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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们对于那摆脱束缚而为自己寻求一种信仰和目标的人，或者由于其疑惑而殉难者，已不再有任何激情与痛苦的感受！我们早已完全坚信（且因为这种信念而变得冷酷无情）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件是操之在神明的手中；同时也并非要依照人类的标准，一切才合理、慈悲、公正地进行，我们知道，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乃是个邪恶、不道德而且没有人道的世界——许久以来，我们根据自己的崇高希望和意志，换句话说，即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而故意歪曲且虚伪地来解释这个事实。
人类是一种崇拜的动物，然而却也是一种怀疑的动物——因此对于这个世界并不如我们所相信的那么有价值这件事也就必然存疑了。如此地多疑！如此地哲学！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说破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价值的事实；对我们来说，现在的人坚信虚构的价值甚于真实世界的价值，这是十分可笑的——正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乃又收回迈出的脚步，就如同从人类空想及无理性的错误中折回来一样，这是长久以来都不曾被认清的。
这种错误在现代的悲观主义中仍有最后的表现：在佛陀的教诲中，有一种较为古老而强烈的表白；基督教也包含在内，但是正确地说来，它比较不明显而暧昧些，不过却依旧引人注目。就〃人对世界〃的整个态度而言，人是否定世界的法则，同时也是评定一切事物价值的标准，是这个世界的法官。最后，他将生存本身放在天秤上衡量而发现它太轻了，因此我们逐渐领悟到这种态度的荒谬不当，并且感到恶厌。而当我们发现〃人与世界〃乃是平等并存，只不过由一个了不起的小字〃兴〃（and）将其分隔时，不禁要莞尔一笑了！
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嘲笑的同时是否已进一步鄙视了人类？因此，在悲观主义中也鄙视了我们所认知的生存？我们难道不曾因而怀疑到迄今凭着我们的崇敬而存在的世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或能忍受生命——以及我们自身这个世界之间是对立的？一种关心自身的冷酷、彻底而根本的怀疑，经常使我们欧洲人对其力量更感困扰，并且藉着这种只能作二择一的选择更使我们可以轻易地面对下一代，不是祛除你的崇敬，便是祛除你自己！后者将会成为虚无主义——但前者难道就是非虚无主义了吗？这就是我们对疑问的诠释。
三四七、信仰者与其对信仰的需要
为了要夸示，一个人得要有多大的信心，他必须具有很强的〃定见〃，这种见解是他不希望有所动摇的，因为这样他才能掌握自己——亦是对他权力的一种测度（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是其弱点的测度）。
在我看来，欧洲旧大陆的大多数人，目前似乎仍然需要基督教，因为信仰仍然存在。人就是这样，他可能反驳神学的教义千百次；而一旦他需要时，却又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它为〃真实的〃，这是根据圣经上有名的〃权力的证据〃所说的。
有些人仍然需要形而上学，但亦急切〃渴望确实性〃，而这种确实性目前已在多数人当中注入了科学和实证主义的形式，因而也渴望着务必要得到某种稳定的东西（然而由于这种渴望的过于迫切，而使得确实性的建立反而更缓慢、也更疏略）——即使连这点也渴望能获得一种掌握和支持；简而言之，虽不能说是弱点的本能创造了宗教、形而上学，以及各式各样的信仰，但是至少维持了它们。事实上，在这些实证哲学系统的四周，萦绕着一种悲观主义的阴郁气氛，亦即某种厌倦、宿命论、幻灭、以及对新幻灭的恐惧——或者是明示的憎恨、愤怒和无政府主义的激荡，以及任何脆弱之感情的症状或口实等。
即使是拥有我们当代最聪明之士的敏捷周全，也会在可咒的角落和巷弄中迷失，举例来说，如Vaterlanderei（这是我对主战论者的命名，法国人称之为〃盲目的爱国心〃，德国人则称之为（deutsch），或者如巴黎自然主义者小小的美学信条（仅仅使得自然的层面被揭发或更形显著，同时使人感到厌恶和惊愕——现在他们喜欢称这种层面为La
verite vraie），或者如圣彼德堡形式的虚无主义（也就是说，在不信仰中有信仰，即使为此而殉难者亦然）；凡此皆显示了对信仰、拥护、志气及支持物之类的需要。
对于缺乏意志的人而言，最渴望、最需求的莫过于信仰了。因为作为命令的情绪意志，乃是主权和权力之间一种有差别的特征。也就是说，一个人愈是不知道应当如何下命令，便愈迫切渴望着接受命令，而且是坚决的命令——来自神祇、王公、特权阶级、医师、告白者、教义、政党意识等。由此，或许我们可以推论世界的二大宗教，佛教和基督教之所以能兴起并且迅速扩张，实在是其来有自的；即由于特异的〃意志弊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两种宗教均因意志弊病所过分夸大的渴望而发扬光大——由于一种不可避免的、一句〃你应该……〃、一种含有失望的希望。这两种宗教在狂热分子意志薄弱的时候便成为他们的导师，因而也提供给无数人一种支持和运用意志之新的可能性，以及一种欣然的喜悦。
事实上，狂热是唯一可以激发弱者和优柔寡断者的〃意志力〃，以及整个知性体系的一种催眠剂；它先大量培养一种特殊的观点和特别的情感，而后才支配——基督教称此为信仰。当一个人达到他需要被命令的基本信念时，就自然成了〃信仰者〃。反之，一个人也可以想象得到自我决定的喜悦和力量，以及意志的自由，因此，这个精神便不需任何信仰，或任何对确实性的渴望，而习惯于藉着微薄的羁绊与可能性支撑自己，即使是在深渊的边缘也同样能振衣长啸，这种精神便是优越的自由精神。
三四八、学者的源起
欧洲的学者都来自不同的阶层与社会环境，就象一棵植物并不需要特定的土壤，故而在本质上他自然是属于民主思想的同类。然而这个起源却背叛了他本身。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目力训练到可以在知识性的书籍或科学的论述上认出学者知性的特质——他们皆有这种特质——则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几乎多半能瞥见这些学者及其家庭历史的背面，特别是其名称和职业的本质。
对于感受的表达，〃终于证明了我已将它完成〃，一般而言，祖先的血液与学者的本能在其可以目睹一切的隐蔽处证实了〃所完成的工作〃——证实的信念只不过是曾被劳工家庭景仰多年而称之为〃好工作〃的指标罢了。譬如：户籍员和各种办公室职员之子的主要工作便是整理各种资料，并将之放在抽屉中排列整齐。而一旦成为学者，他们便会有一种倾向，即将问题系统化之后，便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几乎可以算是解决了。有些哲学家则除了拥有一个能将事物系统化的头脑之外，便一无所有，而那种头脑还是其世袭职业所造成的一种本质。分类或归纳范畴图表的才能往往会背叛了某些事物，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其父母的子女，无非是毫无来由的。
一个倡导者的儿子，身为研究员也必然是一个倡导者，他一开始就会设法将这个观点带进他的案例中，然后再寻求站在正确的一方。人们可以由他们无邪的保证，认出新教牧师及教师的儿子——他们身为学者，当其案例被那份执着的热诚提出来的时候，他们便已认定这些案例将可获得证实与认可——他们完全惯于人们的对其信任——这要拜其父祖的〃行业〃之所赐！反之，一个与其商业环境及其种族历史一致的犹太人，对于人们对他的信任便绝无法习惯。就这件事情来观察犹太学者——他们全都十分强调逻辑，也就是说，藉着各种理由强使他人同意——他们知道即使种族和各阶层的偏见反对他们，即使人们不情愿相信他们，他们更须去加以征服。
事实上，没有比逻辑更为民主的了，因为逻辑丝毫不尊重个人，并且甚至能把鹰钩鼻说成直鼻。（在此顺便对逻辑思想加以说明一下，关于〃清洁剂〃的知性习惯，欧洲受犹太人的帮助颇大，尤其是德国人——他们很可叹地一直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即使在今天也是要常常〃洗头〃。无论犹太人的思想影响到哪里，哪里的人便会被教以更精密的分析、更敏锐的辩论，书写更清晰更精简——亦即，使一个民族能〃讲理〃一直是他们的习题。）
三四九、再谈学者的源起
仅仅寻求自卫的本能是一种苦恼的表征，或者也是对真实的一种限制。生命的基本天性，旨在权力的延展，每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便常常会怀疑自己的自卫本能且加以牺牲。当一些较为独特的哲学家，如期宾诺莎①在见过所谓自卫本能的生命特质之后，便一直处于苦恼的状态。我们的现代自然科学和期宾诺莎的理论大有关联（尤其是进化论当中，令人难以相信的〃为生存而挣扎〃的片面之见的教条），可能由于多数探究者的出身有很深的关系，就这一层面而言，他们和一般人无二，他们的祖先也是贫穷卑微，由直接的经验而深切了解到生活的艰难。
①斯宾诺沙（spinozal1632－1677），为犹太商之荷兰人，理性主义哲学家，由于他的生活背景与宗教背景而使他建立一套〃保全自己〃的哲学。
在整个英国的进化论当中，一种窒息的气氛时刻笼罩着过度拥挤的英国，贫贱之人因穷困而散发出来的气味处处可闻，但身为一个自然的研究者，他应当从那可卑的人性角落里挣脱出来：然而，即使看遍各种愚行，我们会发现，在自然中困扰苦恼的状态也并不普及，只是多余之物罢了。为生存而挣扎仅仅是一种例外，一种为了生活而暂时抑制着意志；这种挣扎无论大小，在各处都会造成优势，会增加扩张，会形成一种与权力意志一致的力量，而这正是生存的意志。
三五○、对人类之笃信致敬
与教会相抗比之于反对雕刻师的普通而肤浅的规则更具深奥而冥想的性质；也就是说，愈是多疑的坏人，由于一直不相信生命的价值，并且也怀疑自身的价值——人类的一般本能，故而使得其官能的快感和〃恻隐之心〃也均与他们形成对立。
整个罗马教会乃是奠基于潜存人类天性中的南欧属性的怀疑态度（在北欧常被误解），而这种怀疑的态度则又是南欧人从东方传承过来的，同时还从那种神秘而古老的亚洲学习到沉思的精神。另一方面，新教则为一主张简单、文雅、注重表面（这方面北欧人的表现就显得比南欧人肤浅）之一般略含叛逆性的宗教（指宗教改革运动后，新教之所以兴起所含的本质——译注），仅管如此，然而却是法国大革命的缘故，才首度将王权完整而庄严地交到〃好人〃（绵羊、骡子、鹅、以及各种肤浅的一切）的手中。
三五一、对僧侣的天性致敬
我想哲学家觉得自己与一般人（在今日社会的各阶层）对智慧的看法相差极远：慎重明辨、朴素宁静、虔诚恭敬以及乡下牧师的平易近人，凡此皆严肃而深思地疑视着生命——这也许是因为哲学家并没有尝试作和一般人或乡下牧师一样的智慧追求。哲学家大概也是最后才明白到人们应该了解与他们相距颇远且为思想家所热衷的某些事物，而这些思想家必须经常生活在最大困难与最大责任的乌云中（因此他们无法看到事物的整个底细，更不必说有什么公正无私或客观的作为了）。
一般人崇敬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而就其不同的形象去塑造一种〃圣者〃的理想，他们每每对这类型的人予以最高的崇拜和赞颂——这些人拥有温柔、严肃、单纯、谦虚等僧侣似的性格——一般智慧所能给与的崇拜和赞颂其他的人，还有谁能像这些人一样地普受大众的崇敬？这些人与其阶级相配，地位崇高；由于他们善良而被挑选出来，奉献并牺牲——他们自身也相信自己为上帝而牺牲——在这些人面前，人们可以不觉有罪地倾吐他的心事，可以消除他的秘密、顾虑及一些更糟的事情（〃和自己沟通的人〃能祛除自己的心事，作〃告白〃的人则可以忘掉心事）。在此有一不可缺少的，即是，对于污水和净水均需要有精神上的污垢，并且需要迅速的爱的交感，以及一颗强烈、谦逊和纯洁的心；他们乃牺牲了自己而使自己能适合这种非公共健康部门的服务，因为身为神职人员便是一种牺牲，并且永远是一种人类的牺牲。
一般人将这些因信仰而牺牲、沉默、庄严的人视为〃智者〃，亦就是成为圣贤之人，对其原来之〃不信任〃者亦改变成为〃可信的〃，谁会想要去剥夺人们那种表现与崇敬？不过为了对另一面亦公平起见，在哲学家眼中，神职人员依旧是被视为〃人〃而非〃圣人〃，因为最重要的，他们本身并不信仰〃圣人〃，而他们也已在这种信仰与迷信中找到了〃人〃。希腊人在创造〃哲学家〃这个字眼时是十分谦逊的，而让那些最为傲慢的演员套上〃智者〃的名词——这种极端傲慢且又自我夸耀的谦逊可说和毕达格拉斯与柏拉图如出一辙。
三五二、为何难以摆脱道德
一个赤身露骨的人通常难以入目——我说的是我们欧洲的男人（当然绝不是指欧洲女性）。如果一桌原来高高兴兴共餐的人，突然发现到他们被某种妖怪作法而脱去衣袍，我相信不仅原来的欢乐气氛会立即荡然无存，而且纵然有再好的胃口也会倒尽——似乎我们欧洲人总能摆脱这种〃衣着〃的伪装。
然而，〃道德之士〃的伪装，在道德法则及礼仪规范的表面，以及我们在责任、德行、公众情绪、荣誉和毫无私利之掩蔽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