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阿弗纳回答道。
这是事实。但即使阿弗纳错了，他也觉得到了这一步也只能这样了。如果汉斯的尸体被发现了，德国警方就会来调查。他们不想冒这个险。如果是“集团”杀了汉斯，让他们来处理他的尸体好了。反正他们再也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伤害了。
第二次，斯蒂夫说： “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我们很聪明。但也许我们只是幸运罢了。
“也许我们的好运已经结束了。”
阿弗纳不知说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没说。斯蒂夫那天晚上的话也许是对整个任务最好的总结。
快到四点的时候，“爸爸”的人开着一辆公共工程卡车来了。阿弗纳和斯蒂夫带着他们来到鸭池边，等着他们把汉斯的尸体用帆布袋装起来，放进卡车后面。那两个人都是德国人，也许是法兰克福的救护人员，或者承办丧事的人。整个过程只用了七八分钟。然后他们沿着公园里狭窄、曲折的小道把车倒了出来。
阿弗纳看着卡车的前灯在冬天漆黑一片的树林间若隐若现。几分钟之后，他什么也看不见了。汉斯走了，跟卡尔和罗伯特一样，走了，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阿弗纳和斯蒂夫一直在想该怎么办。更确切地说，一直在让自己忙于日常事务而推迟做出决定。他们关闭了汉斯的安全屋，把自己的安全屋换了一个地方。他们用汉斯早些时候给阿弗纳的委托书，卖掉了他的古董家具店。他们飞到巴黎，把欠“集团”的钱给了凯瑟——路易斯出城了——然后开车去了汉斯的妻子居住的那座法国小镇。
她是个以色列人，跟罗伯特的妻子截然不同。“汉斯和你在一起吗？”他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这样问道。
“呃——没有。”
“我明白了。”停留片刻之后，她回答道。她显然明白了，不用再对她说什么了。
他们来到她家，她接过装着汉斯遗物的箱子，把他们请到客厅里。她给他们倒好茶，寒暄了几分钟，她让他们不要在意，把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她。他们能告诉她的情况非常少。她想知道汉斯埋在哪里。
阿弗纳看着斯蒂夫。“对不起，”他后来说。“我无法告诉你，我……没有人知道。”
“我明白了。”她回答道，仍然非常沉着冷静。“请原谅，我要离开几分钟。”
她走进另一个房间，在里面待了大约十五分钟。回来的时候，她的眼泪已经干了，不过眼睛有点红。“请原谅。”汉斯的妻子说。“我知道我应该振作起来。你们再来一杯茶吗？”
阿弗纳把那个装着钱的信封给她，可她拒绝了。他们又坐了几分钟就离开了。他们不仅感到悲惨——他们希望有这种感觉——而且还有一点惭愧和心虚。他们觉得好像一切都是他们的错。更恶劣的是，好像他们在不顾一切地玩着一个东西，结果把它弄成了碎片。这个东西对别的人来说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也许正是看见汉斯的遗孀，他们最终作出了决定。他们并没有真正谈论过，没有用很多的语言，但是每个人都本能地认为，对方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们把阿姆斯特丹、苏黎世和巴黎的账户一个接一个地销掉，结束了本次任务。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无法继续了。
最后他们飞到了日内瓦，从保险箱里拿走了伊弗里姆留的信息——“立即停止”——它是罗伯特死后汉斯留在那里的。这时又有了一条新的信息：“尽快确认收悉。”
阿弗纳把答复编成密码，放了回去：“信息收到。汉斯牺牲。”他想不起来还要加什么。
阿弗纳和斯蒂夫离开银行，走过玛希那桥。1972年9月他们在日内瓦开完第一次会后就曾在这里说过话。“你有一件事情是对的。”阿弗纳对斯蒂夫说。“我们两个人还活着。”
任务结束了。
第四部 摆脱孤立
第十八章 美国
1月份，汉斯牺牲。阿弗纳和斯蒂夫处理完日内瓦的事务回到米迪酒店时，是1975年3月21日，那年春天的第一个下午。他们还有几件事要处理：关闭安全屋，打发次要一点的线人。阿弗纳和斯蒂夫两个人在日内瓦银行里的个人账户都没有动。他们两个人都发现，尽管给了伙伴们的遗孀一笔钱，但他们差不多还剩下十万块。在这份满足里掺和着一些痛苦。他们无奈地耸了耸肩，也许还有如针刺一样的愧疚。尽管如此，他们会没事的，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虽然阿弗纳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习惯了大把大把地花钱，但是，十万块，在自己的账户上，对他来说，似乎仍然是个天文数字。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很富裕。他可以从容地到欧奇大街的商店里，去给肖莎娜买下那套上好的斯堪的纳维亚炊具了。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给她买两套。
决定放弃这次任务之后，他们既感到沮丧，也感到宽慰。虽然“黑色九月”组织似乎不再活跃了，由卡洛斯领导的“人民阵线布迪亚突击队”，在巴黎大胆地（虽然没有得逞过）用火箭袭击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胆子同样大，但更为成功。他们在德国绑架了几个实业家之后，挟持他们来敲诈温顺的政府。阿弗纳和斯蒂夫读着报纸，心想，不知道卡尔、罗伯特和汉斯为之付出生命的这次任务是否对国际恐怖活动产生了一点点影响。伊弗里姆的这个多头妖怪不会放慢步伐的。现在，一些恐怖分子有可能把联合国和日内瓦的会议桌作为把犹太人推下大海的集结地。
这也没有关系。对阿弗纳和斯蒂夫来说，必须以牙还牙，以色列不允许别人杀戮她的儿女而不受惩罚。1975年春天，他们在日内瓦，心情前所未有的郁闷。即使在这个时候，阿弗纳和斯蒂夫都毫不含糊地为这次任务辩护。
他们把扫尾工作分了一下工，然后尴尬地、有点羞愧地互相拥抱之后，分道扬镳了。
4月10日，阿弗纳到达纽约，前途未卜。事实上，他觉得太累了，不想去考虑以后的事。从法律上来讲，自从1972年以来，他就不是“穆萨德”的雇员了，而现在任务取消了，他觉得当前对谁都没有什么义务了。虽然阿弗纳有时候觉得必须回特拉维夫汇报，但他对谁都不愿谈这次任务。他想做的事情就是跟肖莎娜在一起待一两个星期。
他在纽约待了差不多一个月，就像度假一样。阿弗纳像一个逃学的孩子似的，心里充满了心虚和快乐。他也许没有理由这样，但他确实有这种感觉。他每天要跟肖莎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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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这是他过去养成的习惯，阿弗纳从来没见过第二个人这样。
“你感觉怎么样？”
“嗯。”
“你周末要用‘雪铁龙’吗？我可以用一下吗？”
“不用。你用吧，用吧。”他父亲咳嗽起来，然后清了清嗓子，把身子坐直。“几点了？”
阿弗纳看了看手表。“差不多三点了。”他说。
“威尔玛在这里吗？”父亲说。
“我不知道。我刚到这里，没看见她。”
威尔玛是父亲后来的妻子，是他跟母亲离婚后在国外娶的。阿弗纳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定是他生意的一部分，“进出口”业务的一部分。他们从来没谈过这个。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是，父亲娶了她之后她就给他干活了，但反过来也一样容易理解：她给他干活了所以他才娶了她。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把他抓了起来，投进了监狱。
他最后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大概是一年半以前吧，也就是“六日战争”之后不久，父亲带着她回到了以色列。阿弗纳相当喜欢和钦佩她。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却不是犹太人。
“你妈妈怎么样？”父亲说。
“她很好。”
阿弗纳把那个棕色信封拿出来，递给父亲。不管他说什么，阿弗纳都主意已定。
父亲戴上眼镜，读着那封信。信只有四行，他一定至少读了两遍。因为他足足有一分钟没有说话，甚至连沉重的呼吸声都停止了。花园里惟一的声音是那几只围在橙汁周围的苍蝇的嗡嗡声。
父亲把信折起来，还给他。
“你连信都不要回。”他对阿弗纳说。
听见父亲用这样的语调说话，阿弗纳感到非常吃惊。“为什么？”他说。“我不能置之不理。”
“别傻了。”父亲说。“你逼我给他们打电话吗？我宁死也不让你去。”
阿弗纳几乎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他料到父亲会说这句话。那就这样吧。
“如果你给他们打电话，”他对父亲说。“我今后永远也不跟你说话了。让我来处理吧。”
“你要说不。”
“我当然会说不。”阿弗纳说。“我只想给你看看。就这样。”
“这不是开玩笑。”他父亲说。“你也许认为这是一个玩笑，但它不是，看着我。”
阿弗纳看着他父亲。“好了，爸爸。”他把手臂放在老人的肩膀上。“别担心，他们也许会对你这样。但我告诉你，他们绝不会对我这样。”
阿弗纳永远记得那次谈话，每个细节都记得。当时的酷热、躺椅、父亲脸上的表情以及向橙汁俯冲而来的苍蝇。他也记得后来开着“雪铁龙”去接肖莎娜，然后接吻、手牵手去看电影的情景，但他什么也没跟她说。他还记得第二天星期一早上十点整，他去弗雷希曼和笛宗高夫街拐角处的咖啡馆的情景。
莫舍·约哈南个头不高，大约五十岁，身穿一件白色的T恤。他正在看报。他一看见阿弗纳就高高兴兴地示意他坐。他们使劲握了握手，阿弗纳要了两勺柠檬香草冰淇淋。
莫舍·约哈南直奔主题。“听着，”他说。“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我甚至都不知道你是否合适——我们得查一查。如果你合适，你的国家就需要你。”
第二章 安德雷斯
如果阿弗纳的姑妈的朋友能在以色列航空公司随便给他找个活干的话，他绝不会按响二楼五号公寓的门铃。五号公寓在波罗晓夫大街上的一栋无任何特征的大楼里。他会对莫舍·约哈南说：“算了吧，我回家了。无论是干什么，听起来跟部队太相像了。”
开门的那个女孩即使没穿制服，看起来也像部队的。她干净利落、本分踏实、不苟言笑的作风太像了。她递给阿弗纳一沓纸，让他在一张木桌上填好。房间里除了一两把木椅之外，没有其他的家具。
她在一扇无任何标记的门后消失了，阿弗纳目不转睛地盯着问卷上打印出来的长长的问题。第三十六个问题是：“你在苏联有活着的亲戚吗？”现在站起来离开当然还不晚。并不是这一长串问题，尽管有些问题太私密了，跟他喜欢自由的本能不一致，让他感到不愉快——有些问题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而是因为麻烦。特别是将来可能存在的麻烦。什么表格，什么勤务簿，什么命令和作息时间表，还有什么指挥部，在未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取消一切假期。还有什么六点之前回来报到。难道过去四年里还没受够吗？
阿弗纳不喜欢军队绝不是因为一些平常的原因。比如说，他并不介意背着五十磅的装备在夜里行军，横跨几乎整个以色列。如果跟他一起角逐突击队员徽章的候选人有一半晕倒了必须叫医院派车来拖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阿弗纳没有晕倒过，即使他的个头不是最大的，身体也不是最壮的。他能一直站着，而且潜水是第一，虽然他到了部队才开始学游泳。他最终成了突击队员。一百人中选拔十五个，他是其中之一。在以色列军队中，他戴着第二枚最杰出人物徽章，仅次于战斗机飞行员。
他也不讨厌“六日战争”期间在真正的战场上背着磁性水雷悄无声息地潜入水下。他当然害怕。只有傻瓜才不害怕，而傻瓜是不能担任突击队员的。
阿弗纳不喜欢的是凑合着洗澡，这样你永远也洗不干净。不管怎么凑合他都不喜欢。还有吃的东西——每个星期六承蒙犹太传教士惠允的食物，冰冷的，他不喜欢吃。他不喜欢官僚作风。天底下的一切规章制度都与安全或作战效能无关。假期没有任何理由就取消了——取消的理由，至少阿弗纳看不出来。任务的分派并不是基于这个部队最擅长什么，而是基于利益、奖赏或惩罚。
他讨厌搭过路车回家，他想在十二个小时里跑一个来回。浪费宝贵的时间站在高速公路边等别人捎上你，也许这就是士兵的命运，甚至是英雄的命运，世界上哪都一样。阿弗纳不想争论，只想不要成为其中一员，至少不要永远是其中一员。他可以随时为国捐躯，但搭便车，决不。
阿弗纳填表时之所以犹豫不决还有一个原因。尽管他在花园里对父亲说过——“他们也许会对你这样。但我告诉你，他们绝不会对我这样。”——只不过是口头上的东西而已，虚张声势的成分较多，心里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阿弗纳不知道“他们”会对他做什么。实际上他也不知道他们对他父亲做过什么。
他父亲一辈子沉默寡言，他和他后来的妻子回到以色列以后，从来未对阿弗纳做过任何解释。就像他跟阿弗纳开玩笑时说的那样，虽然又娶了一个妻子，但他并没犯重婚罪，因为过去娶他母亲的那个人跟在国外娶威尔玛的那个人并非同一个人。其中一位的存在是不合法的。是的，他是因为给以色列当间谍坐过牢。至少，指控是这样。事实真相？呃，你以为呢？
阿弗纳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仍然是友好的。他父亲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回到雷霍沃特的那栋旧房子里来，跟母亲在厨房里说好几个小时的话。阿弗纳有一次对他母亲说：“你这些天看见他的时候比你们过去住在一起的时候都多。”她只是耸耸肩。
“你以为你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吗？”她回答道。“我告诉你，不是。”
阿弗纳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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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次爱，和她长时间散步，带她去餐馆，看电影。和葛拉一起玩，教查理去门边把报纸拿来。
阿弗纳在纽约待了大约三个星期之后，肖莎娜问了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