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失火是由纵火引起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现场发现了带着导火索
的汽油瓶、点火用的布头和棉纱等物品。为了便于引火，椅子的皮面也被撕
裂，这些东西都放在共产党议员休息室的附近。可是，从如此庞大的建筑物
顷刻之间被大火包围的情况来推测，放火的决不是一个人，至少得有三十个
人同时行动。但涉及这一问题时，卢贝便闭口不谈——这是警察方面所披露
的有关失火事件的概要。
根据普鲁士内务部发布的消息，这是共产党在幕后一手策划的，其理由
如下：失火那天下午，共产党议员曾在国会会议室里召开会议。议员们六点
左右才离开；此外，有人曾看见共产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艾伦斯特·托尔格
拉亚那天傍晚带着卢贝同行。其次，火灾发生前，2月24日，柏林警察局搜
查了共产党总部李卜克内西的住所，没收了室内所有印刷品和其它物品，从
中发现有共产党的暴动计划。他们打算将国会大厦、凯撒故居建筑物、博物
馆和其它主要公共设施全部烧毁。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放火的青年卢贝是
荷兰共产党员。
内务部的声明还补充说：“即使个别事实与本声明有所出入，但是，放
火事件背后有共产党进行策划，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此我们掌握确凿的
证据。”
所谓“确凿的证据”就是“共产党的暴动计划”。内务部的声明声称，
这是通过2月23日新成立的“政治警察”的活动才弄清楚的。“政治警察”
诞生的第二天，就开始对德国共产党总部李卜克内西的住宅进行搜查，并没
收了有关共产党阴谋的许多文件。内务部的声明还说，令人吃惊的是，这座
建筑物已成为暴动的大本营，里面修筑了令人发指的设施，包括暗仓、地道、
秘密印刷厂等等。
不过，在当时的德国，除了内务部的声明之外，根本无法了解事情的真
相。关于这类事件，报纸也被禁止刊载政府声明以外的任何消息。当时普鲁
士的内务部长——（确切地说是内务管理委员）是由德意志联邦国务大臣赫
尔曼·戈林兼任，他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纳粹的大头目。
既然警察已经知道共产党要在国会放火的阴谋计划，那为什么不防患于
未然呢？人们自然要产生这样的疑问。德国民主党的报纸《柏林日报》在触
及这一问题后立即被查封、禁售。不久，这家报纸被纳粹 （希特勒国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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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工人党的简称）以暴力强行霸占。
只要对这件事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许多疑点，其中最令人费解的就是放
火青年卢贝的行动。他把衣服脱下来扔进火里，穿着短裤从国会大厦里跑出
来，本当避开众人偷偷地逃走才是，可他却几乎一丝不挂地跑到大马路上，
这已是极不寻常的举动了。而且，他单单把荷兰共产党的党证珍重地保留在
身上，目的只有证明他是共产党员。那么，到底是谁让他这样做的呢？
被捕的国会纵火嫌疑犯中，有三位保加利亚人，即季米特洛夫、塔涅夫
和波波夫，他们都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员。3月9日在柏林霍夫餐厅被纳粹警
察逮捕。9月21日，在菜比锡的德国最高法院进行了审判，此时距失火当天
已过了将近七个月。
上午九点，审判开始，首先被带进来的是卢贝。他穿蓝色囚服，双手被
铁链捆绑，过长的铁链缠在身上。左右跟着两名警察。顿时，法庭骚动起来。
拍电影的照明灯清楚地照出这个穿囚服青年的身影。
接着，艾伦斯特·托尔格拉斯被带了进来。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西装
笔挺，从容不迫地走上被告席。他41岁，但看上去似乎更年轻一些。他身后
是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走在前面的是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他身体健
壮，具有巴尔干人的风度。波波夫是个不胖不瘦的漂亮青年，像个学生；塔
涅夫个子不高，红脸膛，有一头卷发，看上去年纪也很轻。
审讯是从卢贝开始的，尽管审判长再三提醒他“声音大一些”，他仍以
极低的声音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以致坐在他旁边的翻译都无法听
清。在那天的审讯过程中，卢贝基本上承认了起诉书上的事实。但引人注目
的是，关于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说：“1930年我已脱党，所以现在不是
共产党员。”问到脱党的理由时，他只回答：“出于个人原因。”
23日，季米特洛夫进行了申述。他从15岁起参加工人运动，三十年中
一直以保加利亚共产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他当过工会总书记，市议会、州
议会以及国会的职员，主要负责党的宣传工作。
1923年9月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起义失败后逃往南斯拉夫，从那时
起，他一直在国外过着政治流亡生活。1932年夏天来到柏林，与保加利亚国
内的同志配合，争取对1932年事件给予恃赦而暂住下来，这次遭到逮捕。季
米特洛夫申辩说，国会失火那天夜里，他正在慕尼黑开往柏林的列车上，所
以与该事件毫无关系。
25日，托尔格拉斯进行了申述。与季米特洛夫一样，他坚决否认自己与
国会纵火事件有任何关系。
莱比锡审判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在德国国内，言论自由受到镇压，
在国外，这一审判遭到各国的抨击。国会纵火案是纳粹镇压共产党的一个阴
谋。为此，莱比锡审判一周后，在伦敦成立了“德国国会纵火事件调查委员
会”。
另一方面，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与纳粹的暴行、诽谤以及不公正的裁决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唤起世界公论。
1933年4月26日，《曼彻斯特卫报》指出，国会纵火案是纳粹政府的
宣传部长戈培尔一手策划的。这个报道给人们以很大的震动。5月5日，公
布了德国国权党领袖奥巴弗伦自杀的消息，但人们都说是暗杀。不久，他的
遗书在国外发表，内容与《曼彻斯特卫报》的消息一致。其内容可概括为：
内务部有关共产党总部计划暴动的报告纯属捏造。纳粹曾要求国权党与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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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禁止共产党的活动，但国权党拒绝了这一要求。纳粹党便孤注一掷，向冲
锋队和党卫军下达了在国会纵火的命令。在冲锋队长海因斯的指挥下，潜入
国会议长戈林公馆通往国会的隧道进行纵火。据说卢贝当时携带的荷兰护
照、共产党的传单和几张自己的照片都被留在国会里。
要想了解为什么会发生国会纵火这样的悲惨事件，首先必须研究一下当
时德国的政治形势。
1933年1月31日，上台执政的希特勒立即解散国会，并公布于3月5
日进行大选。国会纵火事件刚好发生在选举前的一个星期。
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工人就对法西斯的活动进行过抵抗，热切希望建
立民主统一战线。共产党的热诚呼吁终于打动了社会民主党。2月28日上午
十点，两党代表决定在国会内举行会谈。社会民主党方面参加会谈的是党中
央机关报主编舒坦姆巴，共产党方面参加会谈的是托尔格拉斯。社会民主党
由于有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党内又围绕统一问题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所以，
一贯反对结成统一战线的该党已经到了再也不能犹豫的地步。
如果2月28日的会谈进展顺利，德国的政治形势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呢？
纳粹党在上一届选举中获多数票，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但低于社会民
主党、共产党两党票数的总和。假如统一战线获得成功，那么，至少在国会
斗争中可以挫败纳粹党。这就是在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两党会谈之前，27日
晚上国会必须失火的原因。
在莱比锡审判中，为了诬陷共产党有罪，检察当局动员了五百个人出庭
作证。正像季米特洛夫所痛斥的那样，“从大臣到服刑的小偷”都网罗进来
了。尽管如此，他们玩弄的把戏却井未如愿。12月23日，法庭宣判卢贝死
刑；季米特洛夫等四人无罪释放。
但是，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德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不久，社
会民主党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纳粹的这一阴谋阻碍了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
遏制了民主势力，破坏了自由与和平。从这一点上来说，希特勒的目的基本
上达到了。
（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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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梅被杀之谜
欧洲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有个国家叫瑞典，风景如画，国富民泰，
是发达国家中社会秩序最安定的国家之一。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金，就是由
这里颁发的。
然而，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1986年2月28日深夜，这是一个和往日一样宁静的夜晚。11点多钟，
格兰德电影院的新影片《莫扎特兄弟》首映场散场了。瑞典首相帕尔梅和夫
人，和观众们一道走出电影院。同时观看电影的瑞典白领工会领导人罗森格
夫妇，和首相夫妇道别后乘车走了。首相的儿子马尔腾和他的女友也同父母
互道晚安后走了。帕尔梅首相夫妇跟往常一样没带保镖，也没乘车，老夫妇
俩像一对恋人，手挽手漫步朝家里走去。这是多年的老习惯了，他俩常在节
假日里或去逛逛商场，或在街头散步，从来不要保镖跟随。首相常在电视里
露面，市民们都认得他，迎面碰上时，都会给他一个注目礼。
帕尔梅夫妇经过几个街区，踏上了斯韦亚瓦根大街。这条大街是瑞典首
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区的几条大道之一。突然，从黑暗处闪出一个人影，那
人在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砰！砰！连开了两枪。帕尔梅夫妇随即倒地，
凶手立刻消失在夜色中。当时是深夜11点30分。
正好刚刚有一辆出租汽车路过这里，司机听到枪声，立刻停了车。司机
名叫代尔斯博恩，他发现首相倒在人行道上的雪地里，周围是一滩鲜血。他
立刻通过车上的报话器，向警方报了案，并向医院要了救护车。另一辆过路
车上的两名 17岁的女孩子听到枪声，也跳下车来。她俩看到遇害者呼吸微
弱，就给他按摩心脏。三四分钟后，警车和救护车相继赶到。
帕尔梅夫妇被送进了附近的萨巴茨贝里医院。帕尔梅的胸部和下腹部两
处中弹；首相夫人莉斯贝特是被子弹擦过背部而受了轻伤。30分钟后，帕尔
梅因一颗9毫米的子弹穿透了胸膛，心脏边上的一根主动脉被打断，失血过
多，抢救无效而停止了呼吸。终年59岁。
噩耗传出，人们几乎不敢相信，在瑞典这样平静、安宁的社会里，竟会
发生谋杀政府领导人的恶性事件。
帕尔梅首相遇刺殉难，使瑞典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首相的门
前，群众排着长队，表达深切的哀悼。在帕尔梅遇刺的现场，人们川流不息
地献上一束束鲜花，有的献上一盏长明灯，有的则合家围在那里，久久不肯
离去……
瑞典人民以自己民族特有的方式和传统，自发地举行各种各样的悼念活
动。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人群在帕尔梅生前和经常讲演和活动的地方举行火
炬晚会，悼念这位杰出的政治家。悼念活动持续了半个多月，到3月15日葬
礼时达到了高潮。政府官员、各党派领袖和各阶层人士，以及帕尔梅亲属和
生前好友1000多人参加了葬礼。瑞典官方还及时作出决定：成立帕尔梅纪念
基金会，并把地铁街改为奥洛夫·帕尔梅大街。
葬礼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蓝厅举行。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打破
惯例，第一次参加了本国首相的葬礼，并发表了沉痛的讲话。他说，瑞典失
去了“一个大家都听从的声音、一个热情地公开反对暴力和压迫的声音”。
全世界13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帕尔梅的隆重葬礼。其中
有法国总统密特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西德总理科尔、印度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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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甘地等23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葬礼之后，在灵柩移往阿道夫·弗雷德克教堂时，灵车通过的道路两旁
聚集着数万市民。教堂距帕尔梅遇刺的地方只有一箭之地。市民们忘记了严
寒，自动地站在冰雪覆盖的街道两旁，手持一朵洁白的小花，挥泪默默地为
帕尔梅送葬。夜间，成千上万的市民穿着黑丧服，顶着寒风，络绎不绝地来
到墓地，向帕尔梅致以最后的敬意。他们都是自发地前来的，凭吊的队伍一
直到天亮不绝。
那么，是什么人要把瑞典人民爱戴的首相杀害呢？案情扑朔迷离。现在，
我们这个故事就先从帕尔梅生命的最后一天谈起吧——
1986年2月28日，星期五。瑞典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星期五就是一
周最后一个工作日。
早晨，帕尔梅前去瑞典皇家网球馆，同他20多年的老友、瑞典投资银行
行长哈里·沙因打了一场网球。
8点55分，他像往常那样，准时进入办公室。他坐下来，看了看办公桌
上的日程记事簿，发现到下星期一以前，他没有什么重大外事活动，于是他
便让警卫人员和助手们回家度周未去了。
警卫人员和助手们走后，帕尔梅审阅了一些特批的文件，签署了一项瑞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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