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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十一天的战斗中，公共租界里的顾客都涌进南京路上的两个隔街相对的商店——永安公司和新新公司，购买持续包围期间所急需的商品。集中购物的人群中，有《纽约时报》的特派远东记者埃邦德和毕林罕姆斯（Bilhnghams）。埃邦德坐在车里等候毕林罕姆斯去买一副双筒望远镜。一声如同快速列车汽笛声的警报响起，一颗从军舰上发射来的炮弹就在大街上空爆炸，两个商店的店面都像纸一样被撕烂。两个商店里有三百人伤亡。记者埃邦德拖着受伤的脚一跛一拐地走进永安公司大楼，只见毕林罕姆斯正用力拉开电梯门，炸烂的左臂血流如注，胸部还中了三块弹片。关联社记者哈瑞斯（Morris J．Harris）跑到人行道上当即写下报道：
“数以百计的尸体堆积地上。巨大爆炸力将他们炸起又抛下。……血流淌进电车轨道和下水道。头、腿、胳膊的碎片，粘在店面墙壁上，其余洒落街道两旁。”（《时代》，1937年8月30日）
可以相信，《时代》的报道正是埃邦德本人讲述的经历。南京沦陷之后，埃邦德继续履行着一个记者的神圣职责，他根据得到的来自南京的材料，连续报道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4日——
恐怖笼罩着南京
哈立德·埃邦德
今天在上海收到由留在被放弃的中国首都的美国传教士寄出的信件。信件里提供了有确证的细节，证明占领南京后日军的军纪已荡然无存，由此导致集体屠杀平民，处决解除武装的士兵，强暴、屠杀妇女，有计划地摧毁、洗劫财产，其中包括外国人的产业。
一位德高望重的传教士说：“整个局面被频繁的屠杀、大规模的洗劫、不加节制地骚扰私人住宅，包括侵犯妇女的安全等行为而损毁。”（转引自《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第98页）
《洛杉矶时报》，1938年1月25日——
南京的恐怖
哈立德·埃邦德
上海1月24日（未经检查的独家报道） 撕开日军以军事需要、辩称情况不安全，以及其他种种表里不一的理由所能构成的借口，从而展示自从得胜的日军攻破中国往日首都城门之后南京城内引人注目、恐怖异常的事实。南京的情况竟是如此无法无天，如此令人惊骇，以至于日军当局除了无法拒绝的外交官之外仍不允许外国人访问南京城。（转引自《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第127页）
当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上海的公共租界里拥满了难民，其生存状况被这样描述着：
在上海，经验丰富的记者报道了从战区逃亡的一百万中国人的状况：“肮脏、疾病、饥饿、发疯”。有一个剧院里，一万四千名难民像蚊蝇一样生活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生命的进程仍在继续：一百万难民中，每分钟诞生一个婴儿；每三分钟一个人死亡；每个小时有十三个母亲死于分娩。（《时代》，1938年1月3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是以野蛮著称的。”——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此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艾登（AnthonyEden）。他是有感而发。因为淞沪战役期间发生了一次英、日外交纠纷，即日本飞机轰炸英国驻华大使的专车，造成大使重伤。《时代》当时以《“无法遏止的愤怒”》为题，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一天上午，两辆长款豪华轿车从南京向上海行驶，每辆车的前盖上，都覆盖着一面英国国旗，在风中猎猎发响。距上海约五十英里处，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一架日本飞机就俯冲而下，离第一辆汽车还不到二十码（约十八米——引者注），用机枪猛烈扫射。开车的是英国武官弗雷泽（Lovat Fraser）少校，停车一看，只见在后座中央坐着的五十一岁的英国大使纳希布尔·休格森（Knatchbull Huehsson），腹部鲜血直流。大使是英国最精明也最年轻的外交家。他的背部受了伤，胸部也中弹。他的此次活动使命就这样结束：本是要到上海拜会日本大使，递交一份英国不厌其烦地提出的和平方案。此时，大使不是前去与之见面，而是由同行中未受伤的人急速送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设的乡村医院，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药剂师立即为他输血。（《时代》，1937年9月6日）
艾登在其回忆录中，写到了这一事件：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便不遵守文明时代普遍接受的法则。到8月底，休·纳希布尔·休格森爵士首途上海。他和他的同事们分乘两辆汽车，车上挂有英国国旗，汽车遭到日本飞机的袭击，大使受重伤。日本驻伦敦大使立即代表他的政府及他个人对这次事件表示遗憾，他自己感到很尴尬。我对他说，他的话不能认作是正式道歉，因为他们没有承认任何责任。中国大使也在同一天（8月27日）下午来访。他说，这次事件典型地说明了当前远东正在蔓延的无法无天现象。这班年轻的日本空军人员是决不会停止他们对西方国家的敌对行径的，他们追求的口号是“东方是亚洲人的”。
……最后，9月21日，日本政府在受到伦敦更大压力之后，才正式和公开表示深为遗憾，以及对于惩处有关人员一事作出的不甚令人满意的保证。事情虽然了结，但它说明日本政府已不能完全控制其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是以野蛮著称的。（《艾登回忆录》，第955页）
然而，来自西方列强的仅仅限于抗议而已。蒋介石最初企盼的外国直接干预，并没有如期发生。
英国的心理颇为微妙而复杂。尽管发生了大使被炸事件，但在南京沦陷之后，英国采取的是观望的外交政策。《时代》用颇为俏皮的笔调对此加以描述：
上周，远东最坏的政治消息，或许可算是英国政府已经让它在南京的大使，撤离到长江上距南京四百英里的汉口，目前那里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所在地。但忽然又命令大使跋涉六百二十五英里前往广州，再从那里乘船航行四百九十三英里抵达上海——日本占领了的城市。英国政府与日本商定，日本飞机将不轰炸车顶上画有巨大英国标记的火车，大使可以坐火车快速前往广州。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驻华使馆、代表团，本周还留在汉口，即，与蒋委员长的中国政府呆在一起。英格兰的那些绅士们，心里在盘算是否承认最终可能会出现的另一个中国政府，譬如由日本扶植的傀儡形式的政府，这大概是一个必要的猜想。按照英国外交部的经验，外交的艺术就是远离任何局势紧张甚至危机四伏的地点，舒适地躲在上海水域的英国旗舰上，英国国王陛下的大使，将如同一只猫敏捷灵活，因为人类战争的缘故而跳向任何地方——包括英国。（《时代》，1937年11月13日）
美国的态度也是消极的。哪怕它的停泊在长江上的军舰被日本飞机炸沉，它也仅仅限于抗议和索赔而已。
令中国人失望的世界。和中国感情深厚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在回忆中认为，美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的消极，错过了第一个可以迫使日本改变侵略中国政策的机会，1937年又错过了第二次：
对美国政府来说，第二个可以迫使日本改变侵略中国政策的机会，是在1937年12月。当时，日本飞机在南京附近的上空，有计划地轰炸、扫射，终于炸沉了长江中的美国海军炮艇“潘纳号（PANAY）”。然而，美国国务院居然采取了一种软弱而又优柔寡断的政策，反而促使日本对美国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玩弄一种忽紧忽松的手法，最终导致了四年后日本军阀偷袭珍珠港。（《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310页）
在这种情形下，最感到失望的莫过于在国际场合进行外交努力的中国外交官。职业外交家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此时正在布鲁塞尔出席国联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日本拒绝参加此次会议，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态度也不积极，更谈不上坚决：
中国政府官员急切地希望罗斯福总统、张伯伦首相，能够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以采取反对日本的具体行动。但他们痛苦地看到张伯伦先生上周在伦敦对下议院发表的讲话：“集中一起参加此次（布鲁塞尔）会议，谈论有关经济制裁，施加压力和采取军事行动，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去是要实现和平。我们到那里去，不是为了扩大矛盾。”
假如这意味着张伯伦首相认为以制裁、压力、武力来反对日本，只是“扩大矛盾”，中国人就担心张伯伦先生肯定不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既然没有任何更强硬的——反而是采取更软弱的措施，甚至比“压力”更软弱。他们想证实越来越多的传言，说英王陛下的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更偏向于日本、意大利、德国，而不是中国、左翼西班牙和苏联。（《时代》，1937年11月1日）
张伯伦刚刚就任英国首相，后来他以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主义”而著称。可以说，他的“绥靖主义”其实早在此时对待中日战争的态度中就初见端倪了。
未能争取到国联诸国特别是西方强国的直接干预，顾维钧失望而悲愤，他为世界缺乏远见而忧虑重重。
我在1937年11月23日会议上的演说中，暗示了隐藏于缺乏远见和能力，不能以实际和有效方式来处理中、日问题的危险性。我是这样结束演说的：
“主席先生，国际和平也像一国的国内和平一样，如要持久，就得保卫。目前远东和平的恢复与维护，要求其他与会各国采取道义上的、物资上的、财政和经济上的具体行动。这类行动还必须及时进行，因为如果因犹疑而耽误得太久，那么，肆虐于远东的暴力和动乱，不久就会达到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磨难，就不可能制止和控制的程度。”（《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第696697页）
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回声。他的忧虑和预测却不幸被言中。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格局开始改变后，中国期待已久的来自西方强国的支持才姗姗来迟。
七 输赢之赌
一年过去了。又到了评选年度封面人物的时候。这一次，《时代》挑选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对于《时代》的读者，蒋、宋已经不是陌生的面孔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两人曾联袂成为封面人物。不同的是，此次当选的是1937年的年度封面人物：
为什么选择他们？《时代》说，“两次当选过年度人物（1932年和1934年）的罗斯福总统，肯定不会成为1937年的年度人物。因为，1937年是他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美国公众生活中成为醒目的、标志性人物。”另外一些著名人物，如美国劳工领袖刘易斯、英国新女王、英国新当选首相张伯伦，都没有太大的轰动新闻。西班牙战争也在激烈进行中，虽有佛朗哥将军这样的人物，但谈不上显赫，于是，《时代》把选择转向了远东：
在1937年世界上引人关注的国家是中国。他们与日本在陆、海、空开战，而日本是自机器时代以来总是征服他国的唯一的非白种人民族 上周，在遥远的中立国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瑞典伟大的亚洲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Hedin）在瑞典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近来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构成一个警告，更是一个最后的信号，即白种人的负担将由一个更愿意承担的日本接过去。白种人在远东的统治即将结束。”
在1937年，如果任何一个具体的日本人创造了如赫定所认为的现实，那么这位日本人就肯定能当选为年度人物。但没有这样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日本领袖，能够控制日本内心的野心欲望。更大程度上，它像一座蚁山，在冲动驱使下去征服另一座蚁山，日本就这样走向了战争。既无拿破仑，也无俾斯麦引导他们。日本的天皇和老年政治家，日本本土的陆军、海军的将领，内阁，驻扎在中国的陆军和海军的将领，全是互相竞争的对手集团。
然而，正是当日本没有卓越的领袖率领来进行她的巨大冒险时，冒险的受害者中国却有了最有才干的领袖。整个1937年，中国人一直接受着一个卓越的领袖和他的著名妻子的领导，其间并非没有光荣之举。在这对夫妇的领导下，长期以来处在分裂状态的中国人——其中千百万人过去很少使用“中国”这个词——已经逐渐具备了民族意识。
……每位关心要闻的读者都知道，在1937年，日本的战争机器在上海被卡住了十三个星期之久，它的时间表第一次被中国的战争机器粉碎了。现代世界看到了中国不辜负战争机器这一名称。蒋委员长被迫使用他的战争机器，至少两年前当它刚刚形成时，他的手被激进的爱国者逼迫。同时，他也被狡诈的日本人所逼迫，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在1937年打败中国，就将永远无法打败之。如今，蒋委员长夫妇一直不承认中国已战败，他们早就宣布，只要需要，他们将持久作战，用游击战拖垮、消耗、最终打败日本。如果蒋委员长真的赢得战争，他将成为本世纪的亚洲巨人。能否获得这样的胜利尚难预料。但在此期间，他和蒋夫人已经使他们本人成为了1937年的夫妇年度人物。（《时代》，1938年1月3日）
历时三个多月的淞沪战役，以上海、南京一带相继沦陷而结束，尽管如此，《时代》还是选择了蒋、宋成为1937年度封面人物，这或许可以说是蒋介石、宋美龄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时成为个人大赢家的一个标志和说明。
蒋、宋成为个人大赢家的背景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壮烈。当然，这与《时代》的主人卢斯与中国的感情深厚也有着密切关系。与许多西方人不同，这位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的后代，更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它有广袤的土地，它的人民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加之，1932年他重返中国时，对蒋介石产生了信任感，佩服蒋介石的能力。南京虽然沦陷，但日本战初所宣称的“三个月打败中国”的预言，却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