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快要开时她才来。穿一件黑风衣，戴着黑风帽，像—只老乌鸦。
我们的卧铺是面对面的两个下铺。处长将自己的小皮箱往铺下一塞，然后端坐在铺上看着窗外一动不动了。她的样子显得有点紧张。
“杨处长，阿莲要我一路上听您的吩咐呢。”
她忽然笑起来了，她的笑声居然像小狗的叫声一样，怪怪的，弄得我害怕起来。过道里有人经过时，那人总忍不住朝她看，于是我感觉好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将脸转向窗外。她笑了又笑，没个完。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后来列车员来了，列车员很严肃地对我说话。她问我杨处长是我妈妈吗？我说是朋友。她要求我马上制止她发出这些怪声。可是我们说话时，杨处长已经停止了发笑，她站起来，傲慢地用身体撞开列车员，径直往厕所走去。
“我们躲过了一关。”她重又回到卧铺上时紧张地对我说，“你想想看，这里头什么人没有？比办公室里还险恶。在办公室，那些面孔你至少还熟，这里啊……”
她将枕头被子拢到一块，靠在上头，一瞬间就睡着了。她的模样像是累坏了。
杨处长的风衣掉在地上，我弯下腰帮她捡起来。风衣的料子有一种奇怪的手感，那不像是布，倒像是小动物的柔软的皮，一没抓稳就又从手里滑到了地上。我将抓衣服的右手凑到亮处去瞧，看见手板上沾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
由于我弄出了响动，杨处长睁开了眼睛。
“你不要动我的衣服，你会不习惯的。其实呢并没有什么，只不过是衣服一到了我身上就变成了我的皮，这叫物尽其用，我不喜欢表面的装饰。你大概觉得我老派。” 她捡起风衣往箱子里塞，衣服就像一条黑蛇一样溜进去了。不知怎么她又要上厕所了。这一去就去了很久，直到下半夜才回到她铺位上。
“您去哪儿啦？”我迷迷糊糊地说。
“我订了三个铺位，这叫‘狡兔三窟’。免得他发现我的行踪。”她压低声音说。
“谁？”
“随便一个人吧。总有那种人的，不是吗？”
她躺下了。一会儿她又坐起来问我：“上面这个人是谁？”
“一个女孩，从沿海的渔村来的。说不定是你的老乡呢。”
“嗯，有可能。”她口里嘀咕着什么，一会儿就打起鼾来。
天亮前杨处长放在卧铺下面的箱子里头一直在闹腾，像是里头囚了一只野猫一样，闹得箱子都弹跳起来。是不是那件风衣在闹鬼呢？渔村的女孩很早就起来了，坐在上铺，将两条瘦腿垂下来，双臂紧紧地抱着胸前，像是受了惊吓，又像是怕冷。
“你等会儿去吃早饭吗？”我问女孩。
“啊，不！我怎么能下去，太危险！！”她的声音抖得厉害。
我上面的那个老头也起来了，浓重的南方口音响了起来：
“坐车如坐监狱啊，如今这日子没法过了。”
老头下来了，机警地往过道那头走去，我看见他身上缠着一条花蛇，蛇头被他握在手里。
“你看……你看……”女孩朝他的方向努着嘴，身子探出床外。
我心有余悸地回想起刚过去的恐怖之夜。杨处长睡得沉沉的，她那张长脸像被打歪了一样，右边的鼻翼和嘴角都肿了起来，呼吸也很困难，但她绝没有要醒来的迹象。她下面的箱子已经静下来了。我抬起头来同女孩搭讪，想使她镇定下来。
“你们村里有多少人家？”
“啊，不要问这种问题。我们村已经不存在了，我要忘掉它！我告诉你啊，那不能算一个村子的，那里总共只有三个人，我，还有另外的两个。我们住在三间茅屋里，刮台风茅屋就被吹倒了，又得重新盖。下面这位阿姨打起鼾来就像刮台风，所以夜里我特别害怕。我跑出来，以为逃脱了，没想到火车上也和我们那里一样。”
我听见她在用脑袋撞木板间隔，她的苦恼没法解脱。
杨处长一直睡到下午，列车到达目的地进站了才醒来。这时我们上铺的两位早已在中途下去了。她的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头发像鸡窝草一样乱，而且精神也显得很委靡。
“忆莲啊，我看不见，你得扶着我出站。”她说，“我们要小心这些列车员。”
银城是一座败落的城市，这里的人们以醉生梦死闻名。已经有好多次了，我在这些破烂的小巷里穿行，将那些低矮的瓦屋想象成自己的家。这里给我一种身心放松的感觉。可是今天，当我搀扶着杨处长，两人磕磕绊绊走在麻石
路上之际，我感到路边矮屋里的人们向我们投来敌意的目光。杨处长执意要到路边去打个电话。我们走进卖小五金的铺子，那里有一部公用电话。她是打给阿莲的，从她的话里我听出来阿莲不是在家里，却好像就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她还同阿莲约定了晚上见面呢。店主过来同我们搭讪。
“银城生活方便，吃的玩的应有尽有，来了的就不想走。二位要吃火锅吗？对面大马路上那个小竹楼里头就有，还可以洗温泉，提供全套按摩服务。”
我对这个斗鸡眼的老头很厌恶，拉着杨处长离开，但杨处长却对他的话有兴趣。
“你说我们也可以进去玩吗？那该是青年的娱乐场所吧？啊，昨天夜里我真是累坏了，在火车上有那么多的问题要我处理，我现在眼也花了，头也昏得厉害。”
她竟向这个陌生人诉起苦来了。在家里的时候，阿莲叙述中的杨处长是个不苟言笑的严谨的女人，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她是怎么变得这么紊乱的呢？那老头很高兴有人听他说，于是又说起竹楼后面的旅馆，说那里每天半夜都要发生抢劫案，但客源还是很充足，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是不是人们都想寻刺激呢？
老头说话时杨处长不停地用手捅我，似乎要暗示我什么事，我却一点都不懂得她的暗示。我打量她，看见她还是头发蓬乱，嘴上长着黄泡，她激动些什么呢？
“真的吗？真的每天夜里都有抢劫案发生吗？”她突然提高了嗓门。
“千真万确。二位要去那里住宿吗？我劝你们三思而行。”
杨处长兴冲冲地掉头就走，我紧随其后，思忖着这个女人怎么一下就变得心明眼亮了呢？瞧她走得多么快啊。
我们进入那竹楼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哑着嗓子大喊：“阿莲回来了！”但是大堂里空空的，—个人都没有。我看来看去的，发现了墙角的鸟笼，原来是鹦鹉在喊话。杨处长也发现了，她笑得直不起腰来。杨处长像换了个人似的，目光炯炯，脸上泛出油光。
竹楼里头尽是空房子，看上去好久没住人了，但是既没有温泉，也没有按摩院，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我们提着行李从楼下找到楼上，然后又下来找；还是一无所获。我想将行李放在后面天井里，空手去找人，杨处长制止了我，说这样做太危险，因为她已经感觉到这楼里有人。“万一是土匪呢？我们的行李不就丢失了吗？”她嘀咕道。
一回到大堂，鹦鹉又叫起来：“阿莲回来了！阿莲回来了！”杨处长说这只鹦鹉把我认作阿莲了，因为我们两个长得太相像。我觉得她在胡说八道，难道阿莲来过这里吗？杨处长不理会我的质疑，预言说：“你总会明白的，什么事都有可能。”我问她怎么办，要不要换一家旅馆。她激烈反对，说我是个贪图安逸、省事的人，还说既然出门在外了，就要把发生的一切事都当作猎奇，充分享受旅游的刺激。说着话，她又跑到大门那里向街上张望，好像在等人似的。这时我想，鹦鹉不会乱说话的，莫非阿莲真的来过了？
杨处长真是个让人惊奇的女人，出门在外，她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蓬着一个鸟窝头，眼泡浮肿，我记得今天早上她连脸都没洗呢。她大言不惭地说她要猎奇，是不是猎奇的人都是这副走火入魔的样子呢？瞧，她打开自己的行李包，将毯子铺在竹地板上面，好像打算在这里安顿下来了——她居然在那个巨大的行李包里头放了一床毛毯！她铺好毯子之后，就用一个指头朝自己鼻尖勾了勾，召我到她面前去。
“我要睡觉，我昨天夜里累坏了。你就在这里值班吧，发现情况就叫醒我。”
她说完就倒下去闭上了眼。我虽然心里老大不乐意，也只好在这个空空的大堂里走来走去的。闲得无聊，我就去辨认竹墙上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那一根根竹子上刻下的不是字，而是一只只眼睛。我很快就感到自己被各式各样的眼睛包围了。是谁这么执著，非要刻这么多眼睛，就好像同谁较劲似的呢？看起来，那人满腔仇恨，因为他刻出的每一只眼睛都是深深地陷下去的，瞳仁上涂着绿色，迫使人一旦看见就摆脱不了。接着我又听见了很多杂乱的声音，看来这竹楼里头并不是空的，而是有很多人，只是我看不到他们而已。那些声音似乎是都在讨论一个很急迫的问题，有人在反复地说“血案”这两个字，声调越来越高，忽然，有一只大眼睛里面的绿色瞳仁闪出了磷光，我害怕得倒退了几步，但它紧盯我不放。
“你没有勇气生活吗，忆莲？”杨处长在那边大声说。
我回过头一看，看见她是在说梦话，她的一只手挥动着，好像在赶开蚊蝇。
再回过头来，那只眼睛不见了。周围的窃窃私语似乎在催促我去干一件什么事，但每个声音都是欲言又止，它们称我为“盲妹”。不知怎么，我觉得这些声音都是我的邻居和同事发出来的，但具体是哪个人却又弄不清了，只是感到特别熟悉。
鹦鹉在笼子里烦躁地扑打着翅膀，杨处长已经坐起来了。她盯着那只鸟，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样子。
“这竹楼里头很不安静啊。”我说，“杨处长，您是第一次来吧？”
“当然是第一次。这墙上的每一根竹子都让我想起我的家乡，真是触景生情啊。我出来以后就再没有回过家乡。我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出来的，那年我十三岁。当时到处都是隆隆的炮声，我回头一望，我的渔村已经消失在灰雾当中了。其实我们那里并没有竹子，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一听那老板说起‘竹楼’这个词马上就想起家乡来。思乡是—种病，你说是吗？”
“我不知道，我从小就生长在城里，只是短时间离开过，没有这种体验。”
“怎么会没有这种体验呢？”她责难地瞪了我一眼，“阿莲就有这种体验。”
“阿莲同我一样也是在城里长大的呀。”
“她夜夜梦见—个礁石岛，从三岁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这样。你怎敢断定她没离开过城里！”
说话间她已经换上了宽大的睡衣，穿上了拖鞋，就这样在大堂里走来走去的。我想，莫非她准备去洗温泉了吗？温泉在哪里呢？她又到大门那里向街上张望，也不怕人家看见她这一身打扮，一副倚老卖老的派头。她到底等谁呢？
往年我到银城来，这条街上到处都是灯红酒绿，家家旅馆几乎都客满，时常要跑好几家才可以找到一个住宿的地方。虽然旅游事业兴旺，却不知怎么回事，这里的人都很穷，到处是贫民窟，除了我们所在的这条主街之外，其他地方没有一栋像样的建筑，甚至连楼房都少见，全是那种土砖砌的矮屋，屋门口坐着眼圈黑黑的老人。我听办事员告诉我说，其实这些土屋的主人都很有钱，之所以生活如此清贫是因为他们憎恨享受，他们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享受。“是吸毒吗？”我问办事员。当时他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样。我又追问了好久，他才说了三个字：“白日梦。”他说，就是那种梦把银城的人害苦了，害得他们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清，时常连亲人也不相认了，一味地坐在黑屋里苦思苦想。“想些什么呢？”我问。办事员说，他们想的不是一件具体的生活上的事，而是如何将生活上的事从脑子里排空。有时候他们躺在家中执
著地望着天花板，试图让自己的视线洞穿天花板到达阴沉的天空；有时他们又会跪在鸡笼旁倾听母鸡的咕咕低语，决心从那咕咕声中分辨出某种古老的信息。总的来说，银城人是禁欲的、生活清苦的，可他们却任凭外地人到此地来过放荡的、挥霍的生活。我想回忆起我在银城走街串巷的日日夜夜，可是我仅仅记得起一些模糊的片断，一些面目不明的人影。我是去搞社会调查的，我本应同他们直接接触，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却有看不见的屏障隔在我同他们之间，我在笔记本上记下那么多虚幻的数字，而这些影子发声时，往往伴随阴森的、地窖里的回响。不，关于银城，我死也得不到一个踏实的印象，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将这里作为旅行的第一站的原因吧，我想利用另一位见多识广的女性的大脑来作出明晰的判断。然而这一切好像正在落空。
“啊，啊！”杨处长口里发出吃惊的声音，朝街对面的小巷挥着手。
我连忙凑过去看。除了那个小五金铺子，我什么都没看到。
天黑时我们才走出竹楼，去街上的饭馆。这条繁华不再的长街令我感叹不已，这里就连街灯也变得稀稀拉拉，零星的行人大部分时间走在暗影之中。我心里不断地涌出怀疑：这到底是不是那个银城？当然是，这些旅馆、餐厅，还有这些商店，这座形态独一无二的梯形的监狱，难道还会有错吗？
“我们要大吃一顿。人乡随俗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杨处长说话的语气有点怪，冷冷的，像说别人的事一样。我想去我常去的那家叫“银城地下餐厅”的饭馆，但杨处长不准我去。
“你没闻到从那下面冒上来的死尸的气味吗？傻瓜，那里是个黑帮窝。”
“可是我常去那里吃饭的。”
“那是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才没出事。他们对不知情的人采取长期观望的策略。”
她拉着我跑过马路，又跑了一气才停下来，说是要躲过那些人。当我们再回头看时，看见“银城地下餐厅”里头的灯全黑了，有人从里头冲出来大喊“救命”。
“您是如何知道那里是黑帮窝的呢？”我心有余悸地问。
“闻出来的嘛。我刚才不是说了有死尸味吗？你不要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