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内瓦吗？”他问路易斯，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
“我的理解是这样。”路易斯说。
“我们对日内瓦感兴趣。”阿弗纳说。他的大脑飞快地运转着。“我们也对巴黎感兴趣。你能不能两个地方都严密注视。我们当然会给你钱的。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打回来。”
“我会的。”路易斯回答道。
第二天，阿弗纳、卡尔以及斯蒂夫飞往日内瓦。汉斯和罗伯特两天后去那里跟他们会合。他们决定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他们在洛美勒斯路上的一个酒店里订了房，这里离万国宫不远。日内瓦从来都不是一个非常适合秘密活动的地方，对“穆萨德”来说尤其如此。不仅安全屋难租，酒店也特别不适合作特工基地。瑞士的情报部门，说得委婉些，是不合作。只要外国人在谈判、购物、跟银行往来以及滞留期间规规矩矩，而且尽快离开，他们就欢迎。瑞士不反对粗野的商人，只反对粗野的生意。
但是，阿里·哈桑·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还是值得去冒险的。如果突击队谁也没干掉，就干掉这两个，他们就算成功了。他们五个人从一开始就一致认为，一旦有萨拉米的线索，可以放弃其他所有人去追捕他。在“穆萨德”看来，萨拉米是杀害十一位以色列运动员的罪魁祸首。
但事实证明，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在日内瓦会面的消息不实。实际上路易斯在两天后跟阿弗纳通电话时用了一句英语。“如果我让你们白费了半天劲的话，”他说。“我感到抱歉。”
另一方面，汉姆沙里一直待在巴黎。11月25日，阿弗纳在日内瓦跟路易斯联系时，他几乎能像托尼报告威尔·兹威特的行踪那样报告汉姆沙里的行踪了。就像在罗马一样，不讨论监视的理由。虽然路易斯从一开始就猜到了阿弗纳的意图，讨论的话就等于严重违反了规则，甚至会让路易斯完全从这次行动中退出。这是假设——但事实也是这么回事。阿弗纳相信，如果他让路易斯给他弄一支枪，挖一个墓穴，在一个小时内准备好，他会照做。但如果要路易斯帮他去杀人，他就会说不。路易斯只提供情报和服务。怎样使用这些情报不再是“集团”的事。
汉斯说，汉姆沙里的所作所为跟本丢彼拉多差不多。
他们在讨论这次或其他暗杀行动时，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总是使用纯粹的技术术语。这次罗伯特想出了一个精心构思的方案，既满足了炫耀的要求，也满足了安全的要求。这个方案是在讨论汉姆沙里如何招募恐怖分子和如何策划恐怖活动时想出来的。
“他不是一直在使用电话吗？”罗伯特问道。“他家里的电话一定像个总机，打遍了整个欧洲和中东。那好！就让他死在电话上吧。”
第二天，阿弗纳、卡尔和斯蒂夫离开日内瓦，前往巴黎。汉斯坐火车回到法兰克福的实验室，制作证件。罗伯特飞往布鲁塞尔。
由于某种原因，在19世纪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蓬勃的军事工业在相对平静的小国比利时发展起来。在列日的东北部地区、黑弗尔高地尤其如此。那段时间，不仅工厂里生产手枪、自动武器和炸药，而且周围的村庄和私人农场的小作坊里也经常生产。手工制造武器和饵雷的技术常常一辈一辈地传承下来，使比利时人——跟西班牙工匠一起（在西班牙，情况与此类似）——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制造隐蔽杀人工具的大师。说来奇怪的是，结束比利时和西班牙这种作坊式工业的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佛朗哥的胜利之师自然要坚持将所有武器的制造权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到二战结束时，比利时的小型武器工厂消失殆尽。而西班牙的最高统帅佛朗哥只允许三家工厂制造手枪，其中一家生产左轮连发手枪。
在比利时，只有少数人在封闭的农舍里做传统工艺。但是，他们仍然为欧洲非法的武器市场提供了不少的武器。有些还是世界上最精良的武器，罗伯特知道他可以依靠他们。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作为巴黎的代表，与新闻单位经常有接触。所以，在1972年1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他在阿雷莎大街的一百七十五号公寓里接到一个要采访他的意大利记者的电话就不足为奇了。使他感到奇怪的也许是第二天他在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里见到那个记者的时候。作为一个意大利人，这位记者似乎对巴勒斯坦的事一无所知。他一直对他的烟斗大惊小怪的。最后他向汉姆沙里说，他读一下他带来的资料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之后再来采访他。他们说好那个意大利人两三天之后再给他打电话。
卡尔觉得他扮演意大利记者的表现即使不是完美无瑕，至少也是相当好了，没有引起目标的怀疑。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熟悉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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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往下问。肖莎娜当然也不问。以后也一次没问。
从他们第一次约会开始，只要他有一两天假期，他们就这样，平均每个月散一次步，看一场电影。假定一年十次，四年就是四十次。二十次散步，二十场电影。星期五搭便车回到雷霍沃特的母亲家中时，一般是在晚上十一点或者午夜。“喂，妈，我回来了。”把乌兹冲锋枪朝墙边一靠，把衣服一挂，倒头就睡。
但是，现在差不多三年过去了，要考虑未来了。有一条路比较简单，而且在他的大多数朋友看来，这条路似乎比较自然。这条路正好在阿弗纳现在站立的这个酷热难当、尘土飞扬的拐角处。他在这个拐角处等那趟破旧的、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肖莎娜的叔叔准备给他们借些钱，在这里的一块空地上建一栋房子。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阿弗纳和肖莎娜的友谊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或者说，二十次散步和二十场电影的考验。她很快就可以拿到教师资格证书。至于他嘛，他至少有在部队服役的背景。许多幸福的婚姻都是建立在不那么光明的前途之上的。
但是，他们还没有背上“法兰克福”这个负担。法兰克福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城市。
法兰克福是阿弗纳一个人的负担。肖莎娜是个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四代都是以色列人。虽然她也有欧洲的背景，但是这对她来说毫无意义。二十一年来，她从来没有闻到过神秘、幽暗、仙境般的森林在两天雨水的浇灌之后散发出来的浓烈的香味。对她来说，雪只是个单词而已。也许只有少数几个幸运的孩子才能在特别寒冷的冬天在耶路撒冷的山上见到那么几个小时。但是她从来没有见到过，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一座超过二十年历史的城镇。当然，这座城镇实际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她跟阿弗纳不一样。
1959年，也就是阿弗纳刚刚十二岁时发生的事情，让他既高兴又不安。这种感觉难以用言语来描述。它非常真实，比电影巨星约翰·韦恩给他的感觉还要强烈。不能把这种感觉当作一个纯粹的幻想。这种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也许他的父母决定带着他和他的弟弟贝尔去看望住在法兰克福的外公时，也没有料到这一点。
阿弗纳来自欧洲又怎么样呢？他是个以色列人，一个中东的孩子，第一批从地球的四个角落聚集在这里的流浪汉的宝贵成果。为什么他不能待在巴勒斯坦的家里？尽管他的父母还怀有一点点乡愁，对中东的情趣和口味还有一些不适应，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还有一些稍纵即逝的记忆，但为什么阿弗纳也会有这些感觉呢？确实，大多数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没有这些感觉。然而，事实证明，阿弗纳与众不同。
这次度假跟其他假期没什么区别。它是专门为阿弗纳安排的，虽然开始的时候他是最没兴趣的。美国是一回事，可是德国根本唤不起他的任何想象。恰恰相反，德国是一个纳粹分子老是屠杀犹太人的地方，难道不是吗？可是现在，为什么阿弗纳连见都没有见过的外公要他们去那里？
然而，让他感到吃惊的是，1959年的夏天，阿弗纳发现生活中他喜爱的一切——包括他从没见过的不知道自己会喜欢的那些东西——仿佛由一个魔术师汇集在了一个城市，展现在他面前，让他吃惊不已。后来，他回到以色列以后，想把法兰克福描述给他的一些朋友听，可是描述不出来。它是一个梦，一个奇迹，不可言传。
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就想象一座比特拉维夫大得多的城市吧。在这座城市里，一切整洁有序，大街上没有摩肩接踵的人群。而且一切都高高大大，忙忙碌碌，街上有最亮的霓虹灯和无数的汽车。阿弗纳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汽车，跟美国差不多。没有半途而废的楼房，没有成堆的砖块，没有一堆堆的泥巴，没有上面搁着木板的排水沟。
他们刚在法兰克福待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外公给了阿弗纳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台晶体管收音机。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并不是阿弗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他记得自己曾在一本美国杂志上见过它的照片，而是外公把这个东西递给他时就像递个苹果一样。这给他一种全新的感受。在以色列，只有总理本·古里安才能收到这样的礼物！
然而，法兰克福奇迹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还是“空气”。
多少年后阿弗纳仍然用这个词来描述它。不是“气候”，而是“空气”。阿弗纳喜欢的气候还是以色列的——阳光、蓝天。即使他在部队里才学会游泳，他也喜欢地中海阿什杜德的海滩。他的确喜欢温暖的气候，而不喜欢寒冷的气候。所以不是“气候”，而是“空气”。
对阿弗纳来说，法兰克福的空气里存在着某些东西，如活泼、干净、舒缓和健康。或者说缺乏某些东西，如沉重、潮湿、压抑和险恶。他后来才知道，不仅仅是法兰克福，北欧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空气都是这样。伦敦和美国的空气也是这样。
“我们来这里你高不高兴？”在法兰克福待了大约一个星期以后，他的父亲这样问他。“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我喜欢。”
父亲只是笑，但母亲听见他的回答之后，心情有些复杂。
“记住，”有一次，她对阿弗纳非常突兀地说，口气也比平时严厉得多。“你见到的大街上的那些人曾经想把你父亲的家人和我的家人斩尽杀绝。”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父亲说。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他。”
阿弗纳不需要别人提醒。在雷霍沃特的学校里，几乎没有一天、没有一节课不讲“纳粹大屠杀”之类的。但是，阿弗纳仍然喜欢法兰克福——正如他喜欢其他欧洲城市一样。
在他们计划飞回以色列的那天，命运发生了转折。它向阿弗纳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大事件是如何取决于小事件的。如果不是浴室里的水垢的话，阿弗纳是不会在法兰克福再待十个月的。他不会在那里上学，不会像一个本地人那样说德语，也不会与一个富家子弟安德雷斯做朋友。他的命运将会发生截然不同的转变。
当时他们听到呼的一声，然后就看见外公坐在地上，摇着头，像蛇那样发出痛苦惊讶的嘶嘶声。他在水垢上滑倒了。虽然只是脚踝扭断了——但他们不能去机场而撇下老人不管。阿弗纳的父母决定留下来。孩子们这一年可以在法兰克福上学，他们则留下来照看外公，直到他康复。
奇怪的是，虽然外公是母亲的父亲，但难以做出这个决定的却是母亲。留在法兰克福，父亲似乎非常高兴。阿弗纳呢——当然，他简直欣喜若狂了，他有他想留下来的理由——父亲不介意永远留在法兰克福。
“我们就这样待下去吧。”一天，阿弗纳偶然听见父亲对母亲这样说。那时他们已经在外公房子外的拐角处租了一套公寓，阿弗纳也已经上了一个多月的学了。
“你一定是疯了。”
“为什么？”父亲诧异地问道。“我是无论如何要到处走走的，你和孩子……”
“我不跟你讨论这个。”
她过去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时也没有，今后也不会。对母亲来说，即使离开以色列去度假都是一种堕落，一种罪过。让她在以色列以外安家，抚养孩子——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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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里声音的机会。与此同时，阿弗纳和斯蒂夫非常仔细地勘察了巴黎喧嚣拥挤、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体面人士的十四区。汉姆沙里就住在这个区。他们开着路易斯给他们的“雷诺”汽车，花了两天时间练习接近的方法和逃离的路线。从维克多·巴什广场的皮埃尔·蒙鲁日教堂开始，这里大致是阿雷莎大街的中间点，离一百七十五号大约四个街区。他们随着早晨的车流从卢森堡花园一直到圣约瑟医院，再从蒙巴纳斯车站到科山医院踩点，决定袭击之后最好的逃离路线是沿着维钦托利街到勒菲弗尔大道，经过球馆，过加里利亚诺桥，然后沿着埃格泽尔芒大道，到达右岸他们的安全屋。若走这条路线，他们不需要把车丢掉。
与此同时，路易斯的监视人员报告了汉姆沙里的日常安排，相当有规律。他很多时间都跟阿拉伯人待在一起。其中一些很可能就是从事“武装斗争”的人员。跟以前的报告不同的是，他没有保镖。尤其是每天早晨的那段时间，几乎是同一个模式。八点刚过，他的妻子和女儿就离开公寓。汉姆沙里夫人把阿米娜放在幼儿园之后，其余的时间通常去做自己的事情，晚上早些时候接上阿米娜之后，才回到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号。
汉姆沙里会独自在公寓里待到上午九点。这时他会接到一个名叫纳内特的女人的电话，也许是他的情妇。她在右岸更为高尚的十七区有一套公寓，离涅尔大道不远——离一位突击队员在巴黎的安全屋也不远。纳内特会在离一百七十五号几个街区以外的一个邮局给汉姆沙里打一个电话。邮局位于阿雷莎大街和蒲郎茨街拐角处。也许她是想看一看汉姆沙里是否在家或者他的妻子和女儿是否已经离开公寓。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她会回到“雷诺”汽车里，去接汉姆沙里。汉姆沙里这时已经在街上等着她了。在阿雷莎大街附近的消防站和几个被布篷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