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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得知他去了瑞土。那个阿尔卑斯山风光秀丽的山坳印在明信片上一直被小汤姆珍藏。皑皑的白雪，冰莹的湖泊，松林里冒着青烟的小木屋，正是一个海的儿子未能涉足从而梦萦魂牵的童话世界。当医生断言，治疗将回天无术，小汤姆至多也活不过半年时，父母便决定还给儿子最后一份与天地共处哪怕更为短暂的正常人生活。他们把儿子从医院里偷出来，径直上了山。他们租住在四面旷野的小木屋里，壁炉里噼啪烧着干柴，烤熟的土豆焦黄喷香。离开了药物的汤姆日益衰竭，却奇迹般焕发了从未有过的生命力量。他摇着轮椅去冰湖垂钓，去树林与松鼠对话，还在铺天盖地的厚雪里堆出一个漂亮的圣诞老人，戴了红帽子，粘了白胡子，维妙维肖。
汤姆死在平安夜的钟声里。圣诞树下堆满了从法国寄来的五颜六色的礼物，没来得及拆包。他的小脸没有痛苦的痕迹，带着走过了人生的满足。
哪怕是一个陨落的彩球，他从天堂来，将回天堂去。
不要回家
当香榭丽舍大街的梧桐落了叶，张上圣诞彩灯，巴黎的街头就会支起白色帐篷，在火树银花下冒出热气腾腾的暖烟。那是曾竞选过总统后来死于摩托车车祸的喜剧演员科吕什留下的圣心食堂一年一度的开张，给饥寒交迫者提供无偿温饱。而所有慈善机构诸如巴黎救助中心、天主教佑护会、流浪者爱心协会，还有基督教救世军等等，也都会在同一时间里叙说同样的话题，那就是协助流浪者平安走过漫长冷冬。
圣诞节是个回家的节日。流浪者没有家。他们不要回家。
屋檐下，桥洞里，路灯昏暗的墙旮旯，还有子夜关闭前的地铁站，都是他们游荡无定的憩所。可是长夜彻骨的寒冷，躺倒了明天或许就再也站不起来。
一年又一年，我在巴黎的街上走，常会与一束束或是沉郁或是空茫的目光相遇，那目光里的人生总让我疑惑和不安，禁不住想去探寻。他们当然是穷人，当然正为这个文明的世界所抛弃？贫富悬殊也许是最便捷也最现成的注脚，然而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职业乞丐在这支队伍中只是很少一部分，大多来自外籍游民，更多的流浪者选择流浪并非出于无奈。他们领着足以维持最低消费的社会补助金，在烧着暖气公用浴室干净宽敞的救助中心有着一张床位一个餐座，如果愿意，换一种活法并不是不可能。
但他们却说，自由多好！
于是，特定作息时间里关闭了铁门的救助中心，成了频频越狱的心急于挣脱的藩篱，宁愿冻馁宁愿露宿也不要做某种意义的囚犯，这就是他们那份独特的悖逆。为了不让他们成为冰天雪地里一具随处可见的僵尸，夜巡的警车只好在料峭的冬夜把他们强行捡拾进救助中心，翌日再依次排放出来。遗漏是难免的，遗漏在城市的某一角落就永远在生命花名册里消失了。
自由的心却是无怨无悔。关于社会不公的谴责乃至种种道义说教随之成为无的放矢。
那个晦暗的黄昏也许是偶然的佐证。路灯烛照下的街角，一对母子在寒风中对峙。母亲穿着羊绒大衣，银灰的头发高高绾起，露出白皙的耳轮。皮肤是细腻的，容颜气质是高贵的，一看就是从深庭大院走出的女人。儿子却一身杂乱行头，头发与胡子纠结成乱草，肩上负着沉重而褴褛的背囊。母亲一遍遍央求儿子回家，哪怕仅仅只在燃烧的壁炉前共进一次晚餐。她扯着儿子袖管，眼圈红着，唇边细皱深深浅浅。儿子迎风而立，粗砺的脸叠印在阴郁的暮色昏黄的灯影里，轮廓坚硬而神思邈远。他像一堵石墙挡住母亲，对苦口婆心无动于衷，他的目光里没有对家对亲情残余的一丝眷恋。他从母亲手里抽回自己的袖管，掉转头默然离去，只把冰冷的背影留在母亲怅然的视线里。
家找不回自我放逐的灵魂，浪子一如既往背着行囊选择他的流浪。
我不知这对母子间曾经发生过什么，猜测是漫无边际的，可以是厌倦了富家子弟中规中矩失去挑战的生活状态，也可以是浪漫爱情的破碎，人生意义的迷失，或者什么都没发生，不过心的隐秘处一次不经意的顿悟……生活由此改变。然而之于我，用中国目光东方思维来解读，总有一份伤感的疑惑。
还有一次，在邻居太太家饮下午茶。门铃揿响，一个神情拘谨的男人被带到我们面前。他站在地毯中央，两手捧了一只软皮女式挎包，低头，目光垂地，决不逾越脚下那圈图案而窥视客厅四周，是无可挑剔的礼貌。邻居太太打量他，浅蓝的眸子亮了，天呐，不是我丢失的包吗？男人点头，毕恭毕敬把包递过来，像是送出一个珍宝。兴奋的邻居太太手舞足蹈，这个包在巴黎的露天咖啡座上不翼而飞，一周后居然失而复得，包里的一切都在，包括身份证，驾照，支票簿，信用卡，家门钥匙，甚至还有那个鼓囊囊装了十好几个硬币的小兜。失物归还在这个社会是平常的事，可眼前这男人分明是个流浪者，靠了捡拾为生，这就有了些不寻常。况且，依循身份证上的地址从巴黎搭了地铁快线寻寻觅觅找来，来之前还要专门洗了浴，去掉隔宿隔夜龌龊的气味，把蓬头垢面修饰一番，像赴一个郑重其事的约会，实在也是费了一番周折用了一番心思的。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仅仅拾金不昧吗？
邻居太太上楼取下她的另一只手袋，从钱包里掏出一百欧元的纸票，连同那个装了硬币的小兜一并递给那个男人。她诚挚地说，谢谢您送回我的包，我很幸运。男人始终不吭声，缩了缩手，把钱接了过去。
他走了，我们在下午茶里议论。一百欧元是他预期的收获吗，如果没有这张纸票，他会不会对维芮柰之行懊丧而悔不如干脆侵吞了这只包并用支票簿来一次随心所欲的大购买？仿签名对他们应该不是难事。邻居太太则说，即便是钱，他也要用尊严换取。流浪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与人格低下无涉。是的，在他拘谨的外表下，洞开的心灵之窗却大度而安然，眼神里竟不见尘世的卑微。从此，我再不敢用同情、怜悯之类的目光去看街墙边蜷缩的每一个身影。
后来邂逅了那个名叫卡莱的流浪女，更让我窥见这个族群里闪耀的人格之光。我在蒙马特高地一家餐馆用餐，长窗对了地摊画家挤挤挨挨的岱尔特广场。卡莱走进来，在我对过坐下。她披一件破旧的粗呢大衣，短发支楞着，嘴唇苍白，眼圈道道黑痕。如果我猜得不错，您在流浪？她目光发直，舔着脱了皮的唇，您能请我吃三明治吗？我饿极了。这是一个唐突而不算过分的请求，我很愿意满足她，还额外地添了一份沙拉。她狼吞虎咽扫荡了杯盘里的一切，憔悴的脸上有了红润。我又叫了两杯咖啡与她对饮。她启齿而笑，眉梢一跳一跳地对我说，没什么可以谢您，说说我的故事吧，或许您愿意听。她目光犀利，猜出了我的职业兴趣。
然而这段关于过去的旧事，绝非花好月圆如她娓娓道来那般从容淡定。她出生世家，索邦法学硕土，五年律师生涯里赢过多场诉讼而小有名气；她丈夫也是律师，双双穿了神圣的黑袍穿梭于法庭，是界内公认的一对青年俊杰。后来有一天，这对俊杰同时受理了一桩强奸杀人案的双方辩护，夫妇不幸成为对手。法
庭对手是残酷的，意味着情感与正义的较量。那个星期五最后一场庭审对她真是荡涤一切的暴风骤雨，因为受害者的贫穷弱势，也因为证据不足使她的辩护失去制胜的利剑，更因为被告有着强大而不可摧毁的后盾以及丈夫滔滔不绝的雄辩，她败诉了。凶手无罪释放，死者冤不可伸。面对胜者的趾高气扬，面对法庭的庄严，她的心抽搐成一团。送走死者抹着眼泪的老母亲，她站在八面来风的台阶上发愣，正义在哪里？回家，丈夫对她说抱歉。他明明知道他的辩护人是有罪的，却必须用智慧愚弄法律，来赢这一场以金钱为杠杆并会为他职业生涯带来声誉却违背良心的灰色诉讼，负疚与得意在道德天平的两极晃荡。她背过身去，不接受他的道歉。赎罪都过于轻妄了，何况泛泛的一声道歉。黑夜来临，她与丈夫并排躺在床上，曾经休戚相关的那个躯体遥远得像一块冷石，遐想破碎了，整个世界冰雪消融般坍塌下来。一次次拷问自己的灵魂，充溢了罪恶的感觉而无以逃遁。于是她从黑暗里坐起，拉开门，走进了苍茫夜色。
她就这样把自己与正义一并放逐。
放逐是为了救赎——自身的道德救赎，何其惨烈。代价则是生命的全过程。我深为她的良知感动。她却笑得有一丝苦涩，总该有人下地狱的。
如果流浪也算一种磨难，我想对于她这样的人，或许真能在痛苦的自由中洗涤出更为脱俗更其高远的人生况味。
你好，忧伤
萨冈去世时，我正在诺曼底她那个西部小城里漫游。奥弗勒是曾经繁荣的港口，蜿蜒的石板小街穿行在古老的教堂与行将废弃的港湾之间，有着中世纪的魅惑。这个城市一直络绎不绝吸引着欧洲人，尤其法国本土的游客，仿佛陈年酒窖，蕴藏了岁月悠远醇厚的气息。萨冈像只倦鸟憩息于此，自有她的道理。
是医院门口连绵摆放的花束告诉我这个噩耗的。似乎有很多人为萨冈的死而哭泣，原以为都是她的读者，其实不然，哭，终究是为了一个至情至性的女人。
我是在一张黑白图片上认识萨冈的。此前，只知道她是那个十八岁写出青春叛逆小说《你好，忧伤》走红世界，之后著作等身的当代小说家。她仰卧在背对我们的藤编长椅上，双面织的旧毛衣，颈上松松绾条花绸巾，灰白短发披散下来，一只乖乖的猫蜷在她身上，竖起耳朵，很有几分家常的随意。脸转过来，上面爬着细皱，灼灼的回眸是走过了风雨的疏离与不老的质疑。她已当然不是那个青春、腼腆而又桀傲不驯的富家少女。几十年狂飙似的挥霍让她看起来苍老疲惫，却是不肯停歇，尘埃落定从不在她的人生概念里。比照自己影子般相随的落寞，就有了走近她的一丝念想。
萨冈后来的三十多部书，其文学意义都没超出《你好，忧伤》，就像夏天假期里的爱情，随风而过。所以连她自己也说，我缺乏天才，我想成为司汤达，却不是，我只能还是萨冈。但作为女人，她是无法复制的异类，大手笔恣肆汪洋写出了人生的极致。十八岁新星耀眼文坛的同时，五百万册的全球销量也使她成为那个时代最年轻的百万富姐，以后的生命就以一百公里的时速飞旋，挥霍青春挥霍金钱也挥霍情感。她飙车，在赤脚的极速里体验血液由心脏循往指尖与眼皮的快感，把那辆名贵的美洲豹开得风驰电掣，终于仰翻在高速撞为烂铁，自己则被铸成一个石膏人绑在医院铁床上苟延残喘。死里逃生，她又迫不及待穿梭于咖啡酒吧饮酒抽烟高谈阔论，聚集各路朋友通宵达旦躺在自家地板上论诗作画拨弄吉他，直至尽了兴，掏空银行账户，才躲进一隅闭门谢客不吃不睡不接电话只抱了打字机噼啪作响。她一本本出着新书，一轮轮换着新车，然后戴了首饰穿得鲜鲜亮亮去卡西诺豪赌，赌输了也不沮丧，照样笑声清朗，把车飙出一阵疾风。她的情感世界云一般飘游无定，从不相信爱情永驻，视为“病态的迷醉”，她也不以为女人最好的角色是为妻为母。爱时热烈地爱，去时潇洒地去。她有过两次婚姻，都无疾而终，留下一个美国俊男的儿子，在晚年里与她通着淡淡的信。她住腻了巴黎，住腻了南部摩登小镇圣托贝，尽管许多名人包括毕加索在内都是她的邻居，才用一夜之间从水城大西洋卡西诺赢来的八百万法郎，在诺曼底浓郁的绿里买了豪宅安下家。尼古丁不够刺激了，她又开始吸毒，因此走上法庭；吸毒吸没了钱，就逃税，被罚了一屁股的税款。家产荡涤一空，只好把原是赌来的靠近奥弗勒的那座豪宅卖掉。富有的朋友为她买下这房子，买下了又无偿借给她，总算让她不至于颠沛流离而终老有依。张爱玲的晚景有其相似之处，却没有她的运气。
人说，萨冈所做的一切，就是毁掉一生的辉煌。恰如她自己在法庭所陈述；只要不伤及他人，我相信我有权自毁……。
我与法庭一样无以作答。无论对毒品是如何深恶痛绝，无论对萨冈有多么惋惜，她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她的活法来自本我的需要。至少，她活出了率真，活出了悖逆，活出了行云野鹤，活出了生命本质的精彩。而我们这一代中国女人，歆羡也好，不屑也罢，又有谁在真正为自己活。
我们会在年老拄了拐杖时还穿着洗毛了的牛仔裤，系起白衬衣的下摆竖领敞怀吗？
我们会以老女人的姿势动辄攀上窗台，晒着太阳一边读书一边抱了打字机写书吗？
即便年轻，我们会在儿子周岁时牵了两匹马走进客厅让邦邦1号和邦邦2号轮番去舔儿子粉嫩的笑脸吗？
自然不会。类似的想象都不可能。这就是境界。这就是区别。
已故总统密特朗曾是萨冈的密友，萨冈住巴黎时常在政务之隙去她家里小坐，或者共进午餐。如果恰逢主人心情怠惰，就会拒绝不见，轻轻一拂手，就把一国之统关到门外。对于心高气傲的萨冈，上门来的总统与流浪儿同属一个概念，那就是朋友。人与人，气象是多么悬殊！
如果赞美谁，中国会说，某某是个非常好的人；西方则说，某某是个非常奇特的人，价值判断的坐标从来不同。萨冈就是奇特的人，她只能成就于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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