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在那里学习过。您到我们这里很久了吗？”
“你刚走，”瓦宁说，“他就来了。我们已在这里谈了一些…… ”
“谁派您到我们营里来的？”
“你们师长。我到前线时，就有人劝我，一定要到您这里来。”
“真的吗？”沙布洛夫说。
“是的，就是到您沙布洛夫营里来。”
’我们居然已经得到了正式命名。“沙布洛夫说，极力用这粗率的诙谐语句，来掩饰内心的喜悦。
”派您来时，他们对您说过什么？“他直率地问，“不妨说说。”
“他们说，你们经过决定性的冲锋，一举攻下三座楼房和广场，十六昼夜来没让德寇前进一步。”
“这是真的，没让他们前进一步。”沙布洛夫说，“但是最近一星期来，敌人没有特别凶猛地来攻占。如果你七八天前来到我们这里，那就有意思了，现在这里很平静。”
阿弗杰耶夫微微一笑。在他的战地通讯员生活中，他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您要是早些来就好了”。人们总觉得，此刻他们那里的情形不是最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事情不是已经发生过，就是即将发生。
“没有关系。”他说，“我在您这儿呆几天，收集一点材料。平静也不错，可以同人们谈谈。”
“是的。”沙布洛夫同意地说，“不然就没有时间谈了…… ”
他俩对视了一下。
“关于斯大林格勒的情形，人们一般地写些什么，说些什么？”沙布洛夫带着很久没有看报的贪婪心情问道。
“写的很多。”阿弗杰耶夫说，“说的更多，想的更多…… 不久前，我到过西北战线，那里很多军官不耐烦地说：我们坐在这里，而斯大林格勒那里却…… 您知道，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并不怀疑这里是地狱，他们是真心真意地想到这里来。”
“您准备在我们营里逗留很久吗？”沙布洛夫问。
“不，只呆一两天，然后还要到南面阵地上去。”
“对的。”沙布洛夫说，“此刻那里的战斗激烈得多。”
“你看，我要同你们营里什么人谈谈好？”
“同什么人谈呢？可以同孔纽科夫谈谈。他是我们营的老兵。也可以到各连走走，同一连连长哥尔坚科，或者同马斯林尼可夫谈谈，他是我的参谋长，人虽年轻，但是个很好的军官。你也需要同军官们谈话吗？”
“当然。”
“那您就同马斯林尼可夫谈谈好了…… ”
“我也想同您谈一谈。”阿弗杰耶夫说。
“同我？也可以同我谈谈。”沙布洛夫回答，“只是要放在最后，请你先到各连去认识认识。因为只有先了解营里状况，才能了解营长的情形。至于营长关于自己说些什么，这是次要的事。政治委员，您看对不对？”他向瓦宁微微一笑。
“对的，”瓦宁说。“如果营长忘记说到自己时，我来提醒，”他向阿弗杰耶夫点头示意。
“什么时候了？”沙布洛夫看看表。“４点钟了。我忙活很久了…… 该睡觉了。您怎么样？”
“是的，我也想睡。”阿弗杰耶夫同意说。
“如果您留在我们这里，我们明天就给你抬张床来，今夜就请你同参谋长或政治委员挤一挤。他们的个子都不太大，能够睡下。我也可以请您同我睡在一个床上，但怕您不方便。”
“是的，我也有点害怕。”阿弗杰耶夫望了望沙布洛夫那魁梧身躯，同意地说道。
沙布洛夫已经完全收拾停当，准备睡觉，但他却站在房子中间，想从什么地方替客人找个毯子。忽然间，他看到桌子上的军用水壶，顿时酒兴大发，这在平常是很少有的事，他正想这时喝点酒，然后再坐下谈一会儿，索性把一时没有想起的各种问题，都提出来问问这位从莫斯科来的客人。
“您很想睡觉吗？”他问。
“不太想睡。”
“那么，也许，总还是要…… 政治委员，你请他吃过东西吗？”
“请过，吃的不多。”
“既然不多，就等于没有请，没有招待。如果不太想睡，我们就来吃点夜宵吧。”
别佳还没有端来食物之前，沙布洛夫接连问了阿弗杰耶夫几个简短而突如其来的问题。
“怎么样，莫斯科还有街垒吗？”
“没有，已经拆除了。”
“防御工事有吗？比以前增多了些吗？”
“我觉得多了些。”阿弗杰耶夫说。
“那里还有人守着吗？”
“我想是有人守着。”
“这就好。这才真的是防御工事…… 随时都有人守着吗？”
“我想，随时都有人守着。”
“这就好。您常看歌剧吗？”
“也看。”
“看什么歌剧？”
“叶甫根尼·奥涅金”。
“很有趣的。”沙布洛夫说，“倒不是我非常想看戏，有趣的也不是歌剧本身，而是戏还在演，仍旧是观众满座，我对这一点感兴趣。那怕看它一眼也不错…… 不过，您知道吗，其实我并不爱看歌剧。”
“我也是一样。”阿弗杰耶夫说。
“演唱的女人都胖胖的，扮演的角色都是姑娘。怎样看也提不起劲来，也许现在因为战争的缘故，她们都变瘦了些，是不是？”
“不，并没有瘦。”阿弗杰耶夫微微一笑。
“那也没有关系。”沙布洛夫说，“我闭起眼睛来听，唱的还是不错的。总之，我还是想听听。民警还是同从前一样，带着白手套吗？”
“这一点我却没有留意。真的没留意。”
“这不重要。”沙布洛夫说，“但同时，或许，也很重要。莫斯科街上的汽车，大概少了些吗？”
“汽车是少了些，但街上的人，不像去年１２月那样，却又多起来了。１２月时，您在那里吗？”
“在那里。１２月时真好…… 我有一次逛了一天。那时莫斯科街上很空旷，非常寂静。 ”
别佳端来了一炒锅罐头肉。
“这是美国罐头。”沙布洛夫说，“请吧。我们大家常开玩笑，称这是‘第二战场’。您能喝酒吗？”他把一个“炸弹”杯摆在阿弗杰耶夫面前，并带点犹豫的神色说道。
阿弗杰耶夫已习惯了别人经常问他这样的问题，甚至在前线上也是如此；但照通常的习惯，是不问“您能不能喝酒”的。究竟是因为他这副中年科学工作人员的外表，还是因为他那副厚厚玻璃的眼镜渲染了知识份子味道，抑或是他谈话时那种从容不迫慢慢吞吞的风格，——也许是这几种特点总合起来，才迫使这些初次结交的人们，认为他是个严肃的人，甚至是个枯燥无味的人。在这样的人面前，开点难堪的玩笑，骂上两句，或者多喝几杯，好像是不大合适。于是阿弗杰耶夫在回答沙布洛夫“能不能喝酒”的问题时，狡猾地微微眯缝着戴着眼镜的眼睛，轻轻一笑，说道：
“当然，能喝。”
他们每人喝了一杯，然后又喝了第二杯。
这一天来，沙布洛夫疲倦极了，但是，伏特加不仅没有像平常那样刺激大脑，反而使他突然觉得此刻掩蔽部里的一切都那么温暖，舒适，亲切动人。
“我劝您明天到二连去，那里有我营非常好的人；特别要同孔纽科夫谈谈。您亲自到各处看看。您要知道，”他说着又停了一下，仿佛脑子里突然出现一种思想，“您知道，虽然一般说来，我们在这儿面临的危险比你大，但是在战争中您会更加感到可怕。”
“为什么呢？”
“您回到莫斯科以后，在电报局或在司令部才能做自己的事情，到这里来只不过是观察情况，收集材料，回去后才能写作。为什么我不觉得那样可怕呢？我每时每刻都在奔忙，连休息时间都没有，子弹射击和迫击炮弹爆炸在这里从没有间断过，而我还要随时打电话——我要打电话报告，但话务员又听不见，我急得骂他，您知道吗，因为这样忙乱，似乎连迫击炮弹轰鸣也忘了。可是您在这里没有具体事可做，只是坐着等待，看炮弹能不能打到头上来，所以您会更加感到可怕。我说的对吧。”
“也许您是对的。”阿弗杰耶夫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
“我们还是躺下睡吧？”沙布洛夫问。
“现在就躺下呀？”阿弗杰耶夫不大情愿地回答。
他不想中断这次谈话。战争爆发一年来，他坚信人们在战争中变得更质朴，更纯洁，更聪明了。也许他们在本质上依然还是从前那样，但外表上现出好的迹象是，大家不再按照种种模糊的标准发表议论，例如：这人参加过会议没有，发表些什么意见，他是否有礼貌，是否受人尊敬，是否健谈，是否关心人，是否和蔼…… 战争一爆发，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了，人们在生死关头已经不去想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被认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既没有时间想，也不想去想这些。
“躺下睡吧，”沙布洛夫说，“早晨的脑筋比晚上更清醒些，明天您去同其他人谈谈，您可以找到许多合适的人谈；我们营里有很多出色的人，差不多全是出色的人。大概您经常从军官嘴里听到这样的话吧？”
“常常听到。”阿弗杰耶夫如实地说。
“那又怎样，这话很对。我虽不知道这些人在战前怎样，战后如何，但是他们现在确实几乎全是好样的。我想将来他们大多数人也会是好样的，当然，如果谁还活着的话。您知道吗？我相信会活着…… 好，我们睡吧。”
沙布洛夫走近瓦宁床边，看到他早已摊开身子睡着了。沙布洛夫把他稍微托起，移到床的一边。
“为什么这样呢？”阿弗杰耶夫急忙地说。“别弄醒他了。”
“不，”沙布洛夫说，“不会弄醒他的。如果电话铃响，他马上会醒来，不然，就是翻他三两次，也不要紧，这我知道。您躺下吧，半边床是空着的。”
阿弗杰耶夫脱下皮靴，不脱衣服，盖着军大衣躺下了。
沙布洛夫坐到自己床上，脱下军服军裤，叠得整整齐齐，放好皮靴，包脚布搁在皮靴上面，然后盖着毯子，抽起烟来。
“我在有条件时，总是脱衣服睡，”他说，“从前我在边防军服役，所以我总按边防军老习惯，把服装摆得整整齐齐，十秒钟左右就可以穿上衣服，计算过的。我看，战争还会持续相当久。所以我不得不盖着毯子睡…… 怎么，不赞成吗？”他微微一笑。
“我很赞成，”阿弗杰耶夫说，“赞成，并祝您晚安。”
沙布洛夫倒在枕头上，一连深深吸了好几口烟。他没有入睡。掩蔽部的门大概开着，从外面传来凄凉的雨声，也许这是今年最后一场雨吧。
第十一章
清晨，阿弗杰耶夫和瓦宁到第一连去了。沙布洛夫留在营部，想利用战场上平静的机会把平常来不及做完的事情处理完。从清早起，他同马斯林尼可夫一起，花了两三个钟头来拟制各种军事报告，其中一部份确实是有必要的，而另一部份，沙布洛夫觉得是多余的，完全是迎合和平时期的种种文牍主义。
马斯林尼可夫出去后，沙布洛夫开始处理拖得很久、使他窘迫不安的事情：回复牺牲者的家信。几乎从战争开始以来，他就承担起回复这些信件的艰巨任务。他不满的是，一个人死去时，我们总有些人力求尽可能久的不把这个消息通知其亲属，并尽可能拖延不答，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干脆不回答。这种所谓仁慈心，在他看来，其实就是无视别人的痛苦，免得自己苦恼。
第一封信是帕尔费诺夫的妻子写来的。
“亲爱的别佳，——帕尔费诺夫的妻子写道（原来他名叫别佳，沙布洛夫以前不知道）。——我们都很想念你，我们都在等待战争结束，等你回家。女儿佳丽娅完全长大了，已经会走路，差不多不摔交了…… ”
沙布洛夫仔细地把信读完。信并不长，家里人在信中问候他，有几句话是谈工作，希望尽快歼灭法西斯，后面两行是小孩的粗笔迹，这是他大儿子写的；再下面是母亲撑着小孩手软软画上的几笔，并补充说：“这是佳丽娅亲手写的。”
回答什么呢？沙布洛夫平时在这种情况下，知道只能这样答复：“他已牺牲”或是“他已不在”，但是每一次他总在思索如何回答的问题，好像是第一次写回信。回答什么？怎样回答呢？
他想起帕尔费诺夫躺在水泥地上时的短小身姿，他苍白的脸和垫在头下的两个战地挂包。他是在第一天的战斗中牺牲的，以前沙布洛夫对他了解得不多，他是沙布洛夫的战友，是沙布洛夫许多许多并肩作战和阵亡的战友之一。沙布洛夫习惯了战争，看惯了这件事。他可以简单地说：他叫帕尔费诺夫，已经牺牲了。但在奔萨城马克思街第二十四号，“他牺牲了”这几个字就是灾难，就会使人丧失一切希望。在马克思街第二十四号，这几个字的背后意味着妻子不再是妻子，而是寡妇，孩子们也不再是普通的孩子，而是孤儿了。这不仅仅是痛苦，这是整个生活的变化，前途的变化。每当他写这类信时，最怕读信的人觉得，写信人心里轻松。他希望读信的人认为，写信的人是带着与他们同样的悲痛写的，——那样才能使他们读到这封信时不那么伤心，那么委屈，那么悲痛欲绝……
人们有时需要谎言，这一点他知道。这些人非常希望自己心爱的人牺牲得很英勇，或者像报刊上写的：死得很勇敢…… 他们希望他不是简简单单地死去，而是干出了一番重大事业后牺牲的，而且他们希望，他在临死前还想到过他们。
于是沙布洛夫在回答这些信件时，总是力求满足这种愿望，必要时，他也撒点谎，——这是他唯一坦然说出的谎言。他从日记本上扯下一页纸，拿起钢笔，用洒脱的笔法，开始写信。他写到他同帕尔费诺夫共事很久，帕尔费诺夫怎样在斯大林格勒夜战中英勇牺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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