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描述了包括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和海明威等人在内的十几位著名知识分子的生平经历。注意到这样的侧面之后，我相信，多数读者应当不仅仅是恍然大悟地发现，应该更理性地或更全面地去认识那些看起来光芒四射的历史名人，而且一定会为作者能有如此敏锐的辨析力和如此独特的视角而折服。
这些年来，所谓纪实作品胡编乱造，真真假假，鱼目混珠，让人很倒胃口。但是，这并不妨碍有些纪实作品能够别出心裁，卓尔不凡。其实，历史类的纪实作品也同样可以写得波澜壮阔，引人入胜，像威廉·曼彻斯特那部脍炙人口的《光荣与梦想》，说起来其实也就是一种纪实体裁的历史作品。它好就好在并不是简单地依靠一些采访和史料就来堆砌故事，而是通过作者的亲身体验、观察和长期的资料积累，在把握了整个历史过程之后，精心构造出来的一部作品。因此，好的纪实作品，并非不能出现，重要的是作者要深入社会，实地调查，有思想，有观照，能够尖锐地提出问题，并且使读者得到颇多启示。近年来就有一些作品不是靠炒作那些过了气的历史名人或死人，而把目光投向那些今天开始迈向小康的城里人往往不屑一顾的二等公民远离城市的农民，写出了令人瞩目的好书。像近几年一度引起相关多关注的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和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就是这样好读且有思想、有观照的好书。我相信，每一个读过这些书的读者，都会感觉到自己更贴近了社会的真实，更多了一份对这个社会的关怀，因而也就能够对过去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更愿意问一个为什么。一个社会的进步，的确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
杨奎松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1953年10月生，重庆市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外关系史，现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主要代表作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等。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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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见证
南方周末 2004…09…16 15：13：15
理性的见证
对于希腊人来说，维护理性的纯粹性，比什么都重要。这种精神，从来不曾在其他文化中出现
□陈克艰
莫里斯·克莱因（Morris Kline）教授的大作已经译成中文的，据我所知有三种，《古今数学思想》、《数学———确定性的丧失》和《西方文化中的数学》，按照现今的分类时尚，它们可以分别归于数学史、数学哲学和数学文化学三门“学科”。《古今数学思想》是克莱因最重要也最成熟的作品，成书于1972年，而译出最早。中译分4册，前两册1979年行世，当时正值“科学的春天”，第一次印数即高达50000，不到两年出全，后两册的印量也有17000之数。全书最近又都重印了。中译《数学———确定性的丧失》属“第一推动丛书”，整套丛书有法眼选目，有高手移译，质量上乘，销量亦可观。这本新近译出的《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则是克莱因的早期著作，英文本出版于1953年。
单从书名即可想见，这本书是要将数学置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中加以考察，要谈数学与西方文化其他领域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谈数学精神、数学方法在数学外领域的体现和应用，然而，有点“吊诡”的是，关于古希腊和希腊化时期的前六章，强调的恰恰是数学精神的独立性和纯粹性。
古希腊的数学家鄙视手工劳动和商业活动，柏拉图就宣称：“算术应该用于追求知识，而不该用于贸易”，“自由人从事商业贸易是一种堕落”。即使是对实用发明作出过巨大贡献的阿基米德，真正珍爱的仍然是演绎性科学，他也认为“任何与日常生活有联系的技艺都是粗俗的”。希腊人几何发达，代数落后，他们将几何学做成高度完善的演绎公理系统，这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里集了大成；而由于对“数”未能像对几何形状那样建立起严密紧致的逻辑体系，希腊人明显有厚几何薄代数的倾向。代数概念一定要转变成几何概念才算合法：解方程必须用几何作图法；二数乘积或三数乘积必须理解为形状的面积或体积，所以四个数的乘积被认为不可思议。但是几何化毕竟完成不了数论的公理化，希腊人只得将无法表示为整数或整数之比的数叫做“无理数”，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而数的理论的公理化是迟至19世纪的事了。
在几何学内部，希腊人坚持尺轨作图的限制，所以有“三等分角”、“立方倍积”、“化圆为方”所谓“三大难题”的成立。其实只要允许用复杂一点的工具，难题不难解决，但是希腊人不许，因为这样做是突破了公理的藩篱，羼杂进了感性因素，几何学的理性便荡然无存了。对于希腊人来说，维护理性的纯粹性和独立性，比什么都重要。这种独立、纯粹的理性精神，从来不曾在也有悠久数学历史的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文化中出现，只在古希腊出现。事情似乎是，数学以及后来自然科学的理性，只能在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环境中产生，而这种精神本身，又是普世性的，超文化的。
科学理性的历史形态不拘一格。古希腊（特别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一系）的理性是数学本质主义，认为数学结构即是世界的本质。而由伽利略、牛顿开启的近代物理学的理性则表现为“数学的描述现象”，仅仅是描述现象，而不问“本质”。牛顿用计算证明，使地球物体自由下落的力与使行星环绕太阳旋转的力可以用同一个公式表示，这就够了。至于问到“万有引力”的本质，牛顿的回答是：“我们应当力戒假说。”近代科学的伟大创始者都信仰上帝，在他们看来，是上帝，把世界造得可以用数学来描述，而他们自己，不过是人中的先觉，率先领悟了上帝的旨意而已。当牛顿发现，太阳系的实际运动呈现出偏离计算的不规则性，因而稳定成为问题时，他又不得不假设上帝的不可知的力量在维持着太阳系的稳定。将理性能及的视为上帝的显现，归功于上帝，是感恩的心情；在理性不能及处，撒手听命，只让上帝来负责，是求助的心情。出于感恩的信仰和出于求助的信仰是应该加以区别的。18世纪的拉普拉斯算出行星运动的不规则具有周期性，因而太阳系还是稳定的，他既不感恩，也无须求助，所以当拿破仑问他《天体力学》一书为什么不提上帝时，拉普拉斯回答说：“陛下，我不需要这个假设。”
数学（和科学）理性与宗教的关系，是本书的一个重头。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显得比较径情直遂。他似乎认为，理性与宗教是不共戴天的，理性靠自身的发荣滋长，即能推翻宗教。近代科学的大宗师们依旧虔信上帝，似乎只是一种历史局限性，是古时“愚昧观念”的遗留。书中有好几处，论述以理性为指导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如何逼使宗教收缩地盘，改变形态，甚至缴械投降；行文如行军，慷慨激昂，铿锵有力，字里行间充满道德正义感，几乎写成了反宗教的理性宣言。在这等地方，考虑一下更富于历史意识的人文学者的看法应该是有益的。例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说：“在过去各个时代，人们攻击宗教时表现出的热忱总是产生于新宗教唤起的虔诚”，但法国大革命时的反宗教运动，却像是“几个想要否定基督教的大作家汇合在一起”造成的，但是，“只有这些作家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极其特殊的原因，才能解释作家们的事业”。所以，仅仅在理性与宗教的关系上论宗教的兴衰，无论如何不是历史的真相。
本书用到的材料极其丰富，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文学、美术和音乐，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都从与数学相关的观点上论到了。有关的数学知识，也多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使知数学不多的读者不至于茫然。有几个问题论述得特别精彩，如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透视法的发明，完全是运用几何学的结果；而反过来，从画家们的光学透视体系中，又孕育出射影几何学，这门“诞生于艺术的科学”，成了后来“许多新几何学的母亲”。数学是一种理性的文化，本书的这一基本观念，肯定不被现今非常热闹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所赞同。SSK做过不少扎实的科学史案例研究，竭力消解理性的存在，把科学真理归结为制度、权力、利益、人际关系等等社会因素的建构产物。但是有一点，就我狭隘的见闻所及，SSK的研究中，似乎还没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史案例。如果SSK不能啃下数学这个硬果的话，本书就还可以作为理性的见证而有其价值。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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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前行
南方周末 2004…09…23 14：42：23
新华社发
党的高层领导新老交替 制度化前行
□本报驻京记者 李梁 实习生 苏永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认为：江泽民高度重视党和人民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主动提出，为了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以利于促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新老交替。中央同意了江泽民的请求。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繁重考虑，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留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全力支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尽心尽力履行党中央交付他的职责。现在，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江泽民又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也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
第三、四代党的最高领导层平稳过渡，使党内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正式形成了党内惯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同时，这也意味着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国际共运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得到真正解决。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和历史勇气，顺利、平和地完成了这个“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课题。
9月19日晚，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华灯璀璨。已卸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与参加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向第四代领导人的权力移交顺利完成，整个过程水到渠成，波澜不惊。
沿着时光回溯，1989年，当时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和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也是这样来到出席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委员面前。在党和人民中享受崇高威望的邓小平以伟人的历史自觉，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集体的第一次平稳过渡。
今天和15年前相比，一切都是那样的相似和和谐。但如果说邓小平同志的退休体现了他作为历史巨人的伟大，江泽民同志的退休则标志着制度上的崭新意义。
新在哪里呢？我们不妨可以说，第三、四代党的最高领导层平稳过渡，使党内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正式形成了党内惯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同时，这也意味着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国际共运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得到真正解决。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和历史勇气，顺利、平和地完成了这个“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课题。
今天，我们沿着这一历史轨迹，追寻中国共产党在高层领导新老交替上走过的历程，更加感到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来之不易，也更加坚定了对党和国家的事业的信心。
1957：毛泽东的四个设想
1957年3月10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进行了这样一番谈话：“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纸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
年轻时办过《湘江评论》等报刊，在战争期间为新华社写过许多著名社论的毛泽东，仍然保留着一个报人的梦想。
毛泽东还有当大学教授的梦想。1957年5月，他同来中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会谈时说：“当主席，太复杂。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
伏罗希洛夫当时很惊异，说：“那怎么行？谁能代替你呢？”毛泽东回答：“我们党内很有人才，他们已经成熟，无论资历、声望和能力，都不比我差。”
事实上，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后，身为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就有过从党和国家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的长远考虑。
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召开的党的领导层的一次会议上，就说起他不再当下一届国家主席，并谈到考虑不再当党的主席。
党的八大作出的发扬党内民主，推进新老交替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领导人终身制问题最初的尝试。
据龚育之回忆，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提出在二届人大时辞去国家主席：“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
站在今天回顾历史，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及时实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的战略考虑，对于当时新中国和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遗憾的是，八大制定的政治、经济、组织路线未能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