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造福田，自得福缘。”
“吃苦了苦，苦尽甘来；享福了福，福尽悲来。”
“世间物质原只是一种潮流，太平年代金银玉石是宝，而战乱时期米粮布衣是宝。世间所谓‘有价’的东西，完全是在于人心里的潮流及虚荣心的作祟。”
“道心即是理性。欲念如果扩张下去，就会埋没理性；而理性如果能发扬起来，就可以制止欲心。”
“去贪就简，可使心灵得到无比的宁静与解脱。”
我想，不应该把这些充满人生智慧的箴言警句看作是布道劝善。无节制地放纵物欲并未给现代人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孤独、空虚、烦恼、冷漠等“现代人综合症”。无论是从保护地球环境的需要，还是改善人的精神生活，返朴归真，去贪就简，古老的佛学思想都是医治人们心理疾患的一剂良药。
俗眼看佛门：我拜见了证严法师（3）
佛门“红包”
曾几何时，“红包”一词走红中华大地，以至于印制红包小纸袋的作坊生意兴隆。馈赠“红包”源于人们为庆典佳节“随喜添喜同喜皆大欢喜”的风俗。出席亲朋婚礼或寿诞宴会以表祝贺，过年时老板给员工的奖赏酬劳，长辈给孩子的压岁钱，都是用来表达人们的喜悦之情的，小小红包起到了增进友情温暖亲情的作用。可是，近年来“红包”却变了色走了味儿，沦为贪污受贿的代名词。下级向上级送红包，病人家属被迫向医生送红包，打官司得向法官送红包，想让孩子进重点学校得向校长送红包等等，人们对“红包之风”又恨又怕，为了生存又不得不随波逐流，反过来又哄抬了“红包”的含金量。平民百姓已经谈红包色变，不堪红包重负了。
在我到花莲采访之前，从未想到佛门也送红包。从未听过佛门红包的故事……
每年春节前，慈济功德会都要举办一次联欢团圆斋宴。在这个联欢会上，同时举行对新任委员、荣誉董事等的受证典礼。证严法师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仍然坚持亲自主持这个长达几小时的典礼。新春典礼的时间为什么这么长呢？因为每年前来出席团圆斋宴的会友都数以千计，大礼堂里挤满了人，一一排队上台，证严法师为每个人胸前佩带一个心莲饰物，并赠送给每个人两个红包。单是这个仪式就得站立两三个钟头，何况证严法师见到每一位上台的人都要给予祝福和亲切勉励。以他病弱的身体长时间站立实在吃力，但他仍然坚持“让大家都能靠近我，接受我的感谢与祝福”！
证严法师为每一个人佩带心莲胸饰时，都要语重心长地说：“赠心莲是希望大家学习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啊！”
他赠予大家的红包里面又装的是什么呢？
两个红包，一个叫做“福慧包”，一个叫做“吉祥如意包”。
福慧包里装了六个硬币，每个硬币面值5元台币，共值30元（折合人民币约10元）。如果以每年向一千人赠送红包计，共需3万元台币。这笔钱并不是慈济基金会的经费，而是证严法师出版著作所得的版税收入。福慧包里为什么装入六枚硬币呢？证严法师向每一个人叮嘱：“六个硬币代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波罗密”。
“波罗密”是梵文音译，意译为“度”、“到彼岸”、“度彼岸”，是一个佛教名词。佛经《大智度论》卷十二说：“以生死为此岸，涅槃为彼岸”。涅槃也是梵文的音译，是佛教全部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一般指息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大乘佛教把涅槃当作成佛之标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项修持内容作为到达涅槃彼岸的方法和途径。
六度波罗密中，布施排行第一。布施指的是施与他人财物、体力、智慧等，通过为他人造福成智而积累功德的一种修行办法。大乘佛教所列布施对象，不仅对人类大慈大悲救苦济贫，还遍及所有的动物，尊重一切生命。从这一点看，证严法师率领弟子们和随众致力开展慈善事业，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政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赈灾济贫，是完全符合佛教教义的。
“福慧包”蕴含的其他五项修行办法，都是佛门弟子日常的功课。因本文不是研究佛教的专论，此处就不一一介绍了。
另一个红包“吉祥如意包”，里面装的是莲子、花生、红豆、薏仁、杏仁。
“吉祥如意包”内为什么装入这五种果仁儿呢？证严法师解释道：“五种果仁代表五谷，也叫五福、五宝。杏仁代表幸福；花生是落地生根，种下善因，结实累累；红豆表示一心一志；薏仁是仁心仁德；莲子嘛，代表着慈济人心连心……”
多么富于诗意和象征意味的语言啊！这些礼物来自大自然，充满了山川田野的灵性，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令人为之赞叹，为之神往。
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恰逢1999春节将临。向读者朋友转达证严法师岁末送红包的祝福与期望，心中又多了一层惊喜和领悟。祈盼人们的生活中少一些腐败变质散发铜臭的“红包”，多一些五谷丰登、五福生根、五宝长长久久，多一些仁心仁德，一心一志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多一些海峡两岸同胞心连心、人际关系心连心吧！
福慧包、吉祥如意包，多么纯净圣洁寓意深刻暖人肺腑的佛门红包啊！
俗眼看佛门：我拜见了证严法师（4）
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
我不知道世界上其他的宗教领袖有没有足够的威望，发动信徒们在“遗体捐赠志愿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证严法师为发展医学事业完成了这桩大善大德之事，创造了一项奇迹。尤其是在中国人中间迅速推广这一活动，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是难以置信。中国人一向注重“身后大事”，不仅汉族人选择墓地和棺木，各民族皆如此。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为了保存先辈遗体，甚至在高山悬崖上悬棺而葬。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爆炸，政府苦于人口过多和可耕地太少，无法承受“死人与活人争土地”之重负，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推行火葬（中国宪法规定土地归国有）。即使如此，老百姓仍然想方设法把亲人的骨灰埋葬，竖立一块哪怕是小小的墓碑，也要完成“入土为安”的古老信念。多年来，官方一直致力于简化丧葬风俗的宣传，提倡“厚养薄葬”。各种传媒不断地表彰子女在老人活着的时候赡养尽孝，抨击“薄养厚葬”之陋俗。但是，上述种种努力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厚葬之风。
形成这些习俗的根源在于中华民族有一种固有的观念：视自己的躯体为神圣。古代人们信奉“发肤乃父母所赐不可擅动”，现代人惧怕开刀手术，哪怕做一个小手术也担心会“伤元气”。古代帝王贵族在去世之前就安排好如何使自己死后遗体不腐烂的措施，平民百姓也都以“死后保住全尸”为最后的愿望。基于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若要在中国大陆动员人们献血或捐赠骨髓，至今仍然很困难，更甭提让人们自愿留下遗嘱死后捐赠遗体或器官了。那么，证严法师究竟用什么方法引导慈济人发此大愿呢？原先我以为，一位佛教法师只能从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的角度诱使信徒为了修来世幸福而表示愿意捐出遗体。听了证严法师的演讲，我才知道他虽为宗教领袖，却从不装神弄鬼以妄言巫术蒙骗迷信的教徒。他阐释的道理当然出自佛教信仰，但字字句句却都是立足于现世立足于社会立足于为民众造福。
证严法师站在医学院课堂讲台上，通常那是教授们给学生们传授科学知识的地方，听着听着，我便忘记了他的宗教人士身份，觉得他成了一位穿灰袍的教授。或许因为我这双俗眼无法超越物质的具象，无法练就“开天目”奇功透视超自然的灵异虚境，我只看到一位穿灰袍的教授式的演讲家循循善诱地剖析着人生的道理。他背后没有“祥光闪耀”，头上没有光环，和普通人一样说着寻常百姓的家常话。但是，他的眼睛和面庞以及整个身姿不知有什么磁力能够吸住所有的人的目光。在花莲和台北的几次会面，我一直未能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用一句非常生活化的语言解释了生命的本质：“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
他站在讲台上语调平和地说：“我常常对大家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这就是说呀，这短暂而难得的人身，我们难以永远拥有它，但我们可以作主使用它，用好它。世上最消福的是我们这个身体，一辈子享受到多少好东西呀！哎呀，人生呀，真是一段缘啊！走的时候舍不得，其实最后还是要舍！人生既然只有使用权，就要赶快发挥它的功能，不用白不用。最后把我们的躯体贡献出来，让教授教学生，学生毕业后成为医生会去救助更多的病人，这是多么大的功德呀！台湾好几所医学院都缺乏人体，同样是医学应用嘛，我们也应该援助他们。佛教一向讲惜福，惜福种福。珍惜我们享受到的每一分幸福，每一粒米，珍惜一切资源。人生到最后还能让躯体有用，去发展未来的医学，最好不要让它浪费掉，这也是废物利用嘛！希望大家多多以正确的心态来看待躯体，我对大家很感恩……”
听了这些深入浅出，生动亲切的话语，我简直怀疑这不是在谈遗体捐赠，只是劝人捐出一件穿破了的旧衣服。“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这句通俗易懂的话语，形象而睿智地揭示了人生的真谛。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帝王还是贫民，对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永远的所有权。百万富翁，其财产也只有使用权——他的生命这一段的使用权，他一旦死去，使用权即告到期；纵然他能够以其遗产传给子孙，子孙也只能各自拥有其生命那一段的使用权，何况使用不好即归他姓，富贵人家的后代中败家子还少吗？
因此，人对身外之物要看开，佛教理论谓之“看得破”。这方面的道理人们早就懂得了，然而，真正“看得破”的人却不多。在聆听证严法师演讲之前，我对“身外之物”的理解一向只局限于“身外”——功名利禄，物质享受，从来没有想到过本“身”。经法师这一点破，我这才领悟到人一旦死去，原本归自己“使用”的“身”——躯体，也就和其他东西一样成了身外之物了。可以说，悟出了这一层，是我花莲之行的最大获益。虽然我一时还不能像出家人那样看破红尘，胸中却也切实地有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回顾名利场那些得失荣辱是非恩怨，心里觉得轻松多了，也超脱多了。
姜昆：拥有“法喜”的李娜（1）
姜昆
久违了，李娜！在望到她的那一瞬间，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从前。那时她年轻，我对时间的感受也不如而今深刻；而今，当我独处时，总是忍不住要问上一句：岁月遗留给我们的都是些什么呢？
第一次见到李娜是在央视“难忘一九八八”晚会上，她像鸟儿飞过窗口一样从我眼前掠过；以后的相见都是在舞台上下，在摄影棚内外的匆匆擦肩而过之中。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吗？不，谈不到深刻，只记得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总是不愿睁得太开，好像噙住了很多光线，以至于不愿再释放出来似的；对同行也是淡淡相处，正如歌曲里所唱的“水中的一抹流红”，她独自而在，独自存在于自己音乐的宁静之中。
但是，一曲《青藏高原》令我对她刮目相看。不是吗？在她并不高大的躯体内谁会想到竟然蕴藏那么一种生命的原始的激情呢？听，在盘旋而上好似直入雪峰纯静之广袤的蓬勃旋律中，巨大的艺术渲染力骤然迸出，哪一个听者的心灵能抗拒这一震撼呢？多少次，我沉溺在她用声音制造的漩涡之中，在变化莫测的旋律中起伏，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确切地说，我对《青藏高原》这首歌的喜爱，还有更深层的内涵，它不仅唤起了我对儿时在穷困的生活环境中去追求艺术之精神的那股执著的热情的回忆，也使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诚——因为，实在说，我到过青藏高原，我也在高原凛冽的雪风中站立过，也在向高原之魂朝拜的崎岖道路上行走过，也被从石头缝里钻出的摇曳着花铃的小草感动过。是的，一株小草向大自然所展示的顽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更能象征真实的生命，而今还是我艺术创造所取之不尽的源泉。正因如此，我才能体会到李娜是用怎样的一种心灵去体验去演绎她的“青藏高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首歌中蕴藏着某种接近于真实的精神内涵；我之所以说它“接近于真实”，是因为纯粹的真实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走在一条通往真实的道路中。
以后，我听说了她在香港的演唱时，以无伴奏的方式讴歌《青藏高原》。全场观众，鸦雀无声，静心地聆听，是的，谁的心灵能不为那跟“青藏高原”一样巍峨纯净的绝唱所感动呢？唱完了，李娜从自己的旋律中解放出来了，但观众还陶醉在她所制造的声音的波纹里，半分钟的沉默等来了长久的掌声与欢呼不断——我想象得出那该是怎样壮观的场面。
后来，听说她出家了。我——惋惜不已，而不解与疑惑，更伴随了我不少日子。
终于，在洛杉矶，仿佛命运之神刻意安排的一样，我碰上了她。
真的，她是出家了！
一身黄衣僧侣服，洁净的剃度代替了当演员时头上的发饰；然而，面色红润，目光有神，某种纯之又纯以至于无尘的精神充溢在她的每一个举动中。几乎每个歌手必然会呈现在脸上的那种劳累的苍白和缺乏睡眠的倦意在她这里销声匿迹，连曾经在她眸子中闪烁过的懒散和迷茫也不见了；而今，出家的李娜全身荡漾着一股“在家”的和谐与安祥，交谈起来呢，却滔滔不绝，一变她过去与任何人交接时那淡淡的似乎接近于冷的表情。
话题很快转到我的网站上，她对此所表示的关心令人感动，我甚至觉得这可能就是最高层次的关心了，因为她根本就漠不关心，仿佛世界上并没有网络这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