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指定由总团副团长牛畅来负责，让文工团先放下所有其他的工作，集中力量演唱好革命历史歌曲。全团上下铆足了劲儿，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首先，团里制定规划，依据线索，摸清事情的原委，他们得知随罗总长、刘司令同去朝鲜的还有总政歌舞团，就马上派人去“总政”要来当年朝鲜演出的节目单，一看上面写着：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三千里江山》。这样以来，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大家统一思想，下决心创作出一台与之相同的以演唱革命历史歌曲为主的大歌舞来。
然后，领导班子成立，编剧组有牛畅、佟承杰、朱正本、张士燮、姚学诚、胡大德、谷娣、孟兆祥等人联合组成。整体演出方案确定后，1960年年底，团里迅速就派出以词曲作家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为主的采风创作小组，奔赴江西等革命老区，系统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
张士燮等一行风尘仆仆先后深入井冈山、吉安、永新、安福和南昌等地，搜集到许多民风淳厚的革命历史歌曲，在茨坪敬老院，老红军战士李新珠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工农兵联合起来》，井冈山革命老人赖发秀，也能够十分准确地唱出《送郎当红军》。1961年的2月，张士燮等人恰好在九江市赶上观看了江西省民间文艺汇演，吉安地区的业余演员所演唱的一首送别红军的歌曲，给张士燮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歌曲的曲调非常口语化，唱词中夹杂不少俚语和方言，极富地方特色和区域风情，旋律婉转优美，琅琅上口，容易学唱，歌词充分表达了当年老区人民送别亲人当红军的真挚情怀。在演唱现场，张士燮、朱正本等人有感而发，当即把歌词和曲调的大意抄写下来，并且如获至宝般地连夜整理笔录和曲调，并将之收入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当中，名为赣南民歌——《十送红军》。
作为有功之臣的张士燮等人，除了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之外，他们还把1959年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中空军文工团创作的舞蹈《葵花舞》、成都军区根据油画创作的群舞《飞夺泸定桥》（即《英雄战胜大渡河》）、1961年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根据著名军旅雕塑作品创作的双人舞《艰苦岁月》等，都进行了有机的加工再创作。后来这些歌曲和舞蹈有13处之多，再经过修改、提炼和加工，最后都放进了1964年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里面。
所以，后来文艺界知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创作由来的专家们，一致地认为，1961年创作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是1964年建国15周年演出《东方红》的“前创篇”；1984年为建国35周年创作的《中国革命之歌》，可谓是《东方红》的“后续篇”。而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实为《东方红》的“过渡篇”，四者的题材、体裁和类型同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鉴于时隔20年后出现的《中国革命之歌》是《东方红》整体内容的重叠和演变，故此，称之为《东方红》的“延伸篇”更为恰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与《东方红》三者之间，在四年当中的层层递近，相互关联，名副其实地共同构成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高潮迭起、激情交响、遥相呼应的“三部曲”。
当初，演出单位的空政文工团对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这个大歌舞的名字，曾经提出过疑义，因为总感到名字太过于直白，没有文学和艺术化的色彩，在这之前，有关主创人员挖空心思地另给起了一个名字，名叫《狂飙曲》，其中的“狂飙”二字，出自于毛泽东1930年创作的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的最后两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可是，在报送定夺的时候，当即被刘亚楼以“太抽象”给一言否定了。临近公演之际，主创人员仍不死心，本着为艺术负责的态度，又欲提出大歌舞《光辉的历程》的名字，刘亚楼得知情况后，颇感纳闷，便质问总团党委负责人员：“我让你们唱的是革命历史歌曲，什么时候叫你们改成大歌舞了？”在此之前，总参谋长罗瑞卿曾得知空政在赶排一个由300人组合的大歌舞，就直截了当地说道：“什么大歌舞？人家朝鲜一台大歌舞弄了3000人，你们有多少？出什么风头！回去告诉你们刘司令，叫他不要搞了！”所以，刘亚楼发火了：“谁叫你们搞的，你们懂得什么光辉的历程？”同去的空军政治部主任王静敏、总团副团长牛畅、董琚、歌舞团团长汪洋面面相觑，沉默寡言。半晌，还是牛畅打破寂静：“王主任，你看怎么办？我们实际上是个表演唱，也叫大活报剧，我看不如改个名，干脆就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吧。”当时，团里四处派人，闻风而动，分头行动，总算将报纸上的海报和已定演出的节目单，全部都给改为统一的名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1961年8月1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隆重首演，后移至民族文化宫演出，在京演出8天，观众达22000多人，好评如潮，后又招待演出多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电台还组织歌曲教唱。该剧选取了土地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46首革命歌曲，并配上舞蹈表演，形象生动地概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描绘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全景图画。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共为9场16景，分为“序幕”、“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万里长征”、“长征途经娄山关/途经彝族民区”、“勇夺泸定桥/爬越雪山/三大主力会合”、“过草地”、“胜利到达腊子口/渡黄河北上抗日”、“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共产党发动抗日救亡”、“歌颂革命圣地延安”、“欢庆抗日战争胜利/革命队伍成熟壮大”，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开始，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整台共演唱了约46首歌曲，其中很多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如：“国际歌”、“送郎当红军”、“（西江月）井冈山”、“八月桂花遍地开”、“十送红军”、“（忆秦娥）娄山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律）长征”（即“红军不怕远征难”）、“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新四军军歌”、“太行山上”、“延安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东方红”等等。主要演员秦万檀、孟兆祥、罗棠因、罗棣因、鲁艺显、宋世珍、苏海玲、辛佩文、王金山、刘治普、张毅、高国栋、李光、陈小曼等演员均来自于空政文工团，独唱秦万檀、马玉涛、潘天惠，解说白景晟。在演出形式的表现处理上，并不是简单的大合唱，而是有诗、有舞、有人物、有情节、有舞蹈、有演唱；在舞美设计上，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舞美技术——翻拍机制作舞台幻灯投影技术，后来广泛应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样板戏”舞台以及众多电影的创作当中。
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彭真等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先后观看了演出。罗瑞卿看完演出后登上舞台，一反常态地对演员们说道：“什么大歌舞，明明是歌剧嘛！”成绩面前，刘亚楼也自然是感到脸上有光，他笑口常开，高兴地说：“你们改得挺好的，我叫你们唱歌，你们举一反三，做对了！……我们空军常委请大家吃饭，祝贺演出成功！”
一曲《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热情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志。为了普及对广大军民的传统宣传和思想教育，让更多的人们看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2年5月26日，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亲自批示，命令中国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林彪的这项“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式的指示，却让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陈播一时犯了难，因为当时按配额比例，八一厂每年只有一部进口“伊斯曼”的彩色胶片供应，而当年八一厂的这一彩色胶片，早就配给了李俊导演的重点影片——新中国第一部反映西藏人民翻身解放的故事片《农奴》。无奈，林彪的批示下来后，只得临时将彩色胶片用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拍摄，而《农奴》则改由黑白胶片代替。
八一厂以拍摄军事题材故事片见长的华纯，他所导演的这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除了保留全剧的歌舞精华，而且还利用电影艺术的视觉效果，把整个演出贯穿的大量音乐舞蹈，以非常简洁、明快、紧凑的镜头和画面，进行洗练的情节处理，以原剧已经设置男主角声情并茂的演唱统领全片，还适当以双胞胎当兵和战地重逢的细节，进行恰当的点缀，从而使全剧更显得生动。更为可喜和勇于探索的是，影片的拍摄跳出有限的舞台，在摄影棚和实景当中进行游刃有余的穿梭、铺延，还适当地穿插了一些大海汪洋、波涛翻卷、云山雾罩、霞光万道等绝佳秀美景色的空镜头，作为背景，以显示出影片的宏伟气魄和壮丽图画，这样一来，虚实相互结合，从而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志。影片于1963年12月拍摄完成，并在全国正式公映。
其实，在观看空政集体创作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一段时期内，周恩来就存在着一些想法：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和建国15周年的庆祝，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来鼓舞人民和增强人民的斗志，因此，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动机，便提上了周恩来的案头。
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多种场合提到：“在歌舞方面，我们还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陈老总力主推荐周恩来到上海观看大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以此促成了周恩来下定决心，为组织创作大型歌舞《东方红》，提供了客观的前提条件。担任“总策划”、“总指挥”、“总导演”的周恩来，的确为了《东方红》的创作，耗费了他许多心血，这其中，同样也包含着他的良苦用心。
众所周知，1964年的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从轰轰烈烈的前台背后，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候，文艺界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主席对文艺政策的两个批示的发表，使文化艺术界开展的整风愈演愈烈；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江青之流又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进行蛮横的批判和无理的责难，无疑对建国后文艺界的人员来说是心存芥蒂。为此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在这样一种令人压抑的氛围下，刻意筹划和批准了一个有3700多人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想通过一批国内优秀的艺术家和权威人士，参加到《东方红》当中来，为其艺术生命涂上一层“保护色”，因为以红色为主基调的《东方红》，是热情歌颂共产党、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这无疑是向内部敌对势力的巨大挑战。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集音、舞、诗、画等多元化文学艺术形式为一体的世纪舞台经典，其创作是建国以来中国歌舞艺术的一次巡礼，同时，也是对广大文艺队伍的一次重要检阅，演出效果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
在大歌舞筹备创作之初，就调集了全国各文学艺术等门类的创作精英，搭建最强大豪华的艺术班底。大歌舞指挥部另下设各专业大组，即：导演组，组长：丁里，《东方红》舞台总导演；文学创作组，组长：魏风；音乐编导组，组长：时乐蒙；舞蹈编导组，组长：查列；舞美设计组，组长：张敦仁；文学创作组成员另有乔羽、徐怀中、张士燮、章明、贺敬之、郭小川、陈光锐等人组成；舞蹈编导组则包括了以著名舞蹈家查列、胡果刚、金明、李仲林、李群、黄素嘉、孟兆祥等为首的30人，仅空政文工团的舞蹈队就来了60多人，空军司令刘亚楼明确表态：“排《东方红》，我们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
1964年8月12日，全体演员在北京西苑宾馆报到，随后，全面铺开，分场次、段落几十个团，责任“包干”。北京地区所有文艺团体的训练场馆，以及各戏院、体育馆、博物馆，甚至旅馆大厅都用作训练用地，以供应演员分场次的同时训练，日以继夜，加班运作。
9月25日，合成排练节目统一审查；凌晨，离当天晚上节目审查只有十几个小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当周恩来把《东方红》朗诵词逐字逐句精心修订后，东方初露鱼肚白。周恩来提笔在朗诵词空白处批道：“特急，即送周扬同志，请予阅正。如改稿可用，请即转陈亚丁、周巍峙两同志，如无困难，可于今晚照此朗诵……”
9月27日，周恩来最后一次审查，他对文艺界的辛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为了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完整地展现这一恢弘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周恩来亲自批准，同意《东方红》作为向国庆15周年庆典的重要节目之一，于国庆节期间，对外公演。
经过国庆活动组委会慎重商定，特别将《东方红》定于10月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公演。因为9月30日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国庆招待会；10月1日的白天首都天安门有70万人的大游行，晚上天安门广场还有重要的观礼活动。而演出定在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