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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她的小儿子，小如虚空”，我特喜欢“我是她的小儿子”这一句，非常亲切，“小如虚空”，骤然的跌落，便有惘然若失之感。“像一张蚂蚁的脸，承受不了最小的闪电”，更是闪光的神来之笔，一下子将儿子的命运，这一对农村母子“蚂蚁”般纤弱的地位照亮了。经不住任何“最小的闪电”之一击的存在处境，鲜明而突出地显示出来了。从这有限的叙事和无限的抒情互渗性的水乳交融的结合中，所能感受到的，已经不止是“这一对”母子的命运，且有贫困农村中许多人的命运之投影所在了。
漫步（选二）
子 川
一
我常常陷在一堆语言里，像闯进一群陌生人中问的小孩，有点手足无措。那些语言怪得很，有时像一堆闪亮透明的晶体，光线打在上面，会折射出许多绚丽的色彩，有时却又色黯晦涩，无棱无角，看上去非常平庸，甚至面目可憎，有时像一些富有弹性的球，轻轻一拨就会滚动起来，并且弹动很久，余音袅袅，有时则像死板一块的石头，嵌在草丛或者躺在墙角，似乎还沾上一堆说不清是什么的污垢。
秦淮河堤岸的一张靠椅上，我目光散漫地看着灰色的天空，几棵因为落叶而瘦身的树，用清癯的枝条切割着大片的空白，带给人秋天的意味。那些外在于我的语言们，冷眼看我，那种疏远与隔膜，让人觉得无趣。
有一个遛狗的妇人，准时从河堤的另一端过来。那应当是一条很名贵的狗。这是我自己的判断，我其实不识狗，只是似是而非地以貌取狗罢。第一次见到她时，觉得她的气质不错，介乎高贵与典雅之间，她的神情，她看狗的目光，她走过时的身姿，以及走过去以后的背影。此时再见到她，忽然觉得她稀松平常，不仅如此，我还从她眉眼之间从她牵狗的姿势看出了几分俗气。我慌忙低下头。
把视线收回来，重新放到一本翻开的书上。这是让·科克托的一本书，书名《存在之难》。让·科克托是法国的一个艺术家（1889—1963），说他是艺术家是因为不能再细分下去，比如小说家、诗人、画家、演员……他涉足了几乎所有现代艺术领域，从诗歌到小说，从电影到戏剧，从素描到手记，从芭蕾剧评到陶艺绘画……1960年，他自编自导自演电影《俄耳》，他还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和比利时皇家法语文学语言学院院士。
《存在之难》是让·科克托的休憩之作。电影《美女与野兽》的拍摄让他精疲力竭，他病了。这个以速度著称的让·科克托终于静止下来，于是，他听到了自己的沉默，这个习惯于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噪音中的天才，让·科克托试着适应自己的宁静。声音的喑哑和叙述的干涩。第一次，作者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他感到了存在之难。我又想起那些调皮的不听从我支配的语言。那也是因为噪音的缘故罢，我也有类似习惯，每每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噪音里不能自拔。我终于明白过来。
我抬起头，看那个走远了的遛狗妇人的背影，我想，明天这时候再看到她时，我的感觉会有不同。这时，我忽然觉得有些语言在我的头脑里鲜活起来。
法文编者在《存在之难》编后，写下这样一段话：在离开我们前不久，让·科克托把一册多处修改过的《存在之难》交给我们。我们忠实地遵循了这个最终的版本，这个版本的文字不会再修改。“不会再修改”这几个黑体字是说让·科克托已经永远离开这个世界。让·科克托的死是他一生最浪漫的片断：1963年10月11日（我10周岁那一年），让·科克托得到他最好的朋友传奇女歌手庇亚芙去世的消息，说：“今天是我在世上的最后一日”，他说完就晕了过去，没有再醒来。
二
走在水边，常会有一种特别的心情，为什么会这样？以前没有细想过。现在想来，那是因为我曾经在里下河水乡呆过十年的缘故吧。从15岁到25岁，这期间我生活在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水乡，这是一个不怎么知名的地方，如果不是因为汪曾祺，里下河也许更不知名，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里下河，汪曾祺的文章也许就没有那股水生薄荷的气息。
里下河不是一条河。里下河是一个无数条河流组成的偌大水网的统称，这就是说，这一地区的河流都属于里下河，它们中绝大多数并没有自己的名字。生活从来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人从这个世界上离去，能留下名字的人很少。里下河是由一些无名河流融汇贯通的水网，不仅如此，它们还是一些不知道流向的河流，有时，风向就是它们的流向。这是真的。里下河的河流更像停泊在水洼里的水，上河灌溉的水下来了，它们的水位线就提高，就会漫出去一些，天旱的时候，圩子外面的水也会流进来一些。里下河有一个基本的水位，在这个标高上是基本不流动的，始终泊着。事实上，这里是中国大陆最低凹的地方，里下河有一些区域，海拔在零以下，就是说这里的水面高程很多在海平面以下。曾经有一种说法，百川归大海。还有一种说法：水往低处流。里下河的水是不会流向大海的，因为地理上的原因，从里下河水流向大海有时就成了倒流，即水往高处流，这不符合自然规律。
上帝许诺给人们的水的存在，是一种眩晕的存在。水在一种水平面上自我平衡调节自己，有许多过渡的成分，无论是流出去还是流进来，水不断地流着，往下一个水位线流着，在流动中死亡。在人的深处其实也具有流水的命运。水的苦难是无止境的，因此，人的苦难也是无止境的。
许多年前写过一首诗《总也走不出的凹地》：“这里是一块凹地／雨雪霏霏几千年大体不变／杨花柳絮差不多在同一个季节／合谋着叛逃／也差不多在飞扬起来的时候／被一些惯性扯住／／常年会有水泊到这里来／水多的时候很自然就溢出去／水少的时候指望老天及时落雨／你来了去了／对它毫无影响／／芦管悠悠，铺在水面上漫过／月色泛滥成灾／无限多的河流／淹没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情怀／小虫啾啾，鱼儿唧唧／以及芦柴花拔节的声响／听多了，无论是谁也会乏味／／凹地外面是平川／平川外面是大山／水往低处流／人向很高很高地方走／你找不到一条可以走出去的斜坡／快走两步与慢走两步／都差不多……”
在诗集《总也走不出的凹地》后记里，我还写下这么一段话：“苏北里下河地区是你的出生地。那是个出了名的低凹地区，最低处的地面高程只在海平面以下。你的始终的“凹地”意识是否缘此而生？你不知道。你只知道：那一片“凹地”起始遥远；你只知道，生是无法选择的。走出凹地，是纠缠你至今不解的情结，而“走出”的欲念，又使你永远地与“凹”为伍。因为，向前向上每一步的跨出，会给人一种感觉——那已经踩实的一步仍在低凹处。除非你就此停下来，以一种冲淡平和的目光检视身后。这一点，在你同样是很难做到的。虽然，在宇宙的永恒与无限面前，“走不出的凹地”才是唯一的绝对的命题。正如你在诗中说的那样：“穿过大片大片的沼泽／或者穿不过去／两种结局都一样”。“你还是要走／也不回头”在有限与无限的短暂的对峙中，你企望超越有限。岁月匆匆你头顶上方那轮耀眼的日头开始向西漂移。你于“总也走不出的凹地”这一事实渐渐无可奈何。“尽管你有时仍会作年轻的笑，或豪饮，或放歌，你的诗分明不那么年轻了。随着时间的流失，有限的日益有限，你深知这一点。又何必苛责自己呢？你只是始终学不会乐天知命、随遇而安而已。”
里下河，我的宿命，我总也走不出的凹地。
一首诗，一段征程
闻 山
诗，是诗人的头脑和心灵被大千世界万象所激动、灵感进发出的火光，是诗人生活的体验和创造的结晶。诗是不可重复的。每一首真正的诗，都是对生活新的发现，是人生、时代一步步前进的新的脚印。诗包涵着生活的苦难与欢乐、鲜血和泪水、爱与恨，不是梦呓。
生活告诉我，诗是美的、崇高的、真挚的。青少年时期我就体会了诗的重量。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最危险的时期，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屠杀、掠夺的这场浩劫。日本侵略军是没有人性的豺狼、恶兽。我在家乡广东高州中学读初中时，日寇飞机就炸毁了我们的教室，炸死了厨工，把200多个“壮丁”炸死炸伤，连半死不活的都被埋在一座祠堂里。我痛恨日本鬼子，10岁就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唱抗日歌曲，演剧，写标语，画漫画。我们憎恨汉奸，誓不当亡国奴。1943年夏天，我16岁，高中毕业，到桂林参加高考，天天跑警报，钻山洞。有一天，整100架日寇零式飞机飞到桂林，乌鸦似地遮满了天空，扔下许多炸弹、燃烧弹，烧毁了两条街，死了许多人。
已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的三哥让我去昆明。我从桂林乘坐烧木炭的破旧汽车，进入云贵高原。沿途看到连绵不断、重重叠叠的大山，非常雄伟。悬崖峭壁上写着巨大的标语“一滴汽油一滴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路途非常艰险，常见翻下深谷的汽车。走了13天，终于到达“四季如春”的目的地昆明西南联大。
联大应是世界第一流贫穷的大学，生活很艰苦。我到校外当家庭教师，给系里老师的讲义刻钢板，常常连早餐都没得吃，饿着肚子上课。穷，但精神奋发，斗志昂扬。联大师生勤苦治学，追求真理，为争取人民大众的民主而斗争，被称为“民主堡垒”。我参加了以闻一多教授为导师的“联大新诗社”和“阳光美术社”。我们以诗、画作为抗日及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武器。闻一多先生只要有空，就来参加我们新诗社的活动，同学们互相传阅自作的诗，提意见，或者朗诵。
我写了《山，滚动了！》，把我对日寇的仇恨和云贵高原群山雄伟的形象给我的启示，融合在山的意象中。那天新诗社在一座破旧小木楼里聚会，闻一多先生也来了，和十几个同学挤在一起，坐在稻草编的草墩子上。他笑着说：“我是到你们中间来取暖的。”我把这首小诗给他，请他批评。他看了一遍，便开始朗诵：
《山，滚动了！》：山，拉着山／山，排着山／山，追着山／山，滚动了！／霜雪为他们披上银铠／山群，奔驰向战场啊！／奔驰啊！／你强大的巨人行列／向鸭绿黄河 扬子 怒江／奔流的方向：／和你们在苦斗中的弟兄／长白 太行 大别 野
人山拉手啊！／当你们面前的太平洋掀起了胜利的狂涛／山啊！我愿化一道流星／为你们飞传捷报。
闻先生穿着灰布大褂，目光炯炯，他那像大提琴的声音领我们进入群山，和巨人的战阵向前推进。在我耳中，这似乎已不是我的诗句，而是闻先生发自胸中的心声。我非常激动，感到幸福的温暖。但是我完全忘记了当时闻先生和同学们都说了什么话。后来，有人告诉我这诗在《云南日报》发表了，我不知道究竟是谁把这诗送去报社的，我猜想是闻先生。之后又听说这诗被闻先生编入《现代诗抄》（见《闻一多全集》）并译成英文寄往国外。现载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卷》。2005年7月，《诗刊》在芦沟桥附近的抗日战争雕塑园举办“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诗歌朗诵会，我朗诵了这首60年前写的诗，听众仍然感受到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激情。
这首短诗，并不说明一个17岁的小青年有多少文学修养，但的确有一种与敌人坚决战斗到底的勇气和决心。这是每一个不愿做日本顺民的中国人所共有的。我只是融入大海的一滴水，祖国伟大的河山与我同在，因此，它记录了中华民族心灵的呼喊。当时抗战正处于极艰难的时刻，日寇攻陷长沙，逼近桂林，这诗却预言抗日战争必然胜利。它表现了时代精神，它就成为生动的历史而存在。诗里没一句抗日口号，作者也不是故意用什么象征手法。它是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的结晶，它能引起众人的共鸣。这就是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
几个月后，日寇打到独山、都匀，缅甸被占领，侵入滇西。我觉得不能坐下来上课了，必须上前线打日本鬼子。1944年冬天，我和西南联大200多同学，穿上军衣，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死亡航线”险区，到了印度（在驼峰航线因撞山或被日寇战机击落的运输机就有近五百架，中国士兵和美军事人员牺牲一千数百人）。在昆明时，杜聿明曾给我们做报告，说我们要驾驶坦克到缅甸前线杀敌。但到印度后，却让我们当汽车兵，从加尔各答运输由美国运来的弹药军用物资到缅甸前线，国民党军方领导连枪都不敢发给这些来自“民主堡垒”的士兵。
我们在印度酷热的夏天、40多度高温中长途运输，在原始森林地区扎营，与野象虎豹为邻，经历了夺人性命的热带病毒猖獗的日子。在加尔各答这个印度海港城市，我们和美国士兵在军营里热烈庆祝德国法西斯投降。最后，我们驾驶新的吉普车（带拖斗）从新建的中印公路回国。这是世界最艰险的公路，第一天进入路段被称作“鬼门关”。车队穿越茂密的原始森林、悬崖深谷，进入有毒的山泉、大蟒、虎、象的王国。记不清盘绕攀登过多少座渺无人烟的大山，跨过多少急流。在缅北密芝那战场，看到树林全都烧成了一根根焦炭，一列列火车被炮火穿透，像蜂窝似的。日本士兵被忠于天皇的“武士道”精神迷惑，成为残酷的杀人恶兽，使战争非常惨烈。在中、缅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