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拿出来，争奇斗巧互相比量。我确实看见过她母亲做的婴儿鞋，式样大方、色彩雅致、针脚匀称，简直就是艺术品。
至于日常生活中的缝缝补补，更是起码的能力。连张爱玲这样贵族出身的女人，都因为自己的不会做女红而惭愧。她在《我的天才梦》中，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生活能力的低下，其中不会补袜子是重要的一项，并因此说自己是一个废物。她经常为日常生活的细节所磨难，所以才断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生着虱子。”就是在国外，贵族妇女们也要会起码的针线活。安娜·卡列宁娜的嫂子，看见她华贵的内衣，立即对自己内衣上的补丁生出羞惭。而不修边幅的女人，则比衣冠寒酸的女人，要承受更多的文化压力。从城市到乡村，从农民、市民到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如此。如果是一个家庭主妇，她还要承担全家人着装风格的责任。有一句古话说，男人在外面走，带着女人的手。这就使做女红的工作，具有了格外深厚的文化意味。不仅是能力，也是文化规范，所谓“德言容工”是最基本的操守之一。
革命带来的文化震动，则是和商业社会的分工一样，从另一个方面动摇着这一古老的传统。“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之一，是对于针线包所代表的艰苦朴素革命传统的继承发扬。这使男人做缝缝补补的工作，变得理所当然。我推想，除了经济条件之外，一开始是由于革命队伍中女性很少，加上革命女性对于做女红的反感，逼得男人们必须自己动手。后来被设定为革命传统，影响着几代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朋友中，确实有会踩缝纫机做针线的，大多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或者有过当兵的经历。实际上，民间也有喜好干针线活的男人。他们更多地出于对技艺的好奇与创造的快乐，纳鞋底、打毛衣，做被子，都可以比女人出色。而他们所承受的文化压力，也并不是十分地大。有的时候，民间社会更宽容一些。尽管免不了会被目为娘娘腔，但却是许多女人择偶的最佳对象。当然，也有为生活所迫的情况，类似电影《和你在一起》中的刘成，独自抚养捡来的孩子，把他培养成了艺术家。其中有他做针线乃至打毛衣的情节，编导者对于民间生活可谓熟稔。
改革开放 的商业化潮流，更是彻底地冲击着这一古老的传统。首先是就业的机会相对增多，专职的家庭妇女越来越少。时间节奏的紧张，繁忙的工作，都使职业妇女们没有做女红的心情。普罗阶级的女人，在工厂里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又要干各种家务劳动，没有余力做细致的女红。加上商业化的迅速发展，商品的种类增多可供选择，价格也可以为一般人所能接收，手工女红节约下来的那一点儿钱不再重要，多数人做女红的动机不复存在。连服装厂的女工，都不自己做衣服。知识女性要忙于工作和各种业务进修，原本没有多少做女红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家庭劳动的社会化使各种人工多且便宜，更乐得家务劳动的简单。再加上域外女权思想的影响，有意反抗淑女规范，着装更加随便，自然没有做女红的兴致。只有影视明星们，不得不在衣饰上讲究，那也多数是在正式的场合。著名的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出道之前，为了参加重要的比赛，倾其财力为自己设计制作了一条孔雀裙，使她高超的舞艺获得形式上的完美配合。至于职业暧昧的女性，着装的经济另有来源，也不必缁珠计较那几个小钱。高档的通常是穿各种名牌，低档的则是赶各种廉价的时髦，都不需要亲自动手做女红。
做女红的工作越来越职业化，女服装设计师在国际国内频频获奖，女服装店的老板通常都受过专门的培训。而做女红的审美需求，则可以通过其它的途径实现，比如各种艺术的创造，从表演到美术，各种各样的小制作，都可以充实在业余生活。而家庭关系的进一步松散，女人对家庭成员的着装责任也大大地减轻了。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首先在服饰上具有选择的权力与余地。就连孩子们也不会喜欢家长为他们购买的衣物。新新人类以奇装异服表达自己反文化的精神倾向，男孩子要裙子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至于颜色和式样的挑选更是应该由孩子们自己做主。这既解放了女人，也刺激了生产，使女人有了更广阔的自我发展空间。
四
我的少年时代生活在半城半乡地方，既有乡土社会的传统，又邻近城市时时受到流行风气的影响。记得每到春夏之交的时候，每个家庭都要挑选大太阳的日子，把箱子底翻出来晒一晒。各种质料的衣物在铁丝上晾成一排，五颜六色十分悦目。主要是各种丝绸的棉单服装，也有毛料的各种制服大衣。傍晚的时候收回来，等到热气散尽放凉之后，包上樟脑球，再收到箱子里。这些衣物几乎没有穿的时候，一年中只有这一天见一见天日。后来在张爱玲的书里知道，这是一种风俗，在南方叫做晒霉，是在黄梅雨季之后进行。除了驱除霉味儿防止虫蛀以外，还有一个功能是夸富。而城市里流行的新事务，则很快地被接受。比如，苏联花布的布拉吉，廉价人造棉，塑料凉鞋，尼绒纱巾，尼绒丝袜等等，都迅速地取代传统棉毛麻纱与皮革的制品。那是一个匮乏的年代，新产品的经济实用与简便，是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
我家居住的大院，邻居基本都是家庭妇女。她们都要做大量的针线活，承担着全体家庭成员的衣物与被褥的缝制。小脚的老太太们，完全靠手工。缝制各种衣物之外，还会各种的花样。有一个邻居家的大妈，给自己的女婿做了一个烟荷包，黑色的面上用各种花线拉出长长短短的直线，形成大小不等的花朵。解放脚的中年妇女，则跟上了时代的潮流，都会蹬缝纫机。有的手特别的巧，可以根据城市流行的式样，手工剪裁制作出精致的衣物。她们善于持家，利用各种下脚料，做出各种家庭用品。其中的一种是对布的图案，把各种花色的碎布片，铰成三角的形状，调整好对比的颜色拼成整块的布，在周围用统一颜色布料圈上边，通常是黑或蓝的深色厚布，在里面续上棉花做成椅垫。也可以用其它的花布，掩上荷叶边做成书包。因为没有正式的服装店，她们也承做一些零散的活计，从棉到单、从铺到盖，以及补衣服等等。记得有一家的老人突然去世，几乎院里所有的主妇都义务地帮助做寿衣。那是一个燠热的夏天，她们坐在房山的阴凉地里，在席子上剪裁黑白两色的布片，并很快地缝成夹袄夹裤。还做了一双尖脚的小鞋，因为来不及绣花，白底上用水彩画出荷花的图案，在对称中显出鲜活的姿态。她们使用的工具中，有一些也是自制的。比如，拉线的粉包，是绣着花的圆形小兜里装上白粉，一根线从中穿过。绗被子的时候，两个人拉着线的两端，对好被面需绗的位置，用手拉起线的中部再放下，嘣的一声，一条白线就出现在被面上。会打毛活的则是比较年轻的人，她们的着装更现代一些，基本不穿中式的衣服，夏天穿裙乃至布拉吉，追赶着城市的潮流。
我称年老的为大妈，称中年的娘或婶，称年轻的为阿姨。和她们的交往，使我从小就受到做女红的熏陶。尽管比起其她的孩子，我受到的训练是不正规的，更多的时候是偷艺。但是从旧到新，也可谓全面。盘纽襻是和一位老大妈学的，她是母亲同事的老伴儿。打毛衣则是跟一位年轻的阿姨学的，她是我家的近邻。一些母亲是家庭妇女的孩子，她们做女红的启蒙教育，是从摘线头开始。夏天的树荫下，她们抱着一堆拆开的旧衣服，顺着针脚的边缘，把上面的线头一根一根地摘下来。还有解乱线的工作，是把从旧棉被和棉袄上拆下来的旧线，从互相纠缠在一起的线团中，一点一点地解开，缕锊成一把准备以后再用。这不仅是为了节约废物利用，也是磨炼性情，目的是使女孩子们变得文静，训练成稳重的淑女。然后是搓麻绳，整把的麻擗出两小股，在腿上搓成绳，不时地要在手上啐上一些唾液。还要做的是糊嘎褙，用细的玉米面打好很稀的糊糊，找来大块的木板，至少是案板，把各种没用的破布展开，一层糨糊一层布地贴上去，放在阴凉处晾干以后揭下来做鞋用。多则五层，用作鞋底；少则三层，用作鞋面。前些年，城市里流行布贴画，大约就是起源于糊嘎褙的工艺原理。
我的母亲是一个职业妇女，而且生长于南方，她家乡的风气是请裁缝做衣服，女红除了缝补之外，主要是刺绣，所以她不擅长针线。但是，她一心要把我培养成革命淑女，向我灌输各种革命理论，还教我绘画绣花。记得她为我买了一尺宽幅的漂白布，对裁成一对枕头面。还为我买了一缕紫红的变色丝线，教我绣枕头。她用圆珠笔把图案画在白布上，一幅画的是一枝梅花，斜依在一角。另一幅是一支羽毛球拍子，把儿上有蝴蝶结系着花束。她把布绷在竹子的花绷子上，教给我用不同的针法绣不同的东西。第一幅比较简单，针法没有什么变化，第二幅则用了至少三种以上的针法。花瓣是平绣，花叶是用长短针插绣让出筋脉，羽毛球的拍子先用结珠的方法勾出轮廓，再用拉线织出网的效果。那是我一生做过的最艺术的女红，可惜做成枕头套以后，早就用烂了。母亲的审美观念和其她的人完全不一样，这使我觉得很奇怪。
少年时代最经常做的针线活是补袜子，把木头的袜楦子装进破了的袜子里，找出碎布对照着破洞的形状剪出来，先用线绷上，再一针一针地把布边缝起来，最后一道工序，是在上面纳上一圈儿一圈儿的针脚，使布与袜子紧紧地连在一起。那时候的袜 子都是粗线织的，加上补丁就更厚了。好在鞋也多是宽松的布鞋穿起来也方便。后来有了呢绒袜子，穿破了时候，就经常把一双最破的剪开，补其它袜子的破洞。再后来，有了呢绒丝的袜子，它的好处是特别的结实，几乎穿不破，只是容易缩小，越穿越小。织袜子也是当年做得最多的活，先是用缝衣服的棉线织，两股合在一起，用铁制的针打。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不能熟练掌握线的松紧，铁针把手指扎得很疼。后来换成竹子的针就好得多，那多半是用竹坯批子削出来的，用玻璃片刮光，再把针头在砖头上磨秃。有的时候，也从旧的袜筒上拆下来的线织。后来有了机器拧的粗棉线，那是为平原地区女人纳鞋底生产的，因为土路省鞋，用不着麻那样结实的线，大大降低了成本。买一两粗棉线，缠在线拐子上放松，擗出三股，用来织冬天穿的线袜。后来又出产了一种呢绒绳，可以擗成许多股，也是用来织袜子。一直到旧毛衣拆出来的线，也是织袜子的原料。织袜子的技术在袜跟和袜尖，都是和邻居家的大姐姐学的。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打毛衣。
有了缝纫机以后，所有的女孩子又迅速地学会了蹬缝纫机。从砸鞋垫开始，把嘎褙剪成一定的形状，垫在最便宜的原白布上，压在机器上，针脚挨着针脚，密密麻麻布满所有的地方，然后剪下来。一开始是砸直线，学会了拐弯则转着圈地砸。各家的鞋垫几乎都出自孩子们之手，这种自制的鞋垫比买来的要结实得多。我对缝纫机的迷变一度近于狂热，经常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把能拆的零件一件一件地拆下来，再试着安上去。顺便打扫了里面的灰尘，慢慢悟到它的原理，在后来远离城市的山居生活中，一些小的故障便可以自己排除，居然还有人求我修理缝纫机，应该说是童年的好奇带来的意外收获。缝纫机大概是六十年代财富的象征，同时也引领着女红的潮流。记得曾经到一个当地的女同学家串门，看见她的外婆用手工缝出机器的针脚，当时惊叹不已。
我的小学同学不少来自农村，加上支农劳动很多，经常有机会去农村，可以看见当地女红的特色。婴儿穿的红兜肚上绣着黄花绿叶，女孩子的鞋上绣着各种颜色的花草，有的还是蝎子一类具有避邪作用的毒虫，还有的是四季的各种蔬菜的花朵。用色的丰富与随意，当时只是觉得新鲜，不懂得这是民间艺术的特点。三十岁以后，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这种艺术的想像力。特别是接触了西方现代派的美术作品之后，也格外地欣赏这种纯粹的民间艺术。
五
文化大革命对于女红的冲击是剧烈的，先是各种奇装异服被取缔，连发式都要统一。接着是革命的观念艺术盛行，随之而来的是以俭朴为美的时尚。各种旧的风俗都在批判之列，更不用说阶级成分的过分强调。夸富的晒衣不再盛行，代之而起的是装穷。穿打补丁的衣裤很时髦，近于十几年以前域外流行的乞丐装。即使是新的裤子，也要把裤脚挽上，类似牛仔服的故意作旧。女红的范围急剧缩小，只有红太阳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而且形式也发生了革命，简单为美的潮流影响着技术的简化。双色木刻的图案，塑料窗纱上的十字绣，最复杂的也就是用多种颜色的丝线在缝纫机上砸，还有用红纸刻，用多种谷物豆类的颜色拼凑粘贴，惟一的主题是红太阳。我着实疯过一段，但是很快就烦了。对于单调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兴致，而对于各种工艺则生出好奇。这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弱点，老是为了细节而忘记主题。我尝试过各种工艺的制作，首先明白了木刻的基本原理，刻纸的技术也大有长进，绣十字花的针法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后来在东京，看见卖扎染的铺子里，有专门的工匠当场制作，顾客花一点钱就可以实习。这真是一个好办法，不仅生财有道，也普及了艺术的工艺技术。
中学的同学不少来自镇上，男男女女都精于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我们这些所谓文化家庭出来的孩子大不一样。他们在混乱的教室里，大谈家常菜的做法，各种话题涉及姓氏、民族、风俗和两性关系等等，拥有丰富的文化含量。女同学更是在革命的热潮中，坚信一些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