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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能看见自己吗？她从来看不见自己。
不，旁边就是穿衣镜。镜子有问题。脸在里面拉长了，变形了，像河面上水波晃动的倒影。灯光照着满屋子乱七八糟的堆积物。各种奇形怪状的黑影，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画面。她蹲在中间蓬着头发。这是她吗？不，这不是她。
这不是原来的她。是镜子使她变形了。
她又扭过头，这里又有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没问题。脸不长了，不扭曲了，不像晃荡的水中倒影了。可满脸是汗水与灰土划出的道道，漫画一样，又是一种变形。
这还不是原来的她。是汗水与灰土的涂抹使她变形了。
她抓过椅背上的一条毛巾擦了擦。没道道了。可脸是苍白的，多皱的，难看的。这不是原来的她了。她年轻时是漂亮的。在去巴黎留学的海轮上，她站在船栏边，风吹着她的头发和蓝色的旗袍，吸引着多少男性的目光。那时她的脸是光润的，她的身材是苗条的。她老了。是时间使她变形了。
可是她怎么会老成这样？她的头发怎么都白了？她的母亲六十岁还没有白发。她知道自己老了应该什么样。皱纹是该有的，皱纹多也是应该的。可现在，脸上有些皱纹，原本不该是她脸上的纹理。
她应该是个慈祥的、富于知识气的老太太，怎么成了现在这样寒酸的、可怜巴巴的样子。过去自己没照过镜子？照过的啊。她从来不可怜巴巴啊。
又是什么使她变形了呢？
她不是很勇敢吗？固执，一往无前，不达目的不罢休。她要去西方求文明，便冲破封建家庭的重重束缚去了。在巴黎，有几个女性同时追逐范书鸿，她不是打败了一切对手达到目的了吗？多少年的骄傲。她爱虚荣。可她有信仰是另一回事了。
雾。回忆上怎么老遮着雾？模糊。原来很清晰的现在都模糊了。
回国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那时叫政务院？——招待会。红地毯，堂皇的大厅，温暖的握手，首长的微笑，掌声的浪潮。鲜花。献花的是个漂亮的小女孩。红色的蝴蝶结。鲜花的香气让她眼睛潮湿。共和国。一切是伟大的。只有自己是渺小的。好好改造渺小，以适应伟大。改造。改造。周围是一圈圈开会的人。写汇报的纸像雪片一样。她越来越渺小，虔诚。头越来越低。脚下是干校水田的泥泞。赤脚，自己的腿白胖松软，简直是个剥削分子。她要改造。她要解决组织问题。一瞬间，她就想到了自己所以要写思想汇报的目的。她要翻。再累也要翻。天亮也要翻。她有信仰。信仰什么？不用想。政治虚荣？绝对之探求？不。她要翻，翻，翻……
心理学家的心理却缺乏稳定的心理逻辑，有点神经质。她正翻着一个纸盒子，又想到阳台里还放着一大塑料包旧书本。她站起来，头晕心慌，腿软，推开阳台门，她看着一大堆黑糊糊的什物，懵懵懂懂，不知如何下手。
夜晚的空气有些潮湿，让她感到呼吸艰难。
头顶上，四层楼阳台上有人站在那儿凭栏说话，听声音就知道是和她同研究所工作的夫妇俩。他们正谈到她。
她清醒了。
“所里让吴凤珠退休了？”女的声音。
“嗯，老岳今天找她谈了。”男的声音。
“她退吗？”
“大势所趋。听老岳讲，她希望在退休前解决组织问题。”
“她这个岁数入党还有什么用啊。唉，要入，就让人家入吧，一辈子也怪可怜的。”
“听老岳讲，这样的人暂时先不考虑。”
“暂时先不考虑，退休了不是更不考虑了？”
她的腿完全失了支撑。在光影旋转的迷雾中，她一点点瘫软着倒在阳台上。
第十五章
林虹和范书鸿隔着写字台在杂乱拥挤中坐下。
周围是两个单人床、一个折叠床，上面堆满衣物，桌子，一个个书架、书柜，堆积在书架上直至房顶的书籍，堆积在地上占满家具间隙的书籍。一摞六个箱子，比立柜还高。靠墙的一个三屉桌上放着个两开门的小衣柜，家具的重叠。脚下狼藉着一个个打开的箱子。
物质对人的近距离的包围。
她需要迅速适应这个环境中人与空间的关系。她更需要迅速适应这个环境中人与人的关系。她应该运用她处世待人的聪明，消解自己踏入这个纷乱家庭后主客都面临的某种难堪。
“范伯伯，您现在写什么历史著作呢？——刚才我看见外屋桌上堆着书稿。”她礼貌地问。她首先要使范书鸿情绪好起来。
范书鸿摇头了：“这个先不谈吧。”
林虹看着范书鸿理解地笑笑，需要换个谈话角度：“范伯伯，我这次回来，要帮助整理父亲生前的遗稿。到时整理出来了，要请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审阅一下。”
“应该的。”范书鸿点点头，“说不上百忙之中，我有什么百忙？”他自嘲地叹口气，“是不忙，白忙，乱忙。”
“那您忙什么呢？”林虹问。
“忙什么？忙房子，忙孩子，忙历史学以外的乱七八糟。”
林虹有些吃惊：“孩子还用您忙吗？丹妮、丹林他们不都挺好吗？”
“先不谈这个吧。”
林虹稍有些不自然地笑笑，没再说话。
这使范书鸿从自己的情绪中清醒过来，他为自己的失态感到歉疚。“丹妮是一天到晚在电影界混，混得谁都看不起。”他叹道，“……她的事我很难和你讲啊。”
“她爱人在哪儿工作？”
“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难回答了，你慢慢就知道了，她在北京文艺界很‘出名’的。”
怎么个出名呢？当然不便问。
“丹林呢？他……”林虹话半而止，让表情把话说完。
“他？……这两年他算不错了。”说到儿子，范书鸿平和了些，“他现在在经济所，是改革家。在北京思想界也算有点名气吧。”
“他还没结婚，为什么？”
“这个问题，大概要一个历史学家再加一个心理学家才能回答。”
“丹林的想法有些有些怪是吗？”
“说怪也不怪，不过要说清楚也很难。这会儿他在那儿轧马路，又不知道和人家说什么呢。”
月坛公园外的林阴路边，夜风习习，树影婆娑。公园内一团团高大墨黑的松柏，将沁人的湿凉隔墙洇化出来，溶入夏夜京城的燥热中。范丹林和一个姑娘缓缓并肩走着。姑娘低着头，红花裙在朦胧的光影中摆动着。
“你这是第几次和人这样轧马路了？”范丹林问，文质彬彬中透着一种玩世不恭。
“……第一次。”
“第一次？”
“真的，像这样是第一次。”
“像别的样呢？”
“就是第一次。”
“我相信你的回答——你愿意吗？”
“愿意。”姑娘低着头答道。
“你今年二十七了吧？”姑娘脸红了，低着头没回答。这样居高临下的口吻，对于一个极力要使自己显得年轻的姑娘无疑是难以忍受的。“一个二十七岁的女性，没谈过恋爱是令人遗憾的。我很难想像我会爱这样的人。”范丹林目视前方一幢幢灯窗闪烁的楼房，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我……”姑娘抬起头看了范丹林一眼。
“你怎么？”
“我……不……我……”
范丹林嘿的一声冷笑：“你知道我第一厌恶什么吗？”
“不知道。”
“我第一厌恶的是虚伪，掩盖真情的虚伪。你爱我什么呢？我怎么看不出我有什么可爱的地方？”
“各方面……”
范丹林从鼻子里嗤了一声：“我现在好像价钱不坏。”
“你别侮辱我人格。”
“我可没侮辱你。我前几年可是个劣等货，没人要，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一天到晚在街道工厂抡大锤，不是‘劣等货’？现在成了优等货了，出口转内销的，就抢着要了。”
“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姑娘声音很低。
“要，又不说真实的考虑——你知道我第二厌恶什么吗？”
“不知道。”
“我第二厌恶的还是虚伪——讳言自己的目的性。看上我什么？是研究生，出过国，著过书，有前途，这些说出来就挺好嘛。何必说些别的？”
“我就不看你这些嘛。”姑娘轻声嗔道。
“那你看哪些？”
“我看的是你整个人。”
“人？又不是抽象的，总有具体的方面。我劝你不要考虑我了。我这个人，质量，性能，都不会符合你的理想，毛病缺陷太多。”
“……我……”
“我告诉你吧，我有肝硬化。”
“你……”姑娘看着范丹林似乎隐含着一丝恶作剧的样子，说不上话来。
林虹看着范书鸿理解地笑了笑：“一个人一个性格。”
“他性格有缺陷。”
“您不是说他挺活跃吗，还遇不到合适的对象？”
“怎么能合适？他接触的差不多都是你们这代人。你们这一代，好一点的都结婚了。哪儿去找他合适的？”
“不会找年轻点的？”林虹赶忙把问题引下去，话停留在这儿会涉及到她。
“再年轻的，给他介绍，他又觉得没味道。不知道他要什么味道。”
林虹笑了笑。范书鸿轻轻叹了口气，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好，看着林虹问道：“你爱人现在在哪儿？”
“我？”林虹微微摇了摇头，还是涉及到自己了。
“还没结婚？”范书鸿有些意外。
“我离婚了。”林虹坦然地说。
“噢……”范书鸿不自然地点点头，一瞬的尴尬。他太唐突了。“你看我们家挤成什么样了，”他转移话题，环指了一下房间，“范丹林这个改革家连自己的房子都搞不到，挤在父母这儿。真是家不成家。”
“原来这三间不都是你们家的吗？”
“那是老黄历了。‘文革’中又搬进一家，你进来时没看见那家邻居？”
“现在不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吗？”
“有落实的，有没落实的。我这房子问题，前前后后真可以写部很精彩的小说呢。要说问题很简单，单位里只要给我这邻居找下住房，让他搬出去就行了，是吧？就这么件小事情，从1978年到现在，研究来研究去，整整四年了，找了领导几十次，可到现在还是没解决。后来，就是最近这次出国，我突然明白了，我没有随风入俗，采取大家都采取的办法。”
“什么办法？”
“请客送礼。可以说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最最简单的办法。以为在文化单位不用这一套。关于房子的事，前前后后可以和你讲两天，有的场面简直就是电影。”
丰田牌小轿车载着范书鸿在雨夜的北京街道上飞驰着，去首都机场。阜成门立交桥，白塔寺，北海公园，景山，故宫，看着车窗外掠过的京城街道，范书鸿突然惊异了：车一过美术馆往北拐了，应该一直往东去啊。
“怎么从这儿走？”他俯身客气地问司机小刘。
“噢，您等会儿就知道了。拐一下，接个人。”
车在一个漂亮的四合院门口停住，响了几下喇叭。很快，红色大门吱嘎嘎开了，一个人打着折叠伞，戗风顶雨地从门口急步出来，一弯腰，收伞上了车。
是研究所的党委副书记白贵德。
“您也……”范书鸿看着他，一时有些惊讶。
“范老，我去机场送送你。”白贵德嗓音沙哑地笑道，边示意小刘开车。
范书鸿既意外又感动。这次为去德国参加世界三大宗教史讨论会，曾和研究所领导闹得很不愉快。起初，德国来请了，研究所领导不同意去，说没有外汇。后来，德国方面汇来一笔钱，所领导又说这样有损国体，难道中国连这点钱都出不起？结果还是不让去。无奈范书鸿只得向上面有关部门越级交涉，反反复复总算可以去了，但所领导都有些悻悻然。
车在雨夜的街道上疾驰着。
白贵德打着手势感叹道：“出国交流学术，是很光荣的事情。”白贵德高颧骨，凸额头，凹眼窝，他说话时，那双大眼睛并不看对方，“所里总该来领导送送，别人都说没时间，那就不勉强他们了。我和小刘说了，不要张扬了，到时车拐到我家一下就行了。”他点着烟吐出烟气来，“范老，现在的工作不好做，到处是官僚主义啊，你看你的房子问题拖了多长时间。不能再拖了。等你出国回来，一定立刻解决。”
范书鸿感动着，直到上飞机仍然感动着。
…………
当他中午提着一个沉重的大皮箱踏进白贵德家客厅时，白贵德满面笑容地迎上来，又是招呼就座，又是沏茶递烟，又是让儿女从各自的房间出来见见范伯伯，热情地问长问短。范书鸿昨天刚从德国回来，今天上午原打算到所里汇报工作，白贵德让他别急，休息休息，“中午有时间先来家里坐坐”。他们天南海北地聊着。客厅里宽敞舒适，铺着红地毯，吊着莲花灯，很富丽堂皇。
一切德国见闻都谈到了。
“怎么样，这次出国，收获不小吧？我这不是指学术方面，是指物质上，啊？”白贵德风趣地笑着，“买了点什么好东西啊？”
“没买什么。”
“没买什么？”
“我只是给自己和所里买了些书籍。这不是，这一箱书，我等会儿就带到所里去。”
“噢……”白贵德意外地怔了怔，眼睛不自然地闪烁了一下，“除了书呢？”
“除了书我没买什么。我节约了九千马克外汇带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