榘迳辖饩觯稣庋桓鲅诩际跎弦庖宀⒉淮蟆Ａ孪卵胰ッ拦霾睢Ｆ浼浼复未虻缁岸Ｖ鲅目⒔取�
在我的坚持下，7月2日第一个样机做了出来。尽管软件有很多问题，尽管机器的外壳是用手工做出来的，样子不好看，但是使用两节五号电池，机器可以工作三、四个小时。这使得大家相当兴奋。因为台湾一家公司在4月份和我们谈OEM合作时，他们带来的同类产品的样机，一旦放入电池，电池便会很快发热。
我们的样机出来后，飞利浦负责日本和大陆市场的Hugh Cree从日本SHARP来到北京。当时日本SHARP也在用飞利浦的CPU开发同类产品。Hugh看到我们的样机后，高兴地告诉我：“Your work is no worse than SHARP’s，either in speed or quality（你们的工作不论是速度还是质量，都不比SHARP差）。”由于我们的工作，后来国内同行在开发基于WINDOWS CE的掌上电脑的时候，都采用了飞利浦的CPU。我兑现了自己当初对Neehua的承诺。我们逐步获得了合作伙伴的信任，后来飞利浦对我们的支持力度大大增加了。
贺志强当时常驻深圳和香港。7月15日，他从深圳来到北京。在我们的会议室里，我给他看了我们的样机。他拿着样机，看了很长的时间，听着我的汇报，一言未发。然后他简单地对我说：“谢耘，我们一起去向老板汇报。这可是我们真正完全靠自己开发出来的整机产品。”看得出来，这个还存在很多技术问题的样机，给了他相当的震动。
他离开的时候，走到门口时突然说道：“对了，我忘了给你涨工资了。我马上会通知人力资源部，从4月份开始算起。”
7月17日，我们去向集团领导汇报工作。在我们开始开发工作的时候，集团并没有抱什么期望。因为5月份，集团领导去台湾访问，台湾的同行已经知道我们在开发掌上电脑，他们便劝集团的领导：“你们在大陆很难开发出这个产品的。我们在台湾开发，是借助了很多美国公司的支持才可以的。”
集团领导听完汇报，看了我们做的样机后，说道：“看到你们做出这样的成绩我很欣慰。目前在联想任何其他部门内，还找不到这样一支能干的队伍。”我们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队伍，由于这个小小的样机，引起了联想最高层的注意。
贺志强在集团内与许多人都谈到，掌上电脑的开发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因为找对了谢耘。这话有一点儿片面，但是确实为我立足于联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小小的样机，标志着我们的阶段性的成绩；它使我们赢得了贺志强的比较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它帮助我们在合作伙伴那里建立了信誉；它的出现鼓舞了开发团队的士气和信心；它让我们在集团内证明了我们的价值，使我们得到了高层领导对这个项目的支持。它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内外部工作环境。这便是阶段性成果可以起到的一种重要的作用。如何聪明地利用阶段性结果，去推动影响工作的因素向积极的方面转化，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技巧。
我的职场十年（九）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21日10时04分
【内容提要】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好像长期有一种投机的色彩，而缺少一种对企业核心价值追求的锲而不舍的顽强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即使在这个产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仅仅用企业的“生存压力”过大，经济实力不够，技术能力不足等来解释IT行业的问题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惊动IT界
第一个样机的基本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团队。大家全力以赴争取在1998年10月开始产品的试生产。为此我们又做了几轮的样机，反复测试和试验。
在1998年9月，’98中国计算机世界展（DEX BEIJING 98）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我们展出了自己的样机。当时的样机已经是生产样机了。从性能到外观，和第一个样机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在展览会上，不论是海外厂商还是国内人士，看到我们的样机，没有人认为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无一例外地问我们：“你们的产品是从谁那里OEM过来的？”许多人需要我们反复讲解，才肯相信这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产品。
当时国内还有两家公司和我们几乎同时在开发这个产品。一个有着多年PDA开发经验，另外一个是著名的家电厂商，开发团队有多名博士。但是他们的产品迟迟不能与外界见面。
展会开始后的第二天，贺志强从香港给我打电话。他高兴地告诉我在香港的大公报上，看到了我们的员工在展会上，手持我们的产品的大幅照片。他通知我，他会马上批一笔钱，用于给我们部门的员工发奖金。
《北京青年报》在展会结束时，评价这个展览会有五大热点，其中之一就是联想在国内率先成功开发出基于WINDOWS CE操作系统的掌上电脑。记者们纷至沓来。路透社的老外记者，也扛着摄像机，到我简陋的办公室对我进行采访。这一切为我创造了条件，开始逐步学习与媒体打交道。
有一天，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我的一个儿时的朋友柴亮给我打电话。他兴奋地在电话中说：“小耘哥，我在东方台的电视节目中看到你和嫂子在溜你们的小狗了！”当时的小狗，今天已经是一个有二十六斤重的“小熊”了。
应该说，尽管我的小狗都上电视露了脸，我自己对我们做的事情和媒体的热情，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的。
当国内的一个记者问我对于成功开发出这个产品，并在IT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什么感想的时候，我说了自己的心里话：“说实在的，我没有特别兴奋的地方。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炫耀的事情。我们开发出这个产品，用的是国外的芯片和操作系统，竟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其实这是中国IT行业的一种悲哀。”
这话或许有些刻薄。但是我认为我的话确实是我真实的感受。与我曾经参与开发的雷达系统，以及后来主持开发的电视加密收费系统相比，这个小小的掌上电脑，我们自有的技术含量和我们跨越的技术难度是最低的。
中国的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至少在当时看来确实好像有些问题。其实在计算机行业有很多事情，国内的企业是有足够的实力去做的，也应该能产生经济效益，可是却没有人来做，或做成功。
而在电信行业，与计算机企业几乎同时起步的华为等公司却可以孤注一掷，在行业的核心产品和技术上，历经千辛万苦，取得了突破，与国外厂商一拼高低，令对方刮目相看，视为心腹大患。
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好像长期有一种投机的色彩，而缺少一种对企业核心价值追求的锲而不舍的顽强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即使在这个产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仅仅用企业的“生存压力”过大，经济实力不够，技术能力不足等来解释IT行业的问题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毕竟电信行业的一些企业在同样的时代，同样残酷的市场上，在同样的中国的土地上，演绎着另一番景象；当国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投入建设的一汽工业基地的老总们，旁征博引，理直气壮地宣称，按照他们现在的市场能力，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完全没有能力自主开发新车型的时候，奇瑞这个比一汽小很多的安徽企业，不仅从一开始就自主设计车型，而且已经远销国外，在异国他乡建立合资企业了。我们固然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来解释这个世界，但是客观事实，却是我们无法用语言来随意改变的。
历史，不总是一个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当然，行业的普遍情况，不能够简单地归咎于某些个别人的作用。
我的职场十年（十）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22日09时47分
【内容提要】正是在贺志强充分的信任和放权，无私的鼓励，帮助和指导下，我才逐步进入了IT行业，由一个技术管理人员，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综合性的管理人员，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贺志强
QDI是联想集团内部专门做PC主机板业务的子公司。其产品面向国际市场，当时是全球第五大主机板供应商。QDI总部设在香港，研发和制造在深圳。贺志强是常务副总裁，负责技术和生产。贺总比我大一岁，是中科院计算所的硕士，毕业后即加入联想。倪光南事件以后，贺志强好像是惟一留下来的技术出身的高层管理人员。
随着我们工作成绩的显现，贺志强对我表现出了高度的信任和支持。我们通常每个月只是简单地通几分钟的电话，我还会定期给他文字的工作报告。他曾经告诉我，当时聘用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了我的经历后，感到在当时的情况下，找到一个懂技术，懂管理，而且还懂如何做产品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他一直鼓励我在这条主线上不断努力去做得更好。
1998年7月以后，他在集团内部的不同场合经常谈起我，帮助我在集团逐步建立起了一定的知名度，并在后来得到柳传志的重视。
当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我一般总是要从贺志强开始谈起。我会向记者介绍掌上电脑的立项，是贺志强克服重重困难推动起来的。我只是一个执行者。这确实是实情。没有贺志强，便不会有联想的掌上电脑这个项目，自然也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了。我始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决策，其作用要超过执行层面的工作。
集团人事部曾经告诉我，他们看到我和贺志强之间的关系，“非常地感动”，认为是上下级之间默契配合，成功合作的一个难得的案例。
贺总对我另外一个重要的帮助，是使我学会了如何集中精力做有限的事情。1998年下半年，任建在微软内部推动了一个当时引起非常大的反响的“VENUS”计划。它是一个基于WINDOWS CE操作系统的机顶盒产品。比尔盖茨曾经来深圳为此计划摇旗呐喊。当时任建和联想电脑公司都希望我们介入此事，而我以前有过做电视相关产品的经验，所以有些蠢蠢欲动。而且，在我最开始给部门做的规划中，也明确地提出将“计算，通信和家电一体化”作为部门的目标。
当我向贺志强请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非常明确果断地否决了我的建议。并告诉我：“你们现在只有三十人。要想做好掌上电脑，至少要一百人。你们先别想别的事情。”
后来当我们的产品投产，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迫疲于应付的事实证明，贺总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这件事情也让我体验了如何集中资源和精力去做好一件事情；它让我对于如何有效地使用资源有了更清晰准确的感觉。
正是在贺志强充分的信任和放权，无私的鼓励，帮助和指导下，我才逐步进入了IT行业，由一个技术管理人员，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综合性的管理人员，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在贺志强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时间，他给我的全部是支持，几乎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干扰。我好像也从来没有必要去揣摩他的心思。所有工作上的事情，都直来直去。我们之间的合作，成为了我的经历中十分美好而又富有成果的一段时光——尽管这段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二个月。
我的职场十年（十一）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23日09时28分
【内容提要】我相信，人这一辈子，尽管不必超凡脱俗，但是心中应该拥有一些，哪怕只是一个，确实是超越个人，超越功利，不带先决条件，不可改变，不计代价，必须兑现的承诺。
“青云直上”
中国科学院在1998年进行体制改革。年中的时候，出台计算技术研究所改革方案。核心是把计算所与联想集团用某种形式整合在一起。计算所将既是科学院的研究所，同时也是联想研究院。
由于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我被联想集团委派到计算所，担任计算所副所长，兼联想研究院副院长。
从此，我不仅开始介入计算所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和联想集团的领导有了半年的密切接触。这为我的提高和成熟，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这期间，集团领导也多次针对我的毛病，毫不客气地批评过我，对我帮助很大。其中最重要的是让我开始养成“说到做到”的作风。仅此一点，就不枉这段短暂的时光。
在我被集团领导突然提拔起来的时候，联想的很多高层管理人员还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1999年联想与计算所整合失败，我便不再兼任计算所的副所长。所长兼联想研究院院长高文也转到科学院研究生院做常务副院长。联想研究院由贺志强出任院长，重新组建。我亦不担任其中的职务。这件事情，曾在媒体上引起了震动，被提升到企业家为什么难以和科学家合作的高度。
在工作上取得一些成绩，并且有机会时常在媒体上露面之后，很多新结识的朋友称赞我当初回国“有眼光，有远见”。甚至有国内出去，在国外工作的同学和朋友对我表示羡慕之意。
回忆——说不清的承诺
其实，我在1992年回国的时候，中国尚未走出六四事件的阴影。也没有人会料到再过七八年，在美国股市崩溃前后，会形成一个留学生回国的风潮。
我们这批公派留学生，选拔工作开始于六四之前。动身于六四之后。国家没有因为六四取消这个计划，只是教委规定不许我们去北美。“对中国而言，派遣留学生从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一个民族的忍辱负重，发奋图强——这是今天的留学生仍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1990年8月初，我在国家教委奖学金的支持下，作为清华派出的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到悉尼大学学习。1992年8月下旬，当我结束了两年零两个星期的留学生活，登上国航的航班的时候，我心里对未来将会怎样，一点概念也没有。两年的留学生活，我带回来的只有用英文写好的博士论文和几篇在国际刊物和会议上发表的文章，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