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区区之江左以续宗祀。而群雄自相搏噬，骤兴聚灭，百年之久。至于苻坚，并兼略尽，乃空国大举而图江南，遂及淝水百万之败。反未及国，而慕容亡燕之裔并起而乘之，垂收陕东而冲乱关右。苻丕坐困邺城，求我粮援。既而垂以幽冀之民馑死殆尽，其党溃叛，退保中山。坚、冲相持，其势俱惫。于斯时也，可谓千载一至之机也。晋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馀，因淝水克敌之势，选师择将而命二军：一军北收邺城以举燕代，一军西趋咸阳而定关陇。据旧都之固，复七庙之坠，镇抚士民，以殄馀党，则武帝之业一朝可复，而大耻刷矣。晋人抚机而不知发，乃方出师漕粟以慰其既来，而尺土不获，而师以丧败。此谢安以气怯而失机也。
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灵宝于旧楚，定刘毅于荆豫，灭南燕于二齐，克谯纵于庸蜀，殄卢循于交广，西执姚泓而灭后秦，盖举无遗策而天下惮服矣。北方之寇，独关东之拓跋，陇北之赫连耳。方其入关，魏人虽强，不敢南指西顾以议其后。而秦民大悦，以谓百年愤辱去于一朝，相与涕泣而留之，以其为汉室之裔，乃以长安十陵、咸阳宫室以动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悦附之民，治兵搜骑而留拊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举荆豫之师，发青齐之甲以拔赵魏，从事于中原，则天下之势，不劳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暖，举千里之秦，属之乳褓之儿，引兵遽还，无复顾虑，大违秦民之望。盖一举足而赫连蹑踵以收关中，如探物于怀间。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机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为当捐，而赵魏为足惮也。然其亟去而不顾者，盖以其艰难百战，凡所以造宋之基业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卢循乘虚而下，几失建业。今之速返者，畏人之议其后而为卢循之举也。此所以轻捐关中而不顾也。又其起于渔樵匹夫之微，崎岖转战以经略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师者，徒欲成败晋之资，而其志虑之所在，亦曰代晋而已，未暇为王业万世虑也。使司马氏卒不复见中州之定，而群敌遂为不讨之仇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机也。嗟夫！集大事者，恶夫志卑而失机，宋武兼之矣。
杨素论
战必胜、攻必取者，将之良能也。良将之所挟，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无勇，则遇勇而挫；徒勇而无智，则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然后以战必胜，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当之！
昔者杨素之于隋，可谓一代之名将矣。而贺若弼评之，谓其特猛将耳，非所谓谋将也。甚哉！弼之过于自负而轻于议人也。隋自平陈之后，素已为统帅矣。其克敌斩将，攻策为多。既俘陈主，而江湖海岱群盗蜂起，大者数万，小者数千，而素专阃外之权，转战万里，穷越岭海，无向不灭。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称兵，而社稷危矣。素之授钺专征，其所摧陷者不可胜计，遂靖边氛，而清内难。然素之兵未尝小衄，隋功臣无与比肩者，其为烈亦至矣。而弼犹不以谋将处之，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许之以谋，盖所谓徒勇而无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则凡所以决机取胜者，其谁之谋也？自隋文平一天下，所谓名将者，独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与素耳。擒、弼自平陈之后，不获立尺寸之效，独史万岁从素征讨，以骁勇称。而弼乃以大将自处，而目是三人者皆不能尽其材，亦见其不知量，而务以其私言动世主也。
素之驭戎，严整而喜诛。每战必求士之过失者斩之以令，常至百辈。而先以数百人赴敌陷阵，不能而还却者悉斩之。复进以数百人，期必陷阵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无坚敌。此弼之所以得目之为猛也。嗟乎！素非有忍于士也，以为士之必死者乃所以决生，必生者乃所以决死故也。唐之善于兵者，无若李靖，其为书曰：“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是以古之名将，十卒而杀其三者，威振于敌国；杀其一者，令行于三军。”靖岂以卒为不足爱哉？以为杀一而百奋，则奋者可期于胜也；纵一而百惰，则惰者可期于败也。奋而克敌，与夫惰而为敌所克，则是杀者乃所以生之，爱者乃所以害之也。善为将者，能审乎此，则无恶乎其苟忍也。虽然，在素之术，有足以致胜，未足以为胜之工也。法曰：“兵无选锋曰北。”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其启行者，选锋之谓也。越王勾践之伐吴，其为士者数万，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谓君子者，其选锋也。素之所使以陷阵者，其选锋之谓欤。然至有不克而还不免于诛者，疑其非选之特精，而养之素厚之士也。又尝观唐太守之将，未尝先以其身亲搏战也，必以骁骑、劲旅而经营于其傍，或瞰临于其高，常若无意于战。其兵既交，其斗皆力而未决也，卒然率之而奋，士皆殊死，突贯其敌之阵而出其背，凡所婴者无不摧败。犹之二人之相搏也，材钧而力偶，方相持而未决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则夫受助者蔑不胜矣。此法所谓以正合，以奇胜者也。使素之所用以为锋者，皆精其选，而又量敌之坚脆以遣之，其必足以陷敌，无至乎不克而还又加之诛，而常出于唐太宗之奇。则如弼者，亦何得而妄议矣？
唐论
据天下之势，必有所以制天下之权。盖权待势而立，势待权而固。有是之势，而其权不足以固之，则其势日就倾弱，而天下莫能安强。是以主之于权也，不可一日使之去己而分于人。凡物之去己者犹可收，分者犹可全也。至于权也，一去而不可复收，一分而不可复全。而所据之势随之，可不慎哉？
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祸乱，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谓固天下之势，以遗诸子孙者，盖未立也。于是乎藉兵于府，置将于卫，据关而临制之。处兵于府，则将无内专之权；处将于卫，则兵无外擅之患。然犹以为未也，乃大诛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浑，平高昌，灭焉耆，皆俘其王，亲驾辽左而残其国。凡此者，非以黩武也，皆所以立权而固天下之势者也。武后以女主专制，挟唐以令天下图移神器。天下之人莫不屏息重足，从其制命。彼得天下之权而逆持之，然犹若此，况以顺守者哉？
明皇以英果之气，起平内难，遂袭大统，可谓谊主矣。然狃于承平晏安之久，府卫之制一切废坏，尽推其权以假边将。禄山虎视幽蓟，横制千里，而军中之吏凡三千人。故范阳之变一起，天下大震，徒驱市人以婴其锋。使微肃宗召号忠义，驾驭豪武，奋不顾身，与之从事，则两都不复矣。虽能再造王室，然其所赖以收天下者，皆为方镇矣。天下之权已分于下而不全矣。至于代宗仅夷残盗，乃瓜裂河朔以输寇党，遂相为背腹，世袭不禁。陵夷至于大历、贞元之间，两河方镇日以强肆。而当时之君，畏缩摧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媚妩不暇，以苟旦暮之无事。而陵犯益至，虽内设禁军，统以阉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变。故泾师之乱，而神策六军，召之无一至者，从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及章武之兴，天下之为方镇者五十，县官赋入止于东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于不赦，排斥众议而大治之。于是擒刘辟于剑南，执李于浙西，缚卢从史于昭义，服王承宗于镇冀，诛李师道淄青五世之袭，平吴元济淮西三世之叛，可谓盛烈矣。然其至于后世，益以不振。在内之权而阉尹执之，在外之权而方镇执之，浸微、浸削而遂至于亡焉。
盖唐以权夺势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宝之载焉。以其丧所以制天下之权者，实兆乎此故也。故其后世之君若章武者，仅能自立，不为之深屈而已。况其非章武者乎？嗟夫！后之为天下者，苟无意于所执之权而为人执之，则视唐可知也矣。
郭崇韬论
人谓汉高祖以布衣之微，召号豪杰，起定祸乱，乃瓜裂天下以王。勋将韩、彭、英布，皆连城数十，南面称孤，举天下之籍而据其半。及夫释甲就封，创血未干，皆相视诛灭。盖由高祖封赏过制，陷之骄逆，其于功臣不能无负。光武率义从之士，平夷盗逆，收还神器。天下既定，遂鉴高祖之失，第功行封，爵为通侯，大者不过数县，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勋故将，皆能自全。李靖，谈兵之雄者也，亦以谓光武得将将之道，贤于高祖远甚。嗟乎！是皆不深求高祖、光祖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虽圣智不能迁而避之。高皇以宽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业。岂所谓阴忮暴忍，而喜忌人之功者耶？秦为无道，天下高材疾足争起而竞搏之，皆有代秦之心也。彭越、黥布皆以人杰操兵特起，未以其身轻属于人者也。韩信挟百战百胜之略，择主而附，亦有大志，故身定全齐而自王之。方汉王大败于彭城，随何不能缓颊于淮南，则黥布不至。及困于固陵，诸侯弃约不会，微张良之画，则彭越、韩信不从。方是时，汉王不捐数千里之地，数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则楚不亡。汉之待此三人者，譬若养虎，饱则不动，饥则噬人。由是观之，封赏过制，岂得已哉？欲就大业于须臾之顷故也。虽然，大业就矣，而三人者之逼，天下之所共寒心也。以天下之皆寒心，则彼持是而安归，且高祖亦得安枕而卧乎？故疑似之衅一发，而大祸集矣。此其势必至于夷灭而后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祸，收率怀汉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阳故人，其尤伟杰者，寇、邓数人而已。然较其材略，徒足以供光武指顾之役，非有骄桀难制，若韩、彭之与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数千之户，莫不志欲盈足，唯恐持保之不获。为光武者，独何隙以诛除之哉？而曰光武独得保全勋旧之术，高祖于功臣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与夫势理有所必至者也。
后唐庄宗，承武皇之遗业，假大义、挟世仇，以与梁人百战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谓难且劳矣。然有二臣焉：其为韩、彭者，李嗣源；为寇、邓者，郭崇韬也。嗣源居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得国兵之权，执之而不释也。庄宗无以夺之，而稍忌其逼。崇韬常有大功于国，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庄宗苟能挟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则嗣源虽怀不自安，而有顾惮，非敢辄发也。庄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韬以忠见疏谗疾日急。使其营自救之计，乃求将其征蜀之兵。庄宗归国中之师，属之而西。崇韬虽已举蜀，捷奏才上，而以谗死矣。庄宗知得蜀足以资其盛强，而不知崇韬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邺下之变，嗣源以一旅之众，西趋洛阳，如蹈无人之境，其迁大器易若反掌。且内有权臣窥伺间隙，乃空国之师勤于远役，固已大失计矣。而又去我之所与与彼之所畏者，则大祸之集，可胜救哉？虽得百蜀，无救其失国也。使崇韬之不死，举全蜀之众，因东归之士，拥继岌，檄方镇，以讨君父之仇，虽嗣源之强，亦何以御之？盖嗣源有韩、彭之逼而不践其祸者，庄宗无高祖之略故也。崇韬有寇、邓之烈，而不全其宗者，庄宗无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祸，起于操权，而速祸之权，莫重于制兵。崇韬谋逭祸自全，而方求执其兵，此于抱薪救火者何异也？
五代论
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兴，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获暮失，合其世祀，不数十年。自古有国，成败得丧，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窃观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奸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祸，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后唐武皇假平仇之忠义，发迹阴山，转战千里，奄践汾晋。及其子庄宗，以兵威霸业，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谓壮矣。然天下略定，强臣骄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顾，而天下遂归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犹庄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业，而有强臣骄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乎？晋人挟震主之威，乘衅而起，君父契丹，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虐，而北人骄功恃强，殚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负反之。及其所以蒙祸辱者，不可胜言。观其所以自托而起者如此，则晋安得而后亡哉？汉祖承兵戈扰践之馀、生灵无所制命起，视天下复无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号而应之。而天下之人无所归往，亦皆俯首听役于汉。然一旦委裘，而强臣世室已不为幼子下矣。故不胜其忿，起而图之，侥幸于一决。而周人抗命，卒无以御之，而至于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谓一时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当天之眷命。而真人德业日隆，已为天下之所归戴，则其重负安得而不释哉？由是观之，自梁以迄于周，其兴亡得丧，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又尝究之，若唐之庄宗与夫末帝，皆以雄武壮决转斗无前，摧夷强敌，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变于邺下，晋祖之甲倡于并门。彼二王者，乃低摧悸迫，儿女悲涕，垂颐拱手，以需死期，无复平日万分之一者，何也？有强臣骄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无以自救之也。
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臣非故强也，恃勋赏之积而卒至于强；兵非故骄也，恃战役之勤而卒至于骄。故古者拔乱定倾之主，不忧天下大计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强，战士之或骄。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于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国家安强；举而遗之冲人弱息，而变故不作。彼以乱继乱者则不然：方其图天下之即集也，日责功于将，而责战于士。责功之亟，则凡所以酬将者未尝恤，其或至于强；责战之切，则凡所以抚士者未尝病，其或至于骄。是以天下略定，强臣倚骄兵而睥睨，骄兵挟强臣而冀望。一旦相与起而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