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再看看你给我找的是什么鬼房子！”
蒋孝镇目瞪口呆。主子的突然发作象定身法一样把他定住了。他呆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
“委员长，这是贵阳最好的房子了。”
“什么最好的房子？”蒋介石立即驳斥道，“晚上四外透风，我怎么会不生病？”
哦，蒋孝镇这才明白，他的领袖兼亲属是为了向他讲明拉稀的原因。如此而已。他不吭不哼地把被单卷起退出房门，来到楼下。蒋孝镇这口怨气咽不下去，后来对侍从室主任悄悄地说：“他自己受惊了，还怨房子！”
侍从室主任哈哈一笑，说：
“咳，你这小子何必这么认真！”
情况越来越紧了。早饭后，南郊开始响起了炮声。蒋介石急忙把王天锡找来，问：
“你听到了炮声吗？”
“听到了。”
“这炮声不远么！”
“是的，大约在城南近郊。”
“有多远？”
“可能有二十华里。”
“他们未必会攻城吧？”
王天锡没有回答。蒋介石拿着地图，迷惑不解地问：
“他们怎么又到了南郊，莫非要包围贵阳？”
“不知道。他们经过乌当，本来在城的东北，后来到了洗马河，是在城的正东，现在从洗马河又折回来，到城南来了。
他们的行动总是很难猜的。”
“看来是真要包围贵阳。”
蒋介石凝视着地图自言自语。随后吩咐说：
“你赶快把情况再了解一下，快来回报。”
十时许，王天锡再来汇报的时候，蒋介石已是满面笑容，乐呵呵地说：
“情况都知道了，孙渡已经到了，没有问题了，我们马上要开军事会议。”
说话间，顾祝同、陈诚、陈布雷、薛岳、晏道刚等一班文臣武将又挤了满满一屋子。蒋介石的情绪象陡然升起的水银柱似地高起来了，他显得精神百倍，又恢复了素日的情态，手里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在图上指指划划，一边兴奋地说：
“现在廖磊的那个军驻在都匀、独山，我断定他们是不敢往南走的，他们必然还会出马场坪东下镇远，到湘西去。”
他的话还没讲完，忽报孙渡来到。不一时，孙渡头戴大盖帽，身着灰色军服，脚穿翻毛黄牛皮鞋，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这时的委员长真是喜上眉梢，笑在心头。其他文武官员也围着孙渡问长问短，这个说他是“勤王之师”，那个说他是“救驾部队”。蒋介石也夸奖说，这是“云总司令训练之功”。随后又亲热地对孙渡说：
“你这次率领所部驰援贵阳，三四天就走了四百余里，够辛苦了。本来应该休息一下，不过现在敌情十分严重，希望你再努一把力吧！”说过，命令他马上出发，向龙里方向跟踪追击。还说，他已命令薛岳由遵义东进石阡、余庆堵截，让何键把重兵摆在湘西一带，不愁把赤匪一鼓荡平。
孙渡一生一世哪见过这种场面，真是少年得志，意气纵横，心里晕晕乎乎，早已忘乎所以。听了蒋的这番话，立即满口答应。蒋介石又回过头去招呼侍从室主任：
“他们官兵太辛苦了，马上拿几万块钱慰劳他们。”
孙渡打了一个敬礼，欢欢喜喜地去了。
当晚，蒋介石本来可以睡一个安生觉了，谁知城东南谷脚、龙里方向枪炮声时断时续，仍然令人放心不下。第二天早晨才得知，孙渡乘车出城不远，就遭到红军侦察部队的狙击，汽车被打坏，卫士死伤了四名。孙渡率其余卫士跳下车来逃出去了。
蒋介石正在惶惑不解时，王天锡神态十分轻松地走了进来，笑嘻嘻地说：
“报告委座，没有事了，红军已经过去了。”
蒋介石一听，又惊又喜，忙问：
“他们不是在南郊吗？”
“不，他们昨晚就从南郊调头向西，经过花仡佬，出青岩，走广顺方向去了。”
“广顺？他们不是到湘西吗？怎么会走广顺？”
“当然不会再到湘西，他们已经往云南去了。”
“噢！”蒋介石如梦方醒，眼神痴呆地低下头去。
不久，蒋介石离开贵阳。报上发表了新的任命：王天锡的贵阳警备司令一职，由副司令郭思演接替，他所兼的贵阳市公安局长一职，由肖树经接替。那个前途未可限量的王天锡顿时呆了。他看到肖树经笑嘻嘻地前来接收，伴着这笑容的是公安局周围布满的枪兵，还有街口上冷森森的机关枪。这些都告诉他：贵州省的历史已经换了新的一页。
（三十二）
王家烈这时正率领残部驻在黔西县城。前几天，红军逼近贵阳，他不但没有危机感，相反还有一种得意之色。孙渡路经黔西时，他甚至压抑不住自己的那股高兴劲儿，满脸放光地说：“孙司令，你看这次共军忽然南渡乌江，这是什么意思？”孙渡还没有回答，他就自己接着说：“这硬是要将老帅的军咧！”他说的老帅，当然是指正蹲在贵阳的蒋介石。当王家烈讲这话时，派来监视他的特工人员也在座，不是王家烈不谨慎，而是实在压不住了。后来，红军围着贵阳城象炸了一个大麻花似地绕了一个圈圈，迤逦而西，奔向云南，对王家烈说来，却是一喜一忧，亦喜亦惧。喜的是红军已过境，贵州又是昇平之世；忧的是不知在这昇平盛世中是否还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正在这时，从贵阳行营打来电报，说是委员长的侍从室主任郑不凡要来，王家烈心里犯嘀咕了。郑不凡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既是蒋介石的智囊中人，又是蒋的特使，忽然君临此地，该不是艳慕黔西大山的风光。王家烈自接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刻起，就心绪不宁，七上八下。而贵阳距黔西不过二百华里，郑不凡说到就到，王家烈还没理出一个头绪，这位特使已经来到面前。王家烈自然作出最大努力，宴请了一番。随后，毕恭毕敬准备聆听委员长训示，郑不凡却推说，长途行车，精神困倦，第二天再谈。这当然使王家烈又增加了一个不眠的长夜。
这天早晨，王家烈早早来到他的临时军部，郑不凡仍迟迟未到。他只好坐在小客厅里静静等候。这时，那些已经想了几十遍的问题，又来苦苦缠磨着他。问题的中心是，蒋介石究竟会怎样对待自己。这纷纭难理的思绪，是从战争的风暴盘旋到贵州的第一天就产生了的。当时，他极其担心蒋介石“一箭双雕”，尤其担心他参加粤、桂、黔三省的反蒋活动遭到报复。他的那颗心真比压着一座泰山还要沉重。幸亏他那位外交家兼活动家的夫人万淑芬有胆有识，以勇往直前、一无所惧的精神，到了一趟南京，给宋美龄送了一份厚礼，并且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作了解释。她说，贵州之所以同广西联合，并非真心，只是为了贵州的鸦片在广西顺利过境，“不过是讨一碗饭吃罢了，哪里会真心反蒋委员长呢！”谁知这话还没说完，宋美龄就说，蒋委员长早就忘了此事。临走，蒋介石还亲自接见了她，叫她转告王家烈，专心“剿匪”，不要想得太多。为了表达他的这番厚意，送了她五万块钱，还有两箱子没有开封的德国造二十响连枪。王家烈听到夫人的传达，看见摆到自己面前的这些东西，简直胜似一支大军凯旋，早已乐得眉开眼笑，如果不是薛岳克扣他的军饷，他可真要飘飘欲仙了。今天他在心绪如麻的时候，再一次想到此事。心想，大人物总是大人物，委员长做事还不至于一点情面都不讲的。想到这里，他脸上出现了几丝笑意……
正在这时，郑不凡笑嘻嘻地走了进来。
这郑不凡尖下颏，稀零零几根胡子，眼睛眯细着，脸上总带着几分笑意。他那身绿呢子的将军服虽然笔挺，但依然使人想到旧戏上手拿羽毛扇一走三晃的人物。
“王军长，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吧！”说过，他坐下来诡秘地一笑。
“这人好厉害！”王家烈心里嘀咕道，“他怎么晓得我没有睡好。”
想到这里，他故意挺挺胸，笑着说：
“郑主任，您也没有好好睡吧！”
“我睡得还好。就是你安排我住的那地方，附近有两条狗老是叫，想必它也看出我是个中央军，不把我当自家人看。”
说过，眼睛一眯，笑了。
“也许它看出你是从天子脚下来的，表示欢迎吧！”王家烈也干笑了两声。
郑不凡眯着眼，望着王家烈说：
“你知道我的来意吗？”
“我正要聆听委员长的训示！”王家烈将头微微一低。
“是这样，委员长本想亲自来看望你，因为公务忙碌，难以分身，所以才派我来了。”
接着，郑不凡就转达蒋介石的话说，自从共军进入黔境，二十五军的官兵还是很辛苦的。现在贵州境内已无敌踪，百废待举，任务相当繁重，军政长官不宜兼职太多，在二十五军军长和贵州省主席这两项职务之中，王家烈可任选一个，决不勉强。
王家烈一听，好象当头挨了一大马棒，头立刻嗡嗡作响，有好几秒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鼓着金鱼眼，张着嘴唇。
郑不凡看着他那副呆样，不禁暗自发笑。他眯眯眼，又说：
“我临走，委员长再三告诉我：干什么要由王军长挑，一切听王军长的，决不能有丝毫勉强。”
郑不凡这时才发现王将军那伟岸的身躯和他的思维活动是多么地不相称。王家烈总呆了一两分钟，才艰难地苦笑着说：
“这个，这个……不好说呀！”
“说嘛，没关系嘛！”
“郑主任，你知道，我们这小地方跟你们不同，如果我不管军队只当省主席，我连三天也当不了，没有枪杆子，谁支持我？可是，如果我只管军队，不当省主席，又没有财政来源，也呆不了好久……”
郑不凡听后，从鼻子里笑了一声：
“哪，王军长的意思，是不是两者都要兼着，一仍其旧？”
王家烈登时弄了个大红脸，由红转紫，象猪肝似的。郑不凡嘲笑说：
“这真是所谓：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然而，这二者是不可得兼的嘛！同时，也会把你累坏的嘛！”
王家烈真是又羞，又气，又恼，又怕，同时又不便发作。而他那善于决疑的英明的夫人又不在旁边，一时显得恍然若失，孤立无助。然而又不能老不说话，遂冲口而出地说：
“既是这样，那我当军长！”
王家烈这样说，既是出于直感，也是基于一贯的认识。因为在中国不论大小军阀都懂得，有了枪杆子就有了一切，没有枪杆子就一切完蛋，这几乎是他们深入骨髓的观念。
“噢，军长。”郑不凡捻了捻他那稀零零的胡子，沉吟了一会儿，说，“好，那我就这样向委员长报告。”
王家烈一听要上报，从此板上钉钉，就立刻想起不当省主席的难处。最近正是因为薛岳从财政上卡他，几个月的薪饷都发得很不及时，弄得整个部队怨声载道。特别他想到，作为贵州省财政的支柱，是鸦片的交易和捐税，如果不当省主席，这一切都将付之东流。想到这里，他立刻说：
“别忙，别忙，我还是当省主席好。”
郑不凡笑了，接着叹了口气：
“唉，王军长，象你这样一个遐迩闻名的将军，怎么连这么一点小事都不能决断！”
王家烈羞愧难当，待要发作，又恐小不忍则乱大谋，说不定两头都会鸡飞蛋打。只好勉勉强强苦笑着说：
“郑主任，我昨晚确实没有睡好。同时，我还要同两位师长商量一下，也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行，行，你回去同他们商量商量也好。”
郑不凡说过，又是诡秘地一笑。这次的交谈就算结束。
王家烈晕头胀脑，恨不得一步回到家中，同他的夫人一起作出最后决策。他的夫人也在他的临时官邸眼巴巴地等着他，有些坐立不安。
王家烈一只脚刚刚进屋，穿着红色丝绒旗袍的万淑芬就急火火地问：
“那个姓郑的鬼鬼祟祟，到底来干什么？”
王家烈把军帽一摘，神情颓唐地仰在沙发上。他把刚才的情况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他们会这样绝吗？”万淑芬疑惑地问。
王家烈把两臂一摊：“你瞧，这是刚刚经过的事。”
“这些狗杂种，来得好快！”万淑芬咬着她的红嘴唇愤恨地骂道。“我在南京见他们的时候，对我可亲热啦，那老狗还说，你回去叫家烈好好干，专心剿共，不要想得太多，过去的事我早记不得了。现在没有几天工夫，他就变了卦！”
“这就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共产党不是走了嘛！”
两个人骂了一阵，就开始讨论；讨论了一阵，接着又骂。王家烈平时有何疑难，经过夫人那聪明的头脑，就立时迎刃而解，今天要从两种官职中作一抉择，虽英明果断如夫人者，也不灵了。最后，还是夫人建议，赶快把白师长和赫师长叫来共同商议，因为一来他们是自己的心腹，二来不管采取何种方案，都要取得他们的支持。
两个人匆匆吃过一次最没有味道的午饭，就在床上摆起大烟灯，一面养精蓄锐，一面等候。
两位师长来了。他们习惯地坐在床前。
王家烈对他的两个心腹、亲戚又兼生死之交的亲信，慷慨陈辞，义愤填膺地讲述了两天以来的经历。他原来预料这些话不是激起爆炸的反应，就是激起感人肺腑的同情。哪知讲完以后，两位师长反应并不强烈，只是淡淡地表示了几句同情而已。而且令人惊异的是，他们似乎是故作惊讶而又并不十分惊讶。
王家烈和躺在那里烧烟的万淑芬都愕然了。
王家烈坐在床沿上，鼓着两个带血丝的金鱼眼，盯着白师长问：
“老白，你说该怎么办？”
白师长那张白皙，漂亮的脸上，显出为难的神情，笑了一笑，说：
“既然现在最高领导都说了话，我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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