能不能快一点再快一点。
在蒙巴拉斯的一个古旧的民宅前，我找到了被我抄写在纸上的那个地址。
和我核对无误的门牌相对应的就是我脚底的一堆狗屎。随处的狗屎，这在巴黎是常有的
事情。我小心地绕开了它们，摁响了门铃。
米卡是我笑起来的理由
米卡给我开门的时候，我就势把她揽到了怀里。这是我们的习惯动作了，但是，米卡生疏地推开了我。
米卡领我进屋。
这其实就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studio。一张床，床边还有一个床垫。其余的不多的地面上铺着又脏又旧得已经看不到原来颜色的地毯，它们在和墙接角的地方，多多少少起翘着。空间确实太局促，仿佛连让声音和语气想转弯的地方都没有。
房间不通风，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种潮湿的腐败的气息，还掺杂着厕所里飘出来的尿臊味和上了年岁的狐臭。床上铺着已经褪色的床罩，毛毛正蜷缩着睡在地上的床垫上，象个小虾米一样。他的头顶着床架。
我愕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没想到米卡的家会是这个样子。我只是喃喃地说：“米卡，你······”
她接过我的话头说：“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的家。你看看，我们四个人住的地方，空间够大吧？再放一百只跳蚤上去也还都能装得下。我妈妈和那个老东西睡床，我带着毛毛就睡地上的这个床垫。”
“把孩子放到床上去睡吧。老是睡在地上，对孩子不好。巴黎又这么潮湿，别小小年纪就得个风湿什么的。”
“他就是睡在地上的命。没要饭睡到大街上已经不错了。”
我想到武汉话里常有的一个感叹——嗨呀，造孽啊。
给了他一条命，却不能给他一个好的未来，不是造孽是什么？
我没有说话，只是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我把支票拿出来递给米卡说：“这是给你的。上回我就跟你说过，我是想着给你交学费来着。”
米卡看都没看那张支票就回我的话说：“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