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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睡觉前，最后一眼，他要留恋在香炉上。
如果起夜，经过客厅时，他会把屋顶的大灯打开。香炉摆在玻璃书柜里，迎着灯光，闪烁出一片片柔和的光亮，沉穆而幽深，古雅极了。他会把那份愉悦带进梦中。
有时他会想起奶奶的那座香炉，想起奶奶爱抚香炉时那娴雅的姿态，一缕浓浓的怅惘就会久久地缠绕在心头，最后总是消失在他深长的叹息中。
有一段时间，在潘家园或报国寺的旧货摊儿前，他会突发奇想，总是睁大眼睛，想侥幸邂逅奶奶的那座香炉——不是有人说过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让奇迹在我身上出现一次吧！
他在人丛中挤来挤去，在一个个地摊儿上、店铺里寻寻觅觅，眼睛涨得生疼，头也晕晕的，连那座香炉的影子也没看见。
这想法是愚蠢的，他却明知故犯。他知道，然而有时就是控制不住。终于他狠狠地嘲笑了自己一次，然后警告自己，再也不要去想奶奶的那座香炉了——不要自寻烦恼了！
那天下午，下着大雨，还刮着冷风，雨点子一阵阵噼里啪啦地扑到阳台的玻璃窗上。毕汉光突然打来电话。
毕汉光说，你不是喜欢香炉吗，让你开开眼！我在项紫星这儿，你快过来。
项紫星是毕汉光的朋友，前些年靠经营家用电器发了家，后来又用赚到的钱买古董，做再次投资。他确实收到了不少好东西——宋朝的耀州窑刻花瓶，定窑婴儿枕，明朝的青花大券缸，康熙素三彩双耳瓶，雍正青瓷八卦尊，此外还有十几个清官窑的大盘子和一些难得一见的鼻烟壶。毕汉光带他去过几次项紫星家，看了项紫星的藏品，他真觉得大饱眼福，叹羡不已。他知道，去项紫星家不会白去的。
他犹犹豫豫地说，正下大雨呢！去项紫星家什么时候不行，非得今天？
毕汉光说，告诉你，是宣德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
他心头一震。如今宣德炉几乎变成故事了，哪里还见得到！但毕汉光是不会骗他的。
毕汉光又说，是从东北来的一位朋友的，明天上午人家就上飞机了。莫失良机！
毕汉光真惦记他，怕他错过开眼的机会。他忽然想起，奶奶的那座香炉不也是来自东北吗！莫非有什么内在的渊源？他心里慌乱起来。
他说，我这就过去。
从的士上下来，他竟忘记张开雨伞，冒着雨，冲进楼门口。
项紫星开门迎接他。
毕汉光将一位坐在沙发上的客人介绍给他。
是“王先生”还是“黄先生”，他没听清。四十多岁，穿一身铁灰色西装，打着领带，黑而壮，却有一种儒雅的气质从那双沉静的眼睛中流露出来。他没走过去握手，只是点头致意。
毕汉光一脸郑重的神色，黄先生，这位是方又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方兄的收藏专题是香炉，在北京独一份儿——大概在全国也是独一份儿。这可是位专家呀！
这回他听清了，是“黄”先生。
被毕汉光戏称为“学者”“专家”，他脸上有些发烧，正要向黄先生纠正，却被毕汉光截住了。
毕汉光笑嘻嘻地对他说，方兄，别客气。
黄先生已经走到他面前，热情地伸出手，说，能见到收藏界的前辈，这次来北京就不虚此行了。
他握着黄先生的手说，你误会了——汉光在开玩笑。
他们在沙发上落座。
黄先生说，我们家老人传下几件小玩艺儿，以前也没当回事，在箱子里压着。这两年有了几个闲钱，便附庸风雅，也跟着朋友玩儿玩儿古董，才把那几件玩艺儿找出来。不懂，想多请几位朋友给掌掌眼。上个月在哈尔滨，有幸认识了项先生。项先生热心，叫我把东西带到北京来。我只带了座香炉，请您多指教！
方又琨说，家传的东西，能逃过“文化大革命”那一劫，太幸运了！
黄先生说，其实，我爷爷我父亲都任过伪职，不过都是军医，没拿过枪，没打过仗，可那时候那也是“阶级敌人”哪！1966年8月，抄家的红卫兵们都冲进我们家了，眼瞅着大难临头，我妈吓得瘫在椅子上，我们只能任人宰割了。谁也没想到，这时会来一位救星。我有一位没出五服的哥哥，比我大二十岁吧。我那位大妈年轻守寡，又没家产，当年，带着我这位哥哥走投无路。我爷爷念在祖先的情分上，一直接济他们，还让我这位哥哥继续读书。我爷爷对他说，想让你妈过好日子，你就好好念书。你能念到什么程度，我供你到什么程度——全看你自己。可惜，我这位哥哥就爱踢足球，对念书不上心。我大妈锁上门不让他出去，他跳窗户也得去踢球。所以凑合到初中毕业，他就进厂当工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成了他们厂造反团的头头儿，就在红卫兵们要抄我们家的时候，他带着十几个工人赶到了。他向红卫兵们说，我爷爷反动透顶，案情重大，工人造反团将直接查办，其他组织不得干预。那些红卫兵都是厂里的工人子弟，一听我哥哥的话，立刻作鸟兽散了。就这样，我们躲过了抄家这一劫。
琉璃厂的那位老人曾经告诉方又琨，1966年8月红卫兵大抄家后，北京古玩行的几个“反动学术权威”，分别被派往几个抄家物资仓库，负责挑拣各种文物。老人说，抄家的东西海了！红卫兵押着大卡车一车车地送，也有蹬着平板三轮来的，仓库哪儿装得下！后来就都卸在院子里，堆得像小山头儿。一个点儿上就一两个人，哪儿挑得过来！那些天还总下雨——下大雨，瓢泼似的。我疯了似的在那堆东西上爬上爬下，木器、瓷器、玉器、漆器不怕水，都不管，只挑字画儿。先抢宋朝的，元朝的，明朝的，清朝的，白天黑夜连轴儿转，也抢不过来。那些书画——有的是国家一级文物，“文革”前，倒卖一级文物是要枪毙的——就在院子里被大雨淋着，泡着。至于齐白石的，徐悲鸿的，张大千的，什么什么的——顾不上！任它们在泥水里，在我们脚底下变成一堆堆废纸。好东西糟蹋多了！作孽呀！说到这里，老人连连摇手，没法儿说，没法儿说！
真的没法儿说。他对黄先生说，幸运！真幸运！“好人有好报”，看来这话不假。
毕汉光在写字台前招呼他，方兄，过来看看吧——比你那些香炉如何？
台灯“啪”地亮了，在衬着绿绒布的玻璃板上，一个枣红色的香炉，像一个紫红色的光团凝固在那里。他大步跨过去，将香炉抓到手中。
毕汉光提醒他，小心！
香炉很沉重，不大，近似成人的拳头。炉身紫中透红，没有纹饰，特别之处是出奇的光润。
那光是从炉体深处透出的，油润润的，暗淡淡的，轻柔柔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仿佛可以将手指伸进炉壁去触摸一下。这种感觉使他一下子想起奶奶的那座香炉——虽然一个是青绿色，一个是枣红色，但那光的质感是一样的。他知道，只有好铜经过多次冶炼，并按严格的比例掺入金银等多种矿物，才能有这样的奇光。
他将香炉翻过来，三只钝锥形实足，足尖上露出铜质的部位，非常细密——是质地最好的铜。炉底錾出的长方形落款处，款识为“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造”，楷书，异常工整，字周围有似未錾净的一颗颗芝麻粒，俗称“麻地儿”，粒粒圆润，饱满，也熠熠生辉。
可以肯定，这是一件诞生于数百年前的艺术精品。它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珍爱、把玩、收藏，逃过了战火，逃过了天灾人祸，最奇异的是竟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真是奇迹！此刻，他捧在手上，心里充满感动。用句老话，他积了什么德，才有这样的眼福呀！
毕汉光见他那副痴迷的神情，更加高兴，说，怎么样？香炉专家，开眼吧？
他说，大开眼界，大开眼界！谢谢黄先生。现在能见到这样的香炉，真是大饱眼福！
黄先生早已站在他身边，一直观察着他脸上神情的变化。黄先生不知毕汉光是和他调笑，真的把他当作香炉专家了。
黄先生问，我们东北的几个朋友都说这是宣德炉，您看呢？
他想了想，说，我看，这确实是明朝宣德年间的东西。不会错。非常稀罕。现在能见到它的人，就算有眼福了——珍贵得很！
那位黄先生并非像他自己谦称的“附庸风雅”，立即听出他话中有所保留，追问道，方先生，这是宣德炉吗？
他知道，这个圈子里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潜规则，比如，给人留面子，别扫人家的兴，就是其一。
前几年他和毕汉光刚玩儿古玩的时候，他花一千多元买过一个西晋的青瓷四耳罐，摊主还说是把他当作同乡才卖给他的，否则低于三千不卖。
过了几天，毕汉光一位多年搞收藏的朋友去毕汉光家，毕汉光打电话让他把罐子拿过去，请这位朋友掌掌眼。
那位朋友只看一眼，说了声不错，便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后来毕汉光愤愤地告诉他，妈的，咱们上当了！那是新活。
他问，当时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毕汉光说，人家看你头发都白了，给你留面子。
他奇怪，面子就这么重要？
当然重要！毕汉光说，西城有位尤老先生，在北京收藏界大大有名。前几年他从一个外地人手里收了一个明朝的青花缠枝莲梅瓶，八万！他以为捡了个“漏儿”，可几个朋友看了，都说是新活。后来他也知道自己走眼了，可还是铁嘴钢牙，没错儿！明的。八万块钱不重要，得保住面子！
现在，他也遇上了这样的窘境。他沉吟着，不说话。
项紫星走过来，说，方兄，我跟黄先生认识不久，却一见如故。要不，我也不揽这事。宣德炉，鼎鼎大名，可谁都没见过。您有话，就直说。您要是把这炉毙了，我担保，黄先生绝不会心脏病发作。您说了，我们也长长见识。
他对项紫星是颇有好感的。许多搞收藏的人，对自己的珍品都深藏不露，有交情也不行。他跟项紫星素不相识，只因为毕汉光这层关系，人家就把好东西让他尽情地欣赏揣摩，在收藏这个圈子里，这样的人太难得了，是可以当作朋友交往的。
毕汉光也说，这儿没外人，说错了也不寒碜。
他只能说了。
他对黄先生说，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
黄先生说，您别客气。
他说，这座炉，是宣德年间制的，没错儿——材料、器型都对。只是，它不是宣德炉，而是仿宣。你别急。这只香炉的整体形态，与宣德炉几乎完全一样，是十分珍贵的——不仅是现在，几百年前，就难得一见。这确实是好东西！
黄先生问，都是宣德年间制的，怎么它就是仿宣呢？
他说，宣德炉是由官方铸造的，只铸过一批——五千座左右。那是在宣德三年，以后再也不曾铸过。这座炉的年款是宣德五年，晚两年，当然是仿制了。
他告诉他们，吴邦佐就是宣德三年监造香炉的工部官员，宣德炉停铸后，他利用原来的窑址，招募了原来的工匠，使用原来的材料和工艺，又铸了一些香炉，水平极高，又传世甚少，所以也异常珍贵。
毕汉光又惊又喜，你怎么知道？看来你真是香炉专家了！
他说，又开玩笑！我是听一位老先生说的。
毕汉光说，你采访过的那位琉璃厂专家吗？
他说，不是。另有其人。
毕汉光犹犹豫豫地说，只听他一说，不能算数吧？他就那么权威！
他说，我见过真正的宣德炉。
毕汉光大惊，你见过宣德炉？
他说，见过。比这座还要精美。
真的？
有一度还归我所有。
几个人的眼珠都瞪大了。
金老先生慧眼识宝。他说，你奶奶把你这辈子要花的钱都给你准备好了。不幸，他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可能是爸爸向继母讲了些什么，或者是央求了什么，许诺了什么，继母没有再向他追问香炉的下落，但是，对他更加冷漠。
暑假里，他躺在躺椅上在院子的树荫下看书，有时会突然觉得头顶冷飕飕的。他知道，准是继母在上屋冷冷地盯着他——原来，仇恨的目光是冰冷的，这般冰冷——隔着窗玻璃，都能感受到它刺骨的寒意。
好在他已成年，继母不论如何排斥他，也无法演出像《鞭打芦花》那样后妈虐待儿子的惨剧了。不过，在一些小事上难为他，却是常有的。
他从小在奶奶和吴妈身边长大，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上了大学，自己也不曾买过一支牙膏，一块香皂，需要的时候，他只需装在书包里带走就是了。奶奶去世后，这也成了麻烦。有几次，他临去学校时问吴妈，肥皂呢？牙膏呢？吴妈便愤愤地说，她说知道了，可不给钱！
最让他恼火的一次是，那年冬天的一个周末，他从学校驮回棉被让吴妈拆洗。被子拆开了，被里被面都泡在大盆里，继母像是看准时机似的及时出动了——一会儿让吴妈洗茶具，一会儿让吴妈熨衣服，接着又让吴妈去找多少年没人用过的牛角鞋拔子。被里被面在大盆里泡了一天一夜，直到星期日晚饭后他要回学校时，也没洗出来。
吴妈说，先把你在家里盖的被子带走吧，星期六你回来，我就做好了。
他在家里盖的被子的被面，是奶奶早年间存下的老东西，猩红色的缎子，还绣着金凤凰和大朵大朵的牡丹花，富丽鲜艳，扎眼之极。在以艰苦朴素为荣的年代里，他拿这样的被子去宿舍，不是让同学们侧目而视吗！用不了两天，全班同学都会知道。
他说，家里就没有布面的被子吗？
吴妈说，老彭的被子是布面的——还在下屋搁着哪。
他连连摇头，不行不行！准是一股油烟子味儿！
老彭是家里的厨师，奶奶去世后，便辞退了。
他问，您的呢？
吴妈说，也是缎子的。老太太说，别花钱买了，废物利用吧。一下子给了我仨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