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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儿媳妇不知道公公将鞋为什么要摆在柜子上，儿媳还以为公公向村里展示婆婆的贤慧、能干。她将那十双鞋放进了柜子。马长义躁了，他叫儿媳把鞋取出来。儿媳说，你把它放在柜子上招尘土，不穿也脏了。他说，这不关你的事，你取出来，给我摆好。儿媳只好从柜子里取出来那十双鞋，旧样摆放在柜子上。
歌舞厅刚开张的那天晚上，马建华还有点担心，担心父亲被吵得睡不着觉，他把音响控制得很有限。十一点多，马建华下了楼，进了院子，想看看，父亲睡下了没有。父亲果然没有睡。刚一踏进院子，马建华就看见，父亲坐在院子里磨刀子。一轮清月在院子的上空飘动着，院子里一片银白色，月光跟牛舌头一样，在马长义身上舔动，他浑身透亮，似乎成了月光的一部分，也是银白色。马长义磨得很专注，津津有味似的。月光下的刀子闪动着坚硬的光芒，那光亮有质感，有动感，但不刺目。站在远处的马建华看见，父亲的身子轻轻地晃动着；一双脚似乎在踏着步子，随着磨刀子的节奏而踏动。父亲磨刀子的节奏和楼上的舞曲十分合拍。在马建华的眼里，父亲不是磨刀子，而是在舞蹈，跳一曲刀子舞——在乐曲中，父亲挥动着柳叶刀，用不同的舞姿展示刀子，展示自己。刀子像月光一样燃烧。马建华看不见父亲的表情，看不见父亲的身影，他只看见，刀子在空旷的院子里，在皎洁美好的月光下动情地跳舞。马建华的眼里满是刀子。整个院子里，满是刀子庞大的气息。这气息将所有的气味、声音、情绪都覆盖了。他没有耐心再看下去了，悄悄地抽身上了楼。
第二天，父子俩相见，相互对视了两眼，瞬间的难堪之后，父子俩擦肩而过。
马长义上到三楼来了，他悄无声息地站在歌舞厅的门外，一根木桩似的，悄然伫立。马建华拉开门，一看是父亲，叫他进去看看。马长义说，我磨刀子，正磨着刀子。马建华这才看见，父亲提着他那把柳叶刀。马建华说，你放下刀子，进去看看吧，你还没有见过年轻人咋跳舞。马长义说，叫我把刀子拿上吧。刀子没有啥害怕的，马建华说，你愿意拿就拿上。马长义跟着儿子进了歌舞厅。他本来想进去看看的。陶醉在舞曲中的年轻人，谁也没有在意马长义的到来。马长义坐在一张长条凳子上，将刀子横放在两膝上。彩灯扫过来，刀子也五彩缤纷，波光闪烁，没有杀气可言。
一个丰乳肥臀的女孩子走过来了，她走到马长义跟前，她没有注意到马长义带着刀子，以为他也是来跳舞的，做出了邀请的姿势。马长义不知道，这女孩子也是被马建华收藏了的一个。马长义一把从两膝上抓起刀子，将刀子举起来了。本来，他想告诉女孩子，他不是来跳舞的，他正在磨刀子，只是上来看看。那女孩子一看，马长义手中拿着一把真家伙，况且，那刀子像闪电一样，放出了一道寒光，那女孩像似被谁猛抽了一鞭，她尖叫一声，向人多处跑。
回到院子里，马长义坐在房檐台下，又磨了一会儿刀子。他试了试刀口，抓起刀子，走到后院里的厕所旁边，抡起柳叶刀将一棵杨树横出的枝条砍得光光净。他砍得很猛烈，出手像年轻时一样快。他在折磨刀子，刀子也在折磨他。他一边砍一边说：“我把你这无用的家伙。你还能干啥用？”在歌舞厅，马长义认为他的刀子把女孩儿吓着了，目光不由得去追逐那女孩儿。他看见那女孩儿被一个男人揽住了腰身，又开始跳舞了。女孩像被倒进竹筛子里摇动的大豆一样，随着竹筛子的旋转，身上的衣服被筛走了。女孩儿头发蓬乱，腰肢扭动着，塞进马长义眼睛里的是饱满的奶头丰肥的屁股。马长义攥紧了刀把子，刀把子在他手里发出的响声沉闷而明晰。一身白晃晃的肉在马长义眼前乱晃，晃得他头眩目晕。音乐声一会儿像被拖拉机轮胎压烂了的玉米秆，一会儿又像膘色很肥的猪肉。彩灯雨点般地纷纷而下。马长义觉得从他头顶上掠过去的不是多彩的灯光而是刀子，是一把又一把像面条儿一样柔软又不失锋利的刀子。他玩了一辈子刀子，从未害怕过刀子。可是，今天晚上在他头顶乱舞的刀子使他恐惧，十分恐惧。他恍然看见，他的身上被砍出了一道又一道血淋淋的口子，他周身疼痛难耐，胸口如针刺一般。“咣当”一声，刀子掉在了地板上。那明晃晃的响声压过了纷乱如麻的音乐声。音乐声骤然而停了。也是歌舞厅收场的时候了。女孩子的吆喝声、嬉戏声、下楼梯的脚步声，打断了马长义的思绪。他弯下腰去，很吃力地拾起了刀子。他像拄着一根拐杖似的把柳叶刀的刀尖着地，步履艰涩地回到了自己的破屋里。
松陵村人发现了叫花子的尸体是在夏末初秋的一天。女叫花子是被人用刀子戳死在涝池岸上的。马建华出于好奇，也到涝池岸去看。女叫花子长长地趴在通向涝池里的那面坡下边，头发披散着，遮住了脸面，脊背上留着刀子戳过的窟窿，脚上的鞋趿拉着，露着了半个鞋口。身上的衣服整整齐齐的，看似趴着睡觉。松陵村人围着尸体议论：谁戳死了女叫花子？有几个女人在叹息：这女人挺耐看的，真是可惜了。
马建华挤进里圈去，看了几眼，回去了，他一看见那血窟窿就恶心。
进了院门，马建华哇哇地吐了两口。马长义在院子里磨刀子，他问儿子：你是咋了？马建华说，杀人了，我看见了。马长义又问儿子：谁杀谁了？马建华说：不知道谁把女叫花子杀了。马长义说，那有啥看头？没见过死人，得吗？马长义给磨刀石上淋了些清水，一心一意地磨刀子。
到了下午，南堡乡派出所来人将尸体搬走了。随之，两个公安干警进了村，他们挨家挨户排查杀人的嫌疑犯。
询问到马建华跟前，马建华如实回答公安干警的询问。
公安干警问：你认识不认识女叫花子？
马建华答：认识。
公安干警问：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马建华答：大约一个月前。
公安干警问：这个女叫花子和谁家有积怨？
马建华答：不知道。
公安干警问：为什么有人要杀叫花子？谈谈你的看法。
马建华说：很可能不是抢劫杀人，—个叫花子，能有几个钱？
公安干警说：是不是奸杀？
马建华笑了：除非有人渴得要吃雪。
公安干警说：照你说，也不是奸杀？
马建华说：我只是猜想，没有证据，不敢乱说。
公安干警在松陵村排查了三天，没有摸到蛛丝马迹。被戳杀的毕竟是一个叫花子，南堡乡派出所的干警不再准备深查了。毫无线索，一时半刻是很难查出来的，他们准备先搁下此案，就在这时候，松陵村又发生了一件使村里人难以预料的事：马长义自杀了。
在那几天，马长义没有再磨刀子。
那天吃午饭时，马长义没有到儿子的餐馆里来。儿子以为马长义身体不舒服，想让父亲多躺一会儿，就没有叫他。等午饭过后，客走人稀，马建华进了父亲那间厦房。十双布鞋依旧摆在柜子上，父亲蒙头盖被子，马建华以为他睡着了。他叫了一声爹，父亲没有答声；他又叫了一声爹，父亲动都没有动。马建华已经嗅到了一丝血腥味儿和刀子的气息，他心里一阵紧缩，走到炕跟前，将被子撩起来一看，凉席上是一摊血，三把刀子放在父亲的身旁。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割断了手腕上的静脉，他浑身已经僵硬。
原刊责编 常智奇
＇作者简介＇冯积岐，男，1953年生于陕西·岐山县，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多篇，出版有长篇小说《大树底下》、《沉默的季节》、《敲门》等。本刊选发的其短篇小说《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获陕西省“505”文学奖。2007…4…16 6：07：04 涢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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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生
王 松
梅生初来我们这里时，就引来一街人的目光；那是一个下午，她穿着一件浅地碎黄花的布拉吉长裙，样子虽然有些忧伤，却将一条街都映得亮起来。我们这条街叫柳荫街。每到夏天的傍晚，街上就会坐满乘凉的人们，当时大家都很奇怪，搞不清大虎是从哪里带回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大虎在邮电局工作，过去只是一个普通的邮递员，但自从他成立起“绿色邮递造反队”，经常率人在街上集会或张贴大字报，名气就一天天大起来。
那时通讯还很不发达，不要说互联网，连电话也不普及，人们要联系只能靠信件。因此邮递工作也就很繁忙。邮递员都是穿着绿制服，骑一辆挂着鼓鼓囊囊邮袋的绿色自行车，每天在大街小巷里匆忙地穿来穿去。灵巧得像鱼。大虎的父亲当年也是邮递员，大家都叫他尚师傅。柳荫街上的很多人都曾见过尚师傅当年送信。他由于长年骑车走街串巷，车技也就极为高超，无论多窄的路都能像杂技演员一样穿行自如，两个车轱辘就像长在了他的身上。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一天下午被汽车撞死了。当时尚师傅是去送一封加急快信，骑车也是快了一些，刚刚一上大街就见迎面有一辆旅行轿车飞驰而来。他连忙躲向路边。但为时已晚。那辆旅行轿车竟比尚师傅更慌张，车头晃了几晃就猛地一下撞过来。尚师傅立刻被撞得腾空而起，一直飞出很远，又砸破路边一家商店的橱窗才落到地上。事后据亲眼目睹了这起交通事故的人说，当时尚师傅还没有断气，也就是说，倘若及时抢救还是有希望的。但这辆肇事的汽车只是停下看了看就又急驰而去。事后大虎才听说，那辆旅行轿车是拉着一个医生要去哪里抢救什么病人，时间很宝贵。但大虎搞不懂，那个医生要去给看病的那个病人生命宝贵，难道自己父亲的生命就不宝贵了吗，他们怎么可以为了去救一个人，就置另一个人的死活于不顾呢？大虎想，如果他们当时把车停下来，哪怕将父亲一起拉走，待抢救完了那个他们要抢救的病人再来抢救父亲，或许父亲都不会这样白白的死掉。但是，他们竟然就这样扔下父亲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了。那时大虎还在上中学。他从很小就已没有了母亲，家里只有他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父亲这样一死，他也就失去了生括来源。
于是，大虎只好提前退学，去邮电局接替父亲当了一名邮递员。
大虎似乎天生就具备当邮递员的素质，不仅记忆力很好，对各种业务也熟悉得快。柳荫街上的人渐渐发现，大虎骑车的技术竟比他父亲更加精湛，简直出神入化。曾经有一次，他送信时遇到一个老人患了急病，他情急之下竟将这昏迷不醒的老人背到身上，然后空着两个车把就一路飞快地骑去了医院，连当时站在街口指挥交通的民警都看得目瞪口呆。但是，大虎对父亲的死却一直耿耿于怀。当初那辆肇事的汽车并没有逃避责任。事后很快就去向交管部门投案，讲明这辆车是属于一所大学的，他们当时确实是有急事。但大虎始终怀疑，这件事应该与附近的柳荫街卫生院有关。因此后来，当他成立起“绿色邮递造反队”，采取的第一项革命行动就是冲进这家卫生院，将这里的一切都砸得稀烂。
当然，大虎率人去砸卫生院还有另一个原因。
在柳荫街卫生院里也有一支群众队伍，叫“白衣战士战斗队”，一直与“绿色邮递造反队”在政治观点上有很大分歧。后来这分歧就形成一种紧张的对立，又由对立发展为以张贴大字报的形式相互攻击相互谩骂。于是“绿色邮递造反队”就编了一首叫“四大白”的歌谣，用来挖苦“白衣战土战斗队”。所谓“四大白”，也就是选择四种有代表性的白色物品，这样放到一起数说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效果。歌谣唱道：
剥开的葱
捣烂的蒜，
女人的屁股
——卫生院！
这首歌谣不仅形象生动，而且琅琅上口，于是很快就在街上流传开来。卫生院的白衣战士们多是年轻女性，听了这首“四大白”立刻都气得面红耳赤。她们认为这已不是革命的大批判，而是一种极下流的人身攻击。白衣战士都是有些文化的，也算知识分子，创作这种顺口溜自然更不在话下。于是，她们当即也抛出一首“四大绿”作为回击：
白菜叶，
西瓜皮，
王八盖子
——邮电局！
这首歌谣就过于刻薄了。“绿色邮递造反队”里多是一些男人，“王八盖子”原本就是男人很忌讳的字眼，再将它跟邮电局特有的色彩联系在一起也就更暗含了一种恶毒的意味。大虎就是被这首歌谣彻底激怒起来的。因为他母亲当年就是跟随一个什么男人离家出走的，他父亲曾经愤懑而又伤心地对他说，一个男人，这辈子什么帽子都可以戴，就是不能戴绿帽子。大虎身为“绿色邮递造反队”的总司令，立刻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于是，在一天上午，他就率领着“绿色邮递造反队”的全体队员冲进这家卫生院。“白衣战士战斗队”的那些年轻女战士们自然不是这些造反队员的对手，卫生院立刻被砸得一片稀烂。
在这个上午，大虎又指挥着造反队员将俘获的白衣女战士都拉到街上，用绳子捆住两手，拴到每一辆自行车的后面。造反队员的自行车都是经过特殊装备的，不仅车轮粗大，还在三角梁的中间焊了厚厚的钢板，这样一来每辆自行车无论从外观还是重量上也就更加威猛，更具战斗力。大虎一声令下，“绿色邮递造反队”的队员们就牵着这些白衣女战士骑上自行车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那些白衣女战士们平时都是坐惯了诊疗室的，从没经过风吹日晒，更不要说受这样的辛苦，被自行车拖在后面跌跌撞撞地跑了一阵，立刻就都发际散乱灰头土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