螅≡偃缒瞧⒈碓�1941年10月13日的文章《狗咬人的新闻》，作者索性把傀儡政权“满洲国”说成是一只咬人的狗。文章先表白一个前提：“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然而有时却也不能一概而论”。紧接着摆出一个事实：“例如轴心国承认僭（伪）组织不是新闻，‘满洲国’不承认波兰政府才是新闻，然而那新闻却是应该归入狗咬人中去的”。仅仅用了两个“然而”，寥寥数语，却毫不费力地勾画出了一副仰人鼻息，与狗崽无异的奴才相，多么生动而又自然！类似这样的“小言”，需要我们细心揣摩和品味：作者是通过多么敏锐的视角，从当天接触到的新闻中撷取题材，用最最精练的文字，最最形象的比喻，迅捷运笔成文，在传递信息的同时，给人以奇妙而惊喜的艺术震撼！
这正是朱生豪“小言”的独特之处，这也是朱生豪创作的“小言”能够冲破时间的界限，长期存留在世的生命力所在。
1999年3月8日
弄巧成拙
（1939年10月12日）
在恶势力笼罩下的“此时此地”，要说几句良心话确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报因秉持正义的立场，致为某方所嫉视，多方破坏之不足，在我们新复刊这几天，又发生了有计划的趸购和抢劫，人之无赖，一至于此，可怜亦复可笑。
于此我们可以向读者告慰的，卑鄙的阴谋和暴力决不能挫折我们向恶势力作战的勇气，反而促使我们与读者间的精神上发生更密切的联系，观于这两天来读者不惜以较大的代价争先购买本报，便可以证明某方的弄巧成拙，徒然为我们做了一次义务宣传而已。
昨天是本报复刊后第三天，某方仍有拦截布置，但因租界警务当局，保护周密，损失极微，我们为恐防读者向隅起见，继续添印至十时左右，务使暴徒奸计，无由得逞。这两天本报虽遭意外，销数始终在十万左右，读者的爱护，使我们感奋莫名，愈加相信正义的力量可以胜过一切。魑魅的伎俩，何足道哉！
正义自在人心
（1939年10月13日）
一个缺乏理性的人，在明知自己理屈词穷的时候，往往不惜借助于卑鄙阴劣的手段以遂其中伤他人的目的，这种手段也许是十分恶毒厉害，然而明眼人一望而可知其无一哂的价值。据今日《大美晚报》载称，在本报复刊之前，汪派曾致函工部局西董，诬称本报为发动恐怖事件的机关，要求令本报永远停刊，可谓极荒谬之能事，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技止此矣。
我们曾一再声明，本报以正义公道为立场，对于任何一方无所偏爱，凡反乎正义公道的行为，一律加以抨击。在目前的中日战事中，无可讳言地我们是寄同情于反侵略的一方。我们知道在此时的环境下，发言有许多不便，为顾到租界当局的困难起见，我们始终愿意竭诚合作。过去虽连遭两次停刊处分，但我们光明坦白的态度，仍为租界当局所谅解，汪派的恶意毁谤及胁迫，也不能蒙蔽工部局董事诸公的灼眼，可知本报之仍得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和读者见面，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至于说到指使恐怖行为，那么试问孤岛上层出不穷的拥护正义人士的被暗杀事件，是出于何人之手？以漫无佐证之言作含血喷人之举，自欺欤？欺谁欤？
我们敢正告对我们怀有恶意的汪派：本报是有全上海数百万有良心爱正义的中外人士为后盾的，即使他们的诡计得逞，本报真的永远停刊，我们相信必有无数如本报的报纸，会继续发刊；更退一步讲，即使言论自由在今日的孤岛上已绝对无存在的余地，我们仍坚信每个人心里的正义之感也是无法将其扑灭的。中国人民受了这两年多来的教训，是非之辨，忠奸之分，正看得明明白白，纵令用尽种种威迫利诱的手段，也不过显出来自己嘴脸的狰狞可怖而已。
日军的敬意
（1939年10月19日）
据说大日本的皇军在完成“歼灭”华军的计划以后，居然那么慷慨地仍旧把湘北各县“还给”华军；据说他们的退出中山，是因为表示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敬意。想不到日本的军人经过这一次炮火的教育，居然变得那么宽宏大量。牺牲了多少士卒，损失了多少金钱，能够换到这一点“精神上的收获”，那么也许这次战争在他们方面还不是白打。
可是事实胜于诡辩，华军在湘北大胜之后，赣北山西，复有连续奏凯的捷报，华南方面，琼岛华军又有克复临高之讯，不知他们对此又将作何解释，或者又是在对什么人表示敬意吧！
保证与行动
（1939年10月22日）
日军当局最近又向《纽约时报》上海代表作了一次保证，说是他们的军队以后决将尊重美国在华权利。这种话不是第一次说，也许我们可以不必加以注意，可是我们看到日本对美国另眼相看，屡次把“日美亲善”一类话挂在嘴边的那种谦恭的态度，可见她始终对美怀抱戒心，不敢轻易开罪。然而保证自保证，事实自事实，嘴上尽管说得怎样好听，而侵犯美国权益的事，仍是不断发生。六百余件未解决的日美悬案，可以证明日方的保证始终缺少诚意。时至今日，它的话正根本无信用可言，格鲁大使前日所发辞严义正的谈话，可以表明美国对日的舆情，已经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决非一两句搪塞的甘辞所能了事。就近而言，沪西界外马路日伪的猖獗，不但对于该地各国侨民（包括美国在内）的权益是一种威胁，并且直接影响到租界本身的安全，美政府已表示准备以武力防卫的坚决态度。可见日人所作的种种保证，没有人再会去重视它，以后也尽可不必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
无聊的恫吓
（1939年10月26日）
有所谓“中国国民党青年文化反共行动委员会”的团体者，昨向本报广告户发出无聊的恫吓，并指称本报为共党份子所操纵。某方屡次用种种卑劣手段希图破坏本报，可惜公道自在人心，正气非可威屈，其阴谋诡计，终未得逞，失望之余，乃以流氓的姿态威胁本报的广告户。这一付穷形极相，使我们不觉其可恨，只觉其可怜！
本报在孤岛上与读者维持接触，迄今将近一年。我们的立场如何，宗旨如何，有过去一年来的事实，可为复按，读者早已了然在胸，也用不着我们再事反复声明。至于他们所说本报被租界当局认为非法出版物，则前次本报遭暴徒拦劫的时候，曾蒙租界警务当局出力保护，即此一节，已可以证明其为欺人的鬼话。好在本报广告户都是深明大义的人，对于这种恫吓，一定会一笑置之。上海租界虽处于特殊环境之下，仍然有完整的法治，决不会容暴徒任意横行的。
越界筑路交涉
（1939年10月27日）
僵持多时的沪西越界筑路交涉，至今尚未获得具体的结果。据说工部局已准备向伪市府当局提出具体建议，其内容如何，则尚不见公布。我们不敢妄揣工部局是否果真有向日伪妥协的决意，但这问题的关系实在太大了；影响所及，决不仅仅是沪西越界筑路一区的问题，整个租界的秩序与安宁，势将受其后果。“歹土”之成为“歹土”，尽人皆知是受何人之赐。要是再容彼方势力逐步侵入，则无异直接威胁到租界的心脏，租界内数百万居民的安全与自由，均将失去保障。某方过去对于许多手无寸铁的文人，如朱惺公吴志骞等所施的毒手，已经使正义之士同声愤慨，今后工部局如再向他们让步，则此辈势必愈无忌惮，恐怖案件更将层出不穷。我们希望租界当局为维持自己的权益与威信，能始终坚持不妥协的立场，拒绝作任何卑屈的让步。我们更希望全体市民，为保障自己的合法生存，一致促请当局予以严重的注意。
可谓“圣之时者”矣！
（1939年10月28日）
国际政治舞台上第一位偷天换日的魔术好手希特勒，他的出尔反尔的行径，早已把全世界人搅得眼花缭乱。从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起，一直到现在的积极反英，这一幕惊人的把戏，更把国社党圣经《我的奋斗》（注1）上的金科玉律根本撕毁了。我们回忆国社党的勃兴，可以说是经英国一手提拔起来的；在他们的东进政策上，始终认定鲍尔希维克（注2）为最大最凶恶的敌人，而屡屡以反共急先锋自命，英国亦唯其对之深信不疑，故有近数年来因绥靖政策而肇成的几许错误。在局面已经完全改观的今天，敌人不再是敌人，友人不再是友人，《我的奋斗》势非完全改写不可了。记得早两星期曾有德国停止该书发行的消息，在修正版的《我的奋斗》里，此君究将如何自圆其说，倒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而今天说过的话明天不算，希特勒也真可谓“圣之时者”矣。
注1：《我的奋斗》是希特勒为标榜自己所写的书。
注2：“鲍尔希维克”即布尔什维克。
日本的迫切要求
（1939年10月30日）
日本方面宣传，中国政府不能继续抗战，希望美国政府出场调解中日战局；但在明眼人看来，那只表明日本政府，不能继续对华作战，所以希望有一第三国的政府，出来调解，从速结束“中日事件”。日本政府在过去多次声明中，从不允许第三国的政府，干预“中日事件”，如今在其故意造作的谣诼中，却提出第三国斡旋一点，这可算是日本求和姿态上的一个媚眼，也可表明目前日本求和心理的迫切。然而第三国的政府，不肯受其利用，从中斡旋，又怎样好呢？于是又来一个谣言，宣称苏联进兵新疆，并对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其言外之意，一似第三国政府，这时候若不去从速斡旋中日和平，苏联就要赤化全中国了。这样的宣传，又只表明了日本求和心理的迫切。日本的这种表示，乃是给予努力抗战的中国人民的大好消息，瞧着吧，再隔若干时候，日本真正对付不了，那么除了恳求第三国的斡旋外，也许不得不接受中国所再三声明的“除非日军全部撤退，中国决不言和”的先决条件了。
美日关系的基本认识
（1939年11月2日）
日本真是太苦闷了，对于中国政府所取的“和平攻势”，既然一无成效，而在对美的外交上，尤其显出他手忙脚乱的一副情急的可怜相。一会儿在报纸上大吹大擂地宣传野村格鲁的谈话即将举行，一会儿外务省又来了一个彻底的否认。倘不是日本报纸在白日见鬼，那么一定他们的外交当局有些神经错乱得语无伦次了。
当然他们的苦处我们是不难加以谅解的。宣告废止的日美商约，三个月后便要正式失效了。我们知道日本由外输入的军需原料，最大多数是取给于美国，这样一来，他们的侵华迷梦势将无法做下去，也难怪他们要寝食难安地企图使该约复活了。
然而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毅然的举措，其原因为日本侵犯了她的在华权益，破坏了她的“门户开放”及“维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基本政策。废约的动机既然在此，那么现在日本的态度和行动有没有改善得可以使美国重行考虑再订新约呢？倘若没有，那就根本谈不到美日关系的好转，所有日本的种种哀告恳求或甚至无聊的恫吓，亦终归于徒然而已。
日本与“中国新政权”
（1939年11月3日）
《朝日新闻》载日本对于汪精卫行将组织的“中国新政权”，其政策有十要点（见今日本报路透社电），我们不难从这十要点里看出这所谓“新政权”者，究竟是什么东西。固然表面上的好听话不会缺少，什么“尊重中国主权”啦，“避免干涉中国内政”啦，然而这种话的价值，不会高过于写着它们的纸。也许说话的人自己听了会因自己的宽宏慷慨而感动得流泪，可是要拿来欺骗别人，那世上似乎还没有这样易于受骗的人。第一我们看这所谓“新政权”是在日本“无限制的援助”及“期望”下产生的，那么它除了仰承鼻息之外，要说是能独立自主，岂非强其所难？一面希望“新政府”进行其独立政策，一面又说是在“需要”时“不吝予以任何之援助”；一面因避免发生干涉中国内政的“印象”而不遣派政治顾问，但“新政府”如“愿意”时，仍准备派遣财政顾问。我们不知道这里所说的“需要”，是谁的需要？所谓“愿意”，又是谁的愿意？
汪精卫之为华人所共弃，已是一件铁铸的事实。在日人卵翼下的任何傀儡政权，都绝对不能代表中国，也已经为举世所共喻。如果以为掮出一个汪精卫来便可以收拾这场无法收拾的“中国事件”，那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马相伯先生的精神
（1939年11月7日）
马相伯先生之死，全国无论识与不识，莫不一致震悼，国家少了一位元良，后生失了一位楷模，在此时此日，尤其使我们感到斯人的溘逝，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然而我们所要纪念他的，并不因为他是一位百龄人瑞。一个人倘使偷生苟活，无所贡献于社会国家，那么他的长寿无宁是一种浪费，根本不值得我们的重视。然而我们纵观马先生的一生中，如一手创设复旦震旦两大学，兴办各种慈善事业等，孜孜兀兀，无时不以造福社会为前提，作育人才为职志。抗战军兴，他老人家以垂暮余年，翊赞政府，松柏之志，老而弥坚。以视利令智昏，变节事仇之流，其贤不肖真不可同日而语。马先生现在死了，然而他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堂堂的人。他在未死之前，时时以国事为念，我们所可以告慰马先生在天之灵的，也惟有益自惕厉，努力当前的责任，以求最后胜利的早日实现而已。
日本西园寺将晤阿部
（1939年11月15日）
日本盲目发动侵华战事，中国固然蒙受无可计数的损失，但他自己也食到了恶果。既没有大澈大悟立放屠刀的勇气，倘再继续前进，非但力有所不能，而且泥足愈陷愈深，势必至于全部崩溃而后已。眼看着欧战这一个绝好的浑水摸鱼机会，苦于受到中国的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