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得到，惟一有问题的人是汉斯。他觉得卡尔一个人就可以照料这里的一切了，但阿弗纳坚持不让他一个人留下来。他觉得这样的话，这次任务就相当于流产了。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阿弗纳的说法最终让汉斯心悦诚服，所以他不必要对他下命令了。为安全起见，斯蒂夫和罗伯特决定取道南非回以色列，阿弗纳取道纽约。
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和伙伴们寻找其余两个恐怖头子的事也许就要中断了，尽管他们一直在紧追慢赶。自从6月份暗杀布迪亚以来，他们一直没有阿里·哈桑·萨拉米的消息，而所有的消息都是关于瓦地·哈达德的，说他一直躲在也门南部的亚丁。可情报并不可靠。
6月以后，阿弗纳——在他看来，卡尔也是这样——开始重新思考他们这次的任务，不仅仅是这次任务本身，而是这次任务背后的整个理念。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但阿弗纳总是禁不住去想它。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其他一些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除了斯蒂夫之外，也许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问题的麻烦之处在于，考虑这样的问题只会动摇他们的意志。阿弗纳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危险的，非常危险。凡是有疑虑的人是绝不会去执行这项任务的。
然而，要想没有疑虑越来越难。它已不是一个同情的问题——至少，不是“同情”这个词通常的意义。阿弗纳不同情恐怖头子，他相信卡尔和其他人也是一样。拿他自己来说，尽管他不喜欢杀人，但是，要是让他把这些恐怖分子一个一个地再杀一遍，他愿意。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有一种更为强烈的徒劳无益的感觉。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暗杀这些敢死队的头头们本来纯粹是为了报仇。一颗炸弹为约瑟夫·古特弗洛德报仇，另一颗炸弹为莫什·温伯格报仇，一打子弹为汉纳·玛隆失去的一条腿报仇。正如戈尔达·梅尔在议会里说的那样，虽然政府不能向以色列人民保证将恐怖活动全部消灭，但他们保证，要剁掉伤害过他们的人的一只手。他们要让那些杀害犹太男人、犹太女人和犹太孩子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一千多年来首次提出的。阿弗纳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他为自己能成为一把剁掉敌人的手的利剑而自豪。
但是，除了报仇之外，他们这次的任务对世界上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会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并不是完全阻止——那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可以使其放缓。砍掉伊弗里姆说的那些恶人的脑袋，就像他们现在正在做的那样，应该会对恶人们产生一些影响。
如果伊弗里姆正确的话。
但伊弗里姆正确吗？这确实是个问题——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恶人头上又长出了新的脑袋，好像砍掉这些脑袋会刺激新脑袋的生长似的。自他们执行这项任务以来，恐怖头子在马德里杀害了巴鲁克·科亨，还发出了一系列书信炸弹，有些击中了目标。书信炸弹充斥于曼谷的以色列大使馆。3月，他们在塞浦路斯杀害了一名以色列商人。4月，他们在罗马杀害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名意大利雇员。贝鲁特突袭的当天，恐怖分子在几分钟之内杀害了以色列驻塞浦路斯大使及其家人。他们还企图炸毁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幸好被一名空中警官及时阻止。布迪亚死亡三天后，他们在华盛顿特区枪杀了——据“巴勒斯坦之声”电台声称，这是为布迪亚报仇——以色列军事专员约瑟夫·阿龙。大约三个星期以后，“人民阵线”和“日本红色军团”的一些人联合劫持了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阿姆斯特丹的波音747飞机。途中，他们的女头领企图用手榴弹自杀。飞机被迫在中东绕了四天之后，在班加西被炸毁。不过，乘客事先被放出来了。8月5日，“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的两名杀手在雅典袭击了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这架飞机从特拉维夫起飞，一落地就遭到袭击。这次袭击造成五名乘客死亡，五十五名乘客受伤。一个月以后，五名“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企图在罗马用两颗苏联“地对空7”热追踪导弹，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喷气式客机打下来。就在一个星期前，9月28日，两名来自赛夸的敢死队员和叙利亚支持的恐怖分子，在奥地利劫持了一列火车，车上全是俄裔犹太难民，以此作为人质，来逼迫奥地利布鲁诺·克莱斯基总理答应关闭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提供的薰瑙城堡临时营地。阿弗纳认为，这个行动是叙利亚转移以色列政府注意力的一部分，让以色列政府注意不到阿拉伯人即将发起的进攻。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功了。
克莱斯基总理的软弱激怒了戈尔达·梅尔。在战争爆发前夕，她不听部分内阁成员的建议，飞往维也纳，企图让奥地利领导人改变主意，结果无功而返。恐怖分子非常狡猾，把行动地点定在这里，是因为克莱斯基是个社会主义者，碰巧又是个犹太人。从历史上看，在所有的欧洲领导人中，他是在威胁面前最有可能屈服的。
这些只是这一年中影响较大的恐怖活动，还有一些较小的或者不太成功的恐怖活动。仔细想一下，很难说突击队的行动对恐怖主义威胁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过，阿弗纳也得承认，如果那九个恐怖头子没有被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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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的话，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也很难说。假定那些阿拉伯人还没有对他们的工作彻底失望的话——对于阿德宛、纳杰尔、布迪亚和汉姆沙里这样的人，这样的假设是合理的——他们很可能还会组织一些恐怖活动，如果他们还没有失去行为能力的话，还会同样的残酷无情。
伊弗里姆的恶人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新脑袋一个一个地长出来。有些甚至比被替代者更加穷凶极恶，卡洛斯就是一个例子。
阿弗纳的理想破灭还有一个原因。1973年夏天发生的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一直有这样的怀疑——事实上，他们第一次通报情况后卡尔就问过伊弗里姆——但一直到6月他们才确切地知道这一点。
他们不是惟一的突击队。
1973年6月，罗马的一颗汽车炸弹炸死了两个阿拉伯恐怖分子。阿弗纳和其他人碰巧接到了托尼的一个问题，让他们非常迷惑，这样他们才知道这件事。托尼想知道阿弗纳是不是觉得他的服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次没有找他们。似乎连托尼——尽管他消息非常灵通——都认为这次暗杀行动是阿弗纳的突击队干的。而他们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个阿拉伯人是被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即他们的竞争对手干掉的，但阿弗纳和卡尔都对此表示怀疑。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面面相觑。阿弗纳耸起肩膀，卡尔皱起眉头。
7月21日，一个可怕的消息打消了他们所有的怀疑。那天，在挪威的旅游胜地利勒哈默尔小镇上，一个以色列突击队枪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以为这个阿拉伯人是阿里·哈桑·萨拉米。突击队的几个成员随即被挪威警方逮捕了。这本身已经够糟糕的了，再加上被干掉的人并不是萨拉米。这个人是个摩洛哥服务生，名叫阿莫德·布赤基。他在和已有身孕的挪威妻子平静地散步时，被枪杀了。这个阿拉伯人跟恐怖活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个无辜的旁观者。
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震惊，原因有三个：首先，杀错了人，而且被捕了。他们的同事在挪威同时犯了两个最不该犯的错误。不管按什么标准，这两个错误都是灾难性的。阿弗纳及其队员对这两点尤其忌讳。在训练中，这两个错误高于一切，绝对不能犯。
使他们感到震惊的第二个原因，是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第一次深切地感到，要把一件事搞砸是多么容易。他们读着报纸上的报道，感觉就跟赛车新手第一次撞车一样。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在那些人身上——毫无疑问，那些人跟阿弗纳及其同伴们一样，也是训练有素和经过认真选拔的——那也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不是一个在挪威的监狱里待几年的问题——相比之下，这不算什么——而是，用卡尔的话来说，是在十分钟之内从英雄变成狗熊的问题。这太可怕了。
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还有别的突击队。乍看起来，抱怨不该有别的突击队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们对这些恐怖头子没有独占权。也没有人向他们承诺，只有他们才有暗杀这些人的权利。伊弗里姆显然没有这样说。卡尔问他的时候，他只是说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战争，不是游猎，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客人都有权利把分配给自己的恶人放进自己的包里。如果阿弗纳还在部队的话，他一定会和其他部队并肩作战，不会反对毗邻的部队向同一个目标开火。不仅不反对，相反还会心存感激。
但这次行动不一样，有些特殊。一想到还有别的突击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就非常担心。谁知道为什么？这种担心无法用语言描述。不管怎么说，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听了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以后，阿弗纳就情不自禁地想，还有多少人被带进过戈尔达·梅尔的公寓？总理还搂着多少人，要他们记住这个时刻，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已成为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还有多少“野客”心里装着她的声音以及跟她握手的那一幕，冒着生命危险满世界跑，以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呢？而实际上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只不过是个卒子而已。跟戈兰高地上那些在坦克里挥汗如雨的笨蛋一样。
但他们是士兵。士兵操心这样的事情难道不丢人吗？沉默片刻之后，汉斯说话了。他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得了吧，伙计们。记住，我们不是电影明星。”
虽然不是电影明星，但……
为什么那些加西里亚人要把同样的目标给挪威的突击队？难道恐怖分子不够？还是一定要让他们去杀萨拉米？也许他们给每个突击队的名单都是一样的！在特拉维夫，他们可能甚至不知道哪个恐怖头子是哪个突击队干掉的——这个想法在阿弗纳脑海里一闪而过时，他感到一阵剧痛——有没有这种可能？伊弗里姆曾经说过：“我看报纸就会知道。”罗马、巴黎和尼科西亚的工作是不是都成了别人的功劳，有没有这种可能？
不，不可能。毕竟在贝鲁特袭击之前，他们在日内瓦见过伊弗里姆。当时他们把截止到那时所做的工作都告诉他了，所以他知道。但对他也许没有关系。问题就在这里。
为什么要跟伊弗里姆有关系呢？这不是阿弗纳自己搞出来的问题吗？
当他想做个好士兵时，难道这些忧虑不能在他感到害怕时成为他感到“理想破灭”的借口吗？事实不就这么简单吗？他头脑中那些关于徒劳无益的想法，关于没有什么意义的想法，关于没有得到足够认可的想法，关于一定要分享荣誉的想法，都是为了掩盖他胸口上的压力。他之所以找这些理由，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害怕了。事情的起因就在这里：懦夫总在为自己的怯懦找借口。难道不是吗？
正是这个想法让阿弗纳感到震惊。然而却是事实。不管怎么样，上战场是最好的选择。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事情就简单多了。跟其他人一样，做个士兵，现在国家最需要的就是普通士兵。在公开的战场上，用枪面对面地射击。第一个登上一座小山，第一个把手榴弹扔进敌人的碉堡里。战斗。只有参加战斗，才能表明他不害怕。只有参加战斗，才能治愈他胸口上的一切毛病。
在纽约，人们骚乱不安。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以色列的战争非常残酷，实际上，成千上万的人——以色列的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以及与犹太人无关的美国人——都准备乘飞机到特拉维夫助一臂之力。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这些人在战争中没有多大用处——他们的愿望是好的——还会占据那些真正能帮得上忙的人的位置。尽管机场的官员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应付混乱的秩序，但仍然很难。人们还得到消息，埃及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建立了桥头堡，在几个地方还成功地渗透进“莱克希肯”——在以色列被占领土上的一条沿着运河的南北主干道——形势非常危急。
阿弗纳决定不玩游戏了，这次他用的是以色列精锐部队后备役军官的护照。这样可以保证他在下一班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有一个座位，同时，如果以后有什么影响，也便于处理。实际上，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影响。跟葛拉出生时回特拉维夫不一样，这次很显然是紧急情况，不会因为没有得到明确指示就回以色列而受到责备。自己的国家是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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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然后她就会来道歉，让他回雷霍沃特。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在乘坐热烘烘、脏乎乎的公共汽车去格德拉的半路上，这个办法就差不多没用了。那个寸草不生的小镇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要到集体农场还要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汽车沿着小山、棉花地和橘子园里未经铺砌的蜿蜒曲折的道路，朝着闪烁的地平线驶去，地平线上点缀着满是灰尘的尤加利树。空气中似乎看得见九十度的热度，牧场中的牛看起来骨瘦如柴，这些动物是奶牛吗？可他在学校里的图画书上看到的奶牛是一种肥肥的友好的动物。在德国整整齐齐、郁郁葱葱的乡下也是这样。
更为糟糕的是，在某种程度上集体农场不错。阿弗纳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人们友好地握手，餐厅很大，食物推车里装满了鸡蛋和新鲜蔬菜，男孩子和女孩子混住在一起，洁白无瑕的宿舍里一间房睡三四个孩子，这些都没什么不好。一切都很好，对喜欢这里的人和以这里为家的人来说，这里会给他们更大的力量。然而阿弗纳知道，他不属于这里，他看这里就像集体农场的那些农民看他母亲在法兰克福给他买的那双鹿皮鞋一样。其他所有的男孩子都穿工靴。他母亲应该知道这一点。
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是个局外人，但又不得不待在这个他觉得没有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