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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认错与依法惩处的组合化处理方式。在银川市政府处理出租车停运事件的具体方式上体现出一种理性化的解决问题的做法。这种理性化的解决问题的做法，至少是由下面三点构成的。第一，实事求是地承认有关部门的“规定”或“办法”是有问题的。第二，对大规模的停运事件没有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而是用暂缓执行有关规定的退让或妥协方式化解了冲突。第三，在冲突中，出现了拦截、袭击仍在运营的出租车和小中巴以及其他的暴力行为，警方抓获闹事嫌疑人员127人，依法处理75人，其中依法逮捕4人。我们可以将这三种做法看作是解决这个事件方式的一种组合。这个组合是应当给予足够重视的，因为它改变了过去对集体事件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习惯做法。
但我们必须正视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的过程是一个挑战。利益表达往往意味着冲突，因为它包括了为达到争取利益的目标而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方式。利益表达的需求总是产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时，如果不开启表达的大门，利益矛盾不得到解决且会日积月累从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但如果开启表达的大门，以诸多利益矛盾为基础的表达行动往往会以不可控的方式和力度冲击试图为它提供空间的体制，严重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因此，必须要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可以这样说，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在最近的几年中，社会中的利益矛盾明显增加，但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是我们跨过这个坎儿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因此，在这样的时候，需要做的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同时，从利益表达者的角度说，提高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2005年，在建立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关系上将会迈出扎实的一步。这不仅对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而且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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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兴奋与不安
2004…12…30 16：12：54 来源：南方周末
□马克
岁末一瞥
对中国人而言，12月24日本应是个普通的周末，但是当我从位于北京东长安街的中粮广场里走出来时，一时间竟有置身异国的感觉———作为商场的写字楼一层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圣诞礼品和装饰品，“MERRY CHRISTMAS”的叮咚乐声随处飘来；暮色之中，两棵色彩斑斓的巨型圣诞树伫立在门前，整座大楼则环绕在彩灯的光芒之下。
和往常一样，我在大楼一层的建设银行自动取款机里取了点钱。今年以来，这家银行的各个网点都添置了自动取号机和等候靠椅，这多少减轻了排队等候的烦恼。和这家银行同处一层的还有汇丰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三周之前，北京向外资银行开放了人民币业务。“是不是应当把存款挪个地方？”许多人和我一样这样问过自己，也和我一样还未付诸行动。
紧挨着中粮广场的海关大楼依然灯火通明，也许那里的工作人员还在紧张而兴奋地计算着今年的进出口数据。两周前，海关通过中央电视台宣布中国今年的外贸总额已突破1万亿美元，将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
那一天是中国加入WTO三周年，在WTO这个全球化加速器的作用下，仅仅用了三年，中国的贸易额就差不多翻了一番。
在地铁北京站，卖假发票的男女们和往常一样多，席卷北京的风雪寒流对他们似乎没什么影响，但是蜷缩在地下通道中的乞丐已经顾不上看面前的铁罐了。
地面行驶的城市铁路建成通车极大缓解了郊区人口的出行不便，也加速了人口的郊区化。城铁沿线是一座座新建和待建的居民小区，它们一次又一次的将北京这座大工地的边界延展开来。类似的火热场面同样出现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些钢筋水泥的混合体有力地注释了中国强劲得有些过热的经济增长。
不过，在今年8月，我亲眼目睹了一队建筑民工打着“依法讨回血汗钱”的横幅沿街游行，这让我对“拖欠民工工资”这一概念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
伴随我一路北行的是各种祝福短信，其中一多半是围绕“诞”的谐音字做文章，对197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戏谑的。
我下车的北苑站已是五环开外，这一带的楼价正在向每平米6000元逼近。虽然警惕地产泡沫的声音两年前就已发出、抑制泡沫的金融措施也已采取，但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的房价依然是“任凭风吹浪打，我自扶摇直上”。
从我书桌旁的窗户向外望去，四年前刚搬到这里时的芳草萋萋已经被如今的万家灯火所取代，这多少给我一种温暖而又如梦的感觉。
安全的含义
32岁的程先生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相较父辈，他没有动荡的记忆；相较兄辈，他没有饥饿的记忆；成年时，他顺利获得了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工作后，他赶上了中国经济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今年年初，程先生被公司提升为销售总监；年中，他在易庄———北京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购买了第二套住房；年末，他的孩子即将降临人世。
“既兴奋又不安”，这是程先生岁末的感受。
程先生的不安来自对那些自身能力所无法把握的事情的担心———不公平竞争导致丢掉订单，通货膨胀导致资产贬值，全球化导致竞争加剧和其他未知影响……
他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都不指望社保体系。基于国情，中国政府只能建立广覆盖、低保障的社保体系。对程先生而言，按照公司目前的缴费金额，即使将来社保体系不发生支付问题，他能从中领到的退休金也只有目前收入的十分之一。“看看工资条上的养老保险才几个钱吧，难道你指望退休后靠这点钱过日子？还有医疗，那点医疗保险恐怕只够做个阑尾手术！”
即将出世的孩子对程先生而言是又一组兴奋与不安，这些都促使他更加努力地赚钱，为自己，也为家人。“我认为全部资产没有一千万就谈不上安全感。”程先生说。
谢先生年长程先生10岁，积累财富的时间也多了10年，现在他的资产已经一倍于程先生的安全线，但是他并不感到安全，“安全感不是有钱就可以有的”。
由于工作需要，谢先生一年中差不多有半年出差在外，他说，“你只要一出门，什么事都有可能碰上。像我们这些做政府生意的私人企业，人家随便找点茬就能把你收拾了，但你不请不送就别想做成生意。真要出了什么事，你找谁抗争去？”
谢先生自己倒没什么惨痛的经历，可耳闻目睹得多了，他心里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安。他这个年龄段的人留有对“文革”的清晰记忆，相比程先生这一代人，他对社会动荡有着更多的恐惧。
呆在北京的时候谢先生也并不舒坦。今年他所在小区的业主们和物业公司一直纠纷不断，作为业主委员会成员，谢先生没少跟他们理论，但国庆期间他看了一篇报道之后，就多少有点泄气了。那篇报道讲的是聚龙花园（北京第一批高档外销公寓，最高售价达每平米4000美元）业主维权的事情。业主们包括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中国证监会规划委员会主任李青原，但这些鼎鼎有名的人物就是奈何不了服务恶劣的物业公司。作为业主委员会主任，李青原家门口还屡屡被垃圾堵塞。
“你看看，”谢先生对太太说，“这些人都维不了权，何况我们呢！”
26岁的关先生在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的北京总部任职。他还没结婚，但已经按揭了一套80多平米的两居室，本来他今年还打算买辆车，但城铁修通和堵车严重让他有些犹豫。
关先生用“兴奋而且充满信心”来描述他的岁末感受。“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普遍对未来有信心，而我是其中最有信心的。我现在是中产阶级，但我将来一定不止是中产阶级。”
他认为未来竞争肯定会越来越规范，规范意味着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意味着普通员工价值的降低，这样公司削减员工社保福利支出是必然的事情。“但是我从来就没指望过别人，我完全有信心自己保障自己。”
关先生认为，按照60岁退休、80岁去世计算，从工作到退休挣够500万元就能保证基本的衣食住行了。“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坐吃山空的生活，”关先生说，“钱要流动起来，如果钱能生钱的话，也许40岁我就能退休了。”
增长的含义
即使像关先生这样乐观的年轻人，谈论未来时也没有忘记加上一个定语，“假如未来的机会能够像最近五六年这样多，那我……”
2004年，中国GDP增长速度肯定会超过9％，此前六年，中国GDP年均增长8％，并且增长的最大波动幅度只有1。5个百分点（1998年增长7。8％，2003年增长9。3％），实现了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平稳较快增长”———这正是关先生感到机会多多的外部基础。（见图1）多数专家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驱动下，中国的“平稳较快增长”能够一直持续到2020年（具体预测从6％到8％不等），届时中国将恢复历史上长期占据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地位（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或者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以今天的人民币汇率计算），人均GDP也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0％，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
如果这一预测成真，那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实现了一个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
但是，2020年之后又会怎样？
一个习惯了高速经济增长的社会能否适应低增长的新环境？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有的国家能在经济停滞乃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平安无事，比如最近十年的日本；也有的国家，经济危机———街头骚乱———政局动荡———国民财富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缩水，似乎已经成了走不出的循环。最近一个例子是1998年—1999年的印度尼西亚，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印尼经历了长达30年的增长，但是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顷刻之间让印尼陷入崩溃。1998年，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印尼的人均GDP也比上年下降了近20％，而针对华人的街头暴力更成为全世界华人挥不去的梦魇。
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些非经济的问题，我们也要面对人口结构变动的严峻现实。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研究，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06年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见图2）
按照这个研究结果，2008年，中国劳动人口的比重达到68％的峰值，随后逐年下降，2038年，当生育高峰末期出生的关先生年满60岁时，中国的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的比例将是57∶43，此后这个比例还将缩小，到2050年时已经接近1∶1。
食之者日众，生之者渐寡，在这样一个劳动力结构下，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能高于劳动人口的减少速度，那么整体国民福利的下降将不可避免。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基础一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二是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
问题在于，在目前这种增长模式下，如何能够预期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2004年，有一组数据被广泛引用：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费的石油占全球7％、电力占13％、原煤占30％、钢材占27％、铝材占25％、水泥占40％。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法将中国的GDP总额提高三倍，上述指标中的大半也远远高于GDP所占的比例。
和通常的印象恰恰相反，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很不丰富的国家（见图3），但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居然选择了一种高投入（资源、资本、土地、劳动力）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
实际上，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已经受到了中国高级领导层前所未有的重视。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写道：“改变中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粗放、浪费严重、效益不高的关键，是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一次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要比“两个转变”更为丰富，这是党执政50多年来在国家发展观上的历史性突破。
2004年，以绿色GDP替代传统GDP统计的呼声渐起，山西等地已经开始计算绿色GDP，而打破GDP崇拜的文章也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之上。
但是，总体而言，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半个世纪的粗放增长模式有着强大的惯性，滋生粗放增长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