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片在选择男主角上，也是煞费苦心，国内各大电影厂和众多文艺团体的各类“英俊小生”虽然不难找到，但却并不符合剧中要求的那样，男主角阿喜的外形既具有渔民的朴实，又要有健壮的体魄，为了即将开拍的影片，真是急煞了蔡楚生和王为一。
当时，蔡楚生从北京前来广州，住在解放北路的省委招待所里，王为一经常去找他汇报工作进展。蔡楚生所在的省委招待所每天晚上都放映中外电影，招待入住有身份的客人。蔡楚生和王为一有时便坐下来通过观看电影，休息一下，调节神经。有一天晚上，两个人在观看一部香港故事片时，突然发现电影中的男演员身材健壮、粗犷，相貌朴实，很有阳刚之气，非常符合即将开拍的男主角金喜的形象要求。两人喜出望外，感到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蔡楚生和王为一通过组织关系，寻找到出品这部影片的倾向进步的“长城影业公司”，再让这部影片的男演员张铮到剧组报到。
张铮原来的名字叫张乔夫，出生在上海，其父张德生是著名的京剧演员，作为一名技工，曾在解放初期随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处女作是1951年在上海大光明影片参加的周璇主演的影片《和平鸽》，同年加入香港长城影业公司，在《南海潮》之前，已经是出演了《孽海花》、《蜜月》等30部影片的老演员了，1962年他在大陆拍摄《南海潮》之时，还穿插在《血地恩仇》和《粉红色的梦》两个剧组里，忙得不可开交。在此之后，张铮又陆续在《五虎将》、《金鹰》、《艳遇》、《鸳鸯帕》、《秀才奇遇记》、《双女情歌》、《屈原》等影片中出镜。20世纪60年代参加长城影业公司的编导工作，与吴景平联合导演了《迷人的漩涡》，与黄域合作导演了《映山红》。后独立执导了纪录片《新疆奇趣录》、《云南奇趣录》、《中国自卫反击战》等影片；80年代曾在香港亚洲、丽的等电视台参与拍摄《新变色龙》、《怒剑鸣》、《IQ成熟时》等电视剧集，并著有小说、报告文学集、回忆录等。大陆观众从在内地放映的香港影片《巴士奇遇结良缘》、《欢天喜地对亲家》中，逐渐熟悉张铮中年时期所扮演的风趣、幽默的师傅和父亲的可爱形象。
影片在完成对白双片之后，还没有进行混录，王为一就迫不及待的携片亲自前往北京，请蔡楚生过目。蔡楚生便先邀请好友周扬部长一个人先看，周扬看完影片之后高兴得拍手说道：“此戏很好，故事曲折、复杂，只是感到光是一部戏就没有充分的机会完全表现出来，如果更充分一点，能不能分为上下两集，这样就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一席话让蔡楚生陷入了沉思，他经过仔细的思忖，决定采纳周扬的意见。周扬便与珠影厂的领导商量，请蔡楚生先放下手头上的工作，前往珠影，专心进行该片的修改和补拍执导工作。蔡楚生再次光临珠影，安营扎寨，坐镇指挥，对已经完成好的样片进行重新“分解”、“开刀”，丰富其中细节，穿插新的内容，增加连贯情节，开始补拍许多重新构思的镜头。
在二度拍摄中，蔡楚生边拍边走访广东许多地区的老革命，把他们讲述当年战斗、生活的真实情节，文学化、艺术化地再现于影片之中。其中，由初上银幕的从广东话剧团调往珠影的演员林岚扮演的地下党老马，在影片结尾处在刑场上被金喜等人救起，大家一同投奔游击队的重头戏，被蔡楚生调到影片下集的开端部分，以把人物、事件、年代延续得更远、更长，更复杂。
这样，蔡楚生整个打乱原来完成片的许多情节处理，再补充许多新增加情节的镜头，有时在头一天晚上进行充足的案头准备，分好了镜头之后，在第二天现场实拍时，又突发灵感，即兴改拍。蔡楚生决定待全片完成剪辑之后，再重新组合成上下两集，他特意想把该片跨度不同年代，拍成一部史诗式的影片，故特别在影片上集的开头和结尾处，加上一首对应剧情的诗，以男女声合唱、隶书字体、用开头时平静的海水和结尾处滚滚的浪潮的画面对应全片。七律诗共分为“序歌”和“尾声”两大段：“东海浪潮接云天，恩仇难忘忆当年；渔乡儿女斗争史，佳话流传入诗篇。”接着，从海滩上的一顶日本人留下的钢盔，让老年的阿彩引发感慨，对孩子们开始娓娓讲述起她年轻时代所经历的曲折故事。而影片的结尾是阿彩一家劫后余生在海上遇到张伯投奔游击队之时，歌声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巨浪滔天中再次响起：“大海茫茫隐船踪，渔人泣血浪潮红；国破家亡无限恨，龙腾虎跃待春风。”
由此，总片名仍为原来的《南海潮》，上集定名为《渔乡儿女斗争史》、下集定名为《天涯海角恩仇记》。上集于1962年4月25日正式停机，并在原来已经完成片的基础上重新编剪，于当年下半年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放映。
影片的上集公映以来，备受圈内外和广大观众的瞩目和喜爱，上集打响了，下集的毛片和需拍的镜头，理应快马加鞭地赶制完成。此时，北京方面却是一个电报接着一个电报，向当年皇帝下诏书一样的催促着蔡楚生赶紧回去，因为当时全国文化艺术界的“文艺整风”运动正在全面开展。1962年5月以后，摄制组的人员整整等待了蔡楚生大半年时间，望眼欲穿，始终未能看到蔡楚生重返广州。
转眼间，1963年的新春又来临了，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开始张罗开来，广大观众和热心影迷群情激奋的踊跃参加这一声势浩大的、全国唯一的一次全部由观众和读者评选、在民间最有权威的电影盛事。《南海潮》上集生正逢时，一举夺得了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以及最佳女主角的第二名，此外，还获得了最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工等主要大奖。在这里值得注明的是，此届评奖与前两次一样，所有奖项的设定，均由广大观众以选票多少，按票数最多的进行综合评定，直到《大众电影》“百花奖”因受当时文艺界再次“整风”中的重点批判“名利思想”和“功利主义”的严重干扰，在中断了长达17年之后的1980年又恢复评奖，其排列是按照前两届已经公开的顺序，却人为地有意抹杀真正第三届的评奖结果，这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也是极不负责的。其恢复的评奖依然是延续了前三届奖项的步骤和方法，1981年和1982年的再次评奖，则是只在民间中评出最佳故事片和最佳男、女演员奖三项大奖，后来又在原前三届已设立的最佳配角的基础上，分别分解增加了最佳男、女配角奖两项奖，而其他奖项如最佳编剧、导演、摄影、美工等专业性奖项，则在1981年后改为和扩大由电影专家分类评选的“金鸡奖”。
当年，《南海潮》一片，在15项45个大奖中获奖最多，很受好评。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粤语再翻译成国语，在国内外公开放映，成为新中国17年最有成就的喜剧片之一，从而也更加牢固的奠定了王为一“南国片”导演的突出地位。
当时，“百花奖”评选结果在内部统计完成后，并没有及时对外公布。其首要原因是由于受到国内国际出现的一种严峻的政治形势的影响，中共中央为此提出了“反修、防修”、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当年年底，毛泽东主席对文艺界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评：“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同时，在全国的广大农村和城市，开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四清”、“五反”运动。文化艺术界的领域，也同时开展了“文艺整风”运动，对文艺思想和文艺作品进行逐一的检查、批判。尽管毛主席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十分有利于新中国文艺的健康发展，但是，文艺界的形势仍是被政治因素所严格桎梏着，所以，一直而且是越来越充满着非常紧张的空气。第一、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被视为“突出名利思想”，而遭到极左路线思潮的严重干扰。所以，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1961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的“新侨会议”的影响下，虽然是在继续进行着，但也不得不在当时政治空气日益紧张的时候，改变“作战策略”，改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中央文化部、解放军总政电影处、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和《光明日报》社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参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大众电影》的读者，新设奖项目仍是按片种、各职能共有15个奖，但增加了各项获奖的名额，从过去的一个奖项增设至三个并列，从而更加完善了奖项类别，可以说是前两届评选的一种总结、提高、继续、深化和完善，同时，更主要的是一次重大改革。1963年6月初，历时3个月的评选活动，近90万张的选票犹如雪片一样，从祖国的城市、农村、工厂、学校、部队连队飞向评委会。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本该正常公布和举行的颁奖活动，在文艺界一片声势凌厉的整风运动、思想大批判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许多获奖的电影人有的正在做检查，有的正在接受批判，有的甚至在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若按照评选结果如期发奖，定会招致对“百花奖”全面的围攻和批判，也将连累其他获奖的创作人员。无奈之际，影协对外只得采取谎称选票正在统计、发奖时间延期举行的延缓之计，焦急地等待上级的明确指令下发。
作为电影局的权威领导，蔡楚生当然知道内情，他看到握在手里的各项获奖名单，一时百感交集，顿生感慨：《南海潮》、《甲午风云》、《停战之后》等三部影片并列获得最佳故事片奖；蔡楚生、陈残云、王为一（《南海潮》）、白辛（《冰山上的来客》）、辛毅（《停战之后》）等5人并列获得最佳编剧奖；蔡楚生、王为一（联合导《南海潮》）、崔嵬、欧阳红樱（联合导《小兵张嘎》）、林农（《甲午风云》）等5人并列获得最佳导演奖；李默然（《甲午风云》）、张平（《停战之后》）、安吉斯（《小兵张嘎》）等3人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王晓棠（《野火春风斗古城》）、吴文华（《南海潮》）、王丹凤（《女理发师》）等3人获得最佳女主角奖；石小满（《南海潮》）、王心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田华（《夺印》）等3人获得最佳配角奖；王启民（《甲午风云》）、张（《冰山上的来客》）、李生伟（《南海潮》）等3人获得最佳摄影奖；雷振邦（《冰山上的来客》）、巩志伟（《怒潮》）、吕其明、肖珩（联合、《红日》）等4人获得最佳音乐奖；卢淦（《甲午风云》）、史维钧（《冰山上的来客》）、黄冲（《南海潮》、《72家房客》）等3人获得最佳美工奖。另有最佳纪录片奖、最佳科教片奖、最佳戏曲片奖、最佳美术片奖……一长串的获奖名单，是广大观众和热心影迷对辛勤耕耘的电影工作者的褒奖和厚爱。《南海潮》一片成为此次获得各类奖项最多的大赢家。
对于获奖，蔡楚生并没有感到有太大的兴奋，因为早在1935年由他编导的《渔光曲》就在国际影坛上扬名，荣誉和掌声，鲜花和喝彩，在1947年随着《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公映，更是把蔡楚生的横溢才华显现无遗，令其导演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但对于这次似乎是秘而不宣的本该公布、但却难以公开的颁奖秘密，真是匪夷所思。蔡楚生难以理解，也百思不得其解，作为一名普通的导演，作为一部普通的影片，蔡楚生是极不愿意将之与残酷的政治路线斗争缠绕在一起的。然而，个人的良好意愿只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绝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身为电影局主要领导和主抓电影工作的负责人，讲党性、讲原则，使得蔡楚生心里深深明白，个人的渺小是无法抗衡外界的强大力量。蔡楚生只是谨慎地、很有原则性的、并且还很有分寸地在与王为一通信交代其他工作事项时，顺便透露地写了一句“《南海潮》的票数最多”。不知内情的王为一得到这一消息，自然是乐在心间，更加踌躇满志，更加期盼与蔡楚生再次合作把下集早日拍成的信心和决心。时隔不久，蔡楚生又来信说道：该届“百花奖”颁奖活动不办了。这无形中给王为一的心中又增添了一团疑云。
当年的６月，本该按时进行颁发的“百花奖”，自然是不能如期举行。广大观众和热心读者焦急得又等待了两个多月时间，评委会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询问信件有数百封之多。此时，文化艺术界的文艺整风运动已进入了白热化程度，继续发奖已成为海市蜃楼般的可望而不可即。中国电影家协会在没有得到上级主管部门明文通知之下，进退两难。在时隔一年之后的1964年年底，违心地借用社会上的“左”倾观点，自诬此次《大众电影》“百花奖”所有的获奖影片“没有很好的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文艺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精神，不符合当前的革命形势，已经呈报上级批准撤销了这次评奖。”至此，经过众多权威部门和群众团体通力合作、有近90万人积极参与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终于在强大政治形势的压力之下无疾而终。1966年7月后首创“百花奖”的《大众电影》被迫停刊，直到1979年才重获复刊。
1966年“文革”运动在全国全面爆发后，蔡楚生作为三、四十年代重点要批判的“黑线人物”，自然是首当其冲地遭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于1968年7月15日含冤而去，终年62岁。然而，在他的身后除了早在1935年以《渔光曲》一片，而荣获苏联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荣誉奖，从而成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获得的第一项奖项之外，还有从1947年公映以来，历久不衰，已被评为世界电影经典名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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