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天堂 作者: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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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天堂 作者:笛安-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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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雷(2)
        她大笑,“少东施效颦了,还是跳河吧!”
        损我永远是这小蹄子的乐趣,这点上她和江东一样缺德。
        “问你个问题行吗?”我正色。
        “问。”
        “你和江东这么多年,就真的一直没联络过?”
        “就知道你狗嘴吐不出象牙。”她笑着,“都多久以前的事儿了,联络不联络又有什么区别。”
        “那到底是联络了没有呢?”
        “没有。他不是已经结婚了?我也是听说。”
        “是。”我冷笑,“‘嫁’到加拿大了。”
        “别这么说。”
        “不然怎么说,明摆着的,大家都说他和那个女孩才认识几天就结婚,不是为了移民又是什么?”
        “也许人家是真的一见钟情呢。”
        “把他天真的,”我往我的冰咖啡里加了块方糖,“你信一见钟情这回事儿?”
        “不信,可我相信有例外。”
        “那也‘例外’不到他头上。”我恶狠狠地下了结论,“再说,他怎么偏偏就跟一个华裔加拿大籍的‘一见钟情’,太巧了吧?哄谁呢,又不是罗马假日。”
        “周雷——”她叹口气,“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同学,你怎么老是这么恨他。”
        “你还好意思问我?”我直直地盯着她。
        她不看我,眼光转到了窗外,一天一地的黄沙。她咬了咬嘴唇,说:“周雷。”
        “别当真,说着玩的。”
        该死。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总是关键时刻斯文扫地。要是让冯湘兰知道了今天这个场面又不知道该怎么取笑我了。为了弥补这个尴尬,我主动转移了话题,我们聊了很久,很尽兴。我时不时地幽她一默,逗她笑笑。不知不觉,沙尘暴就过去了,外面天色渐渐暗下来。
        “走吧,”她说,“要不然你妈又该说你就知道疯,不知道用功。”
        我苦笑,“又活回去了。”
        我们一起走在步行街上,我送她去公车站,一路上很多人。空气里带着些刚才的尘土气,我们走到了步行街的尽头。
        这儿有棵唐槐,在步行街和马路的交接处。一千多岁了,老成了精,树干粗得像个原始部落的图腾。马路上汽车悠长地划过路面,几个浓妆的三陪小姐说笑着从我们身边经过,她们的目的地一定是街对面的红玫瑰歌城。路灯打在唐槐四围的栏杆上,隐约看见一个久远的还是三位数的年份。那时候这个城市还年轻,还美丽,像三陪小姐一样用热辣辣的眼神打量着李世民起兵的西域宝马。宝马性感地仰天长啸,轻蔑着隋炀帝绮丽又脆弱的江山。我真希望我也能对这个城市“跩”上一句:“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可惜我的这故乡一点不争气,堕落得连性别都没了——我也就没了跟它调情的兴致。
        天杨说:“周雷,到这儿就可以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一时没听清她说什么。
        她冲我笑笑,脸上一如既往的干净,不施脂粉,在夜空里清澈着。
        “咱们就再见吧。”她说,“再打电话给你。”
        我抱紧了她,我吻她。我的双臂把她箍得紧紧的,她像熔化了一样放弃了挣扎。就是这么一回事,天杨,别装得什么都不知道,你没那么无辜。我爱你,从咱们小的时候,从小学五年级起我就爱你。从你上课偷看《局外人》的时候我就爱你。从你像个小水萝卜一样戳在教室的第一排,到你亭亭玉立地坐在学校的篮球馆,我一直都在爱你。比起那个时候,我更爱的,是现在的这个长大了的你。天杨,天杨,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放开她的时候,她的头发乱了。嘴唇像绽放一般的红。
        “对不起。”我说。
        她摇摇头,“再见。”
        她转过身,踩着地上的灯光。
        妈的,我今天丢人现眼到家了。



      天杨
        '天杨'
        我站在公共汽车站牌那里,发着抖。他还在对面,在唐槐下面,路灯旁边,我越不想看他,他的身影就越是跳到我跟前。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这么心慌得要命,来不及想。我知道他不会走,不看着我上车他是不会走的。可是我突然一点力气都没了,那路公车好像永远也来不了。一辆出租车在我身边停下,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拉开了车门。那个阴魂不散的还站在那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落荒而逃。
        “去哪儿?”司机问我。
        我告诉他家里的地址。
        “你不认识我了?”他问。
        我以为我碰上了一个劫色的。这时候他回过头来,“天杨,好久不见。”
        肖强。
        我今天招谁惹谁了。皇历上一定写着呢:今日不宜出行。
        “嗨,”我觉得我该表示一下惊喜,“真的好久不见。”
        “我还以为你留在上海了呢。”
        “没有。”我说。
        “你现在……”
        “是护士。就在儿童医院。”
        “噢。白衣天使。”
        我们都沉默了下来。没人说话,车里的广播声就格外地响。音乐节目,应该是“怀旧金曲”之类的,不然不会是罗大佑的破锣嗓子在嘶吼:
        “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
        我把头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他刚才说的话又在耳边回响起来:“天杨,我爱你。从小的时候起我就爱你,别装得什么都不知道,天杨你不能这样对我。”
        然后,我居然想起很多年前方可寒的话,“宋天杨,男人的话不能不信,但也别全信。明不明白?”她诡谲地笑笑,她身上永远有股浓郁劣质香水的香味。
        到了。我看了一眼计价器。
        “不收钱,天杨。”
        “那怎么行?”
        “行。”他坚持,“好不容易又见面,这次一定要算是我送你。下次,下次你就算是顾客,下次收钱,可以了吧?”
        “谢谢。”我今天没力气跟人争。
        车灯就像一种审视的目光跟随着我的背影。我走出去很远了,才听见汽车重新发动的声音。我再一次落荒而逃。今天我可真是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我准备回去再查查字典,还有别的什么用来形容人的狼狈相的成语吗?
      第三章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江东(1)
        '江东'
        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我小的时候不叫“江东”,叫“梁东”。北明中学的江校长是我的继父。这件事我很少跟人说。我的生父是个赌徒。我六岁的时候,跟着妈妈离开了他。
        我是在河边长大的。就是那条刚被治理过不久的河。现在这河被换过了血液。虽说是花钱买来的清澈和丰沛,但毕竟像那么回事儿了。当它还是条臭水沟的时候,我的家就在它岸边的工厂宿舍区——没错,就是说差不多是我妈妈上班的这间工厂把这河变成臭水沟的。夏天的夜晚,一股奇奇怪怪的气味蔓延在我们的楼道,我们的公共厨房,公共水房,公共厕所,甚至我们每家的房间。这气味被小孩们讲得千奇百怪,有人说那是在河滩上烧橡胶的缘故,有人说那是被丢弃的死婴,想象力丰富一点的就说这是什么犯罪组织在销赃——赃物堆到河滩上,拿化学药品一倒,什么痕迹都留不下,除了这难闻的气味。其实那不过是这条河的气味而已,倒是无形中锻炼了我们的想象力。
        我在那栋筒子楼里其实只住到八岁。可是直到现在,我一闭上眼睛依然听得见走廊上各家的门响,男人女人小孩老人不同的脚步声,还有水房里自来水自由的喧闹。水房从来就是个是非之地;早上走廊里总是排着一条人人睡眼惺忪的长队,端着脸盆毛巾牙刷等着进水房盥洗,口角诅咒常常不绝于耳;下午水房就成了女人们的俱乐部,只要聚在一起洗上一小时的菜或衣服,各家各户就没了隐私。水房里的那些女人让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常常是这样的局面:我妈妈抱着菜盆子走进水房,如果她们本来是聚在一起的,见到我妈妈就会散开,要是她们本来是分散着的,我妈妈来了她们就会聚到一起,总之,永远提醒着我妈妈她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不知道她们到底提醒了我妈妈没有,总之是提醒了我。提醒了我注意我妈妈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结论:唯一的不一样,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而她们不是。
        妈妈很安静。她很少跟人说话——倒是阁楼上住着的那些单身汉很喜欢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点个头,笑一下而已。她也不像别人一样下了班就喜欢在水房里泡着。她都是在家里洗菜洗衣服,宁愿不怕麻烦地一趟趟跑到水房换干净水,也要在家里洗。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双人床差不多把什么空间都占了。她坐在小凳子上搓衣服的时候得注意些,肥皂水才不会溅到床罩上。她一向爱干净。只是她洗衣服的时候屋里就没地方撑开那张小方桌,于是她就会对我歉然地一笑,“小东,先去外面玩吧。等妈妈洗完了衣服你再写作业。”我自然是愿意的。心里想她天天都洗衣服才好。不过我不喜欢她洗被单。那个时候我们俩就得到院子里去拧干那些床单被罩。我是个孩子,她是个女人,我们俩用尽吃奶的劲儿还是不行。我印象里别人家洗床单时都是爸爸和妈妈一起拧干的,可我不会为这点小事想念爸爸,因为他是个狗杂种。
        经常会有筒子楼里的男人看见我们,来帮我们拧。男人的手臂,轻轻松松,床单里的水就全体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我常想:要是被单也知道疼的话,落在我和妈妈手里就算是幸运了。来往的女人看到了,就跟那男人开个玩笑,“哟,学雷锋呢。”在我们的楼里,“学雷锋”是个典故,特指一个男人帮我妈妈做事儿。在我妈妈不在场的时候,水房里的女人们成天地互相取笑,说谁的老公是“学雷锋先进个人”。那声浪肆无忌惮地传到我们屋里来,妈妈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偶尔,她会抬起头,疲倦地冲我一笑,说:“小东,要好好读书,知道吗?”
        其实我知道她们并没有恶意。那些女人。她们对我都很好,总是摸我的头,给我个苹果什么的。我不怪她们拿我妈妈开涮,相反她们越这么说我越开心,因为我知道她们嫉妒。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杨说起我们的水房,说起每天早上水房门口的长队。她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车上一样?”我这才想起这是她从不了解的生活。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放学后她都会坐在学校的篮球馆里看我们训练——跟篮球队其他哥们儿的女朋友一起,她们被体育老师戏称为“家属团”。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们都说,你打球的样子好帅的,不过……”我正得意,“不过什么?”“不过你的运动裤太老土了。她们说阿迪达斯这两天全场打五折,让我帮你去选一条。你看呢?”从那一回开始,我身上属于筒子楼的痕迹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杨,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学——这个云集了我们这城市的小精神贵族的地方。
        我能进北明中学全是凭我自己考够了分数。但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跟我的继父——江校长毫无关系。如果我妈妈没嫁给他,也许我就和我筒子楼里的小伙伴一样:读完河岸上的小学,进妈妈她们工厂的子弟中学念初中,初中的时候开始打电脑游戏,打台球,也打群架。初中毕业,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为止,然后在躁动的年纪打情骂俏地走进父母的工厂上班,再然后,就是呵斥他们在筒子楼里横冲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极少数非常优秀或非常不争气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个时候,江校长还是江老师。江老师在我们的筒子楼里是个受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学里教物理,课讲得极好,经常辅导我们这些小孩子做数学作业。他们说他是个怪人,四十岁了还不成家。后来,他和我妈妈之间的“绯闻”虽说进一步恶化了妈妈在水房里的人缘,却丝毫没影响他在筒子楼里的声誉;再后来,当他讲课的名声越来越大时,被一所重点中学挖去了;再再后来,他和我妈妈结婚了。我们在筒子楼里的最后一夜,妈妈跟我都睡得很晚,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小东,从明天起,我们就再不用跟别人合用厨房厕所,再不用拉蜂窝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东你高不高兴?”



      江东(2)
        妈妈离开筒子楼没多久,那间工厂就停产了。但江老师的运气一直很好,用“扶摇直上”形容不算过分。终于,不到十年的时间,江老师变成了北明中学的江校长。后来江校长,也就是我爸帮妈妈找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我觉得这工作适合她。她和江校长没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间工厂正式宣布破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经常在这个城市里看到昔日水房里的某个女人在送牛奶,某个顶楼上的单身汉在街角支着修自行车的小摊,或者某个“学雷锋先进个人”在寒风凛冽的早上把晨报插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许这话由我说是不大好,但我确实从那时起感觉到“命运”这东西。特别是,我妈妈,她依然是美丽的,这些年她养成了定期做皮肤护理的习惯,总是和她新认识的朋友讨论哪家美容院的打折卡划算。我曾经跟天杨讲起过这个,她笑笑,她说我的话让她想起香港有个写小说的叫亦舒,她的小说里说:在寒风里的公车站站上四五个小时,再美的美女也是“尘满面,鬓如霜”——这就是十六七岁的天杨。她看过的书太多,这妨碍她体会赤裸裸、未经矫饰的人生。我不是在为我自己不爱阅读找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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