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小说: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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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小说: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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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配秘书的事,从张敬怀和毕秘书的关系,他越来越感到选择一个秘书,需要十分慎重。他说:“不忙,不忙。我刚刚来,工作也不会太多,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说吧。”
  张敬怀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开任何会议他几乎都是一言不发。他每次下基层,办公厅都是从政策研究室临时给他抽调一个秘书。又是每一次换一个人,他观察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以做他的秘书的。
  张敬怀的思想、感情、性格以至作风、气质,是他们这一代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生活经历铸造成的:就是他对政治、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右倾”的后遗症,很快便暴露出来了。从“大内参”不断透露的情况看,那套极左路线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危害,越来越清楚了。饿死人的消息在内部刊物有越来越多的报道。河南省有的地方,由支部书记集体组织出外讨饭,全国的浮肿病患者,据不完全统计,以亿人的数目计算。这时,他想起了他换便衣那天,毕秘书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语言:“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公共食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大跃进”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农村两千万人,被“敢想敢干”破坏了的各项制度,逐渐恢复。那种“革命浪漫主义”所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呔,我来了!”为求实作风所代替。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和各条战线纷纷制定“小宪法”式的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条”,“文艺八条”等等,陆续出台。张敬怀理所当然地想:是因为极左路线那一套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壁,吃了苦头,“物极必反”的规律起作用了,虽然谁也不那么说,实质上是纠正极左的错误。在各种会议上都提倡调查研究,政治空气开始松动。在“反右倾”运动中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陆续“平反”,摘“帽子”。人们开始敢于讲些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了。这时,张敬怀不断深入到各市、地、县、公社,了解情况。原来他觉得自己对地方情况不熟、不懂,不敢具体抓工作,现在开始进入他的副书记角色了。
  可是,为他配秘书的事,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虽然单主任为他找了好几个,没有一个是他中意的。他选择秘书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品质好,一是文笔有才气。品质好的标志是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文笔好的主要标志是,有文采,文字表达能力强,根据他的意图起草各种稿子,不用自己再大改。
  有一天,办公厅秘书处送来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报刚刚出版的内部刊物,名叫《求实》,实际上是一份供省委领导看的“内参简报”,他先浏览了目录,有一篇标题《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饶有兴趣的读着。那文章一开头的几句,就颇具理论色彩。文章说: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是我们制订一切政策、方针的基础,实事求是,也是马列主义的灵魂。……”
  接着论述道:
  “我相信,没有一个群众没有听说过‘ 实事求是’ 的,没有一个干部没有讲过工作中要”实事求是“的。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做起来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
  接着作者举出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事例,来证明自己“最常说的,最难做的”的观点:
  “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们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论证,最起码的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原料?有没有技术力量?在当时,一个县,一个公社都比着‘ 放卫星’ ,日产千吨铁,万吨钢的”卫星“满天飞。”放卫星“就是一切。于是,一窝风式的搞了许多‘ 一脚踢’ 式小高炉,连好好的铁锅,犁铧,甚至门了吊,都炼了铁。有的地方盲目追求‘ 大’ ,越‘ 大’ 越革命。某公社动员两千农民中的强劳力,要建‘ 世界第一高炉’。干了两个月,炉基竣工时。两千人开庆祝大会,连炉底都没有坐满。当时,为什么不想一想,问一问:这样大的高炉,炼一炉铁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焦炭?多少石灰石?用多么大功率的鼓风机?在一片荒郊中,没有铁路,怎么运输?……可是当时没有人去问,也许是不敢问……”
  作者又举出了前年秋冬之间的“深翻土地”运动。文中说:
  “当时领导号召说,‘ 深翻’ 能增产,土地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深翻三尺,有的深翻五尺。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都知道:各个地方土质不同,有的土质只有浅浅的一层薄熟土,往下翻一尺就是生土或者是沙子。这是一个连最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当时谁翻得深,谁就革命,抵制深翻,就是‘ 右倾’ ,就要被拔‘ 白旗’ ……
  “再就是‘ 密植’ ,说是密植能增产,不管什么土壤情况,越密越好。有的地方一亩地播三斗种子,出来的苗子,像毯子毛,如何能够增产?可是当时谁不搞密植,就要挨批判……”
  作者还举出了其他各条战线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一些例子。接着作者论述了我们实际工作中违反实事的原因:首先作者谈到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的问题。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很有创见性的说是“四不正之风”:一是,搞什么工作,不区分具体情况搞“一刀切”;二是,只能听一种意见,听不得不同意见造成的“一边倒”;三是,用“大呼隆”“一窝风”式的“一阵风”;四是领导干部中的“一言堂”。这是“实事求是”说得最多,做起来最难的根本原因……
  文章结构严密,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观点犀利,没有“党八股”气,特别是在“反右派”后,敢于讲真话,这使张敬怀甚为赞赏,佩服。他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既联系实际,又上升为理论的并且敢讲真话的好文章了。文章署名为“卜奎”,这个卜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敬怀放下“内参简报”,马上给办公厅打了电话,要他们派个人来见他。
  十多分钟后,一个临时为他服务的名叫刘吉有的秘书就来了。这个办公厅的秘书,才三十多岁,头顶已经半秃了。好像是过分发达的脑细胞给顶掉的。
  张敬怀让刘秘书坐下,指着茶桌那本打开了的“内参简报”问:“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刘秘书看了张敬怀指着的标题回答:“还没有。”
  “这篇文章写得相当不错……”
  张敬怀好像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说后他立即感到有些后悔:对这么一篇尖锐的文章,作为省委领导面对下级,先表态是很不适当的。
  “是,是!”刘秘书回答。
  张敬怀觉得不高兴:你没有看,怎么我说好,你马上就说“是是是”呢?
  原来办公厅想让刘秘书当他的专职秘书,他一直觉得这样的人,可能很听话,但决没有一个好秘书的品格,他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
  张敬怀说:“这个叫卜奎的作者,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刘秘书说:“我马上去查一查。”说着走出张敬怀的客厅,到西厢房打了个电话给报社,不到五分钟,回来向张敬怀报告:“这位卜奎同志是三平地区地委宣传部的一个宣传干事。”
  “你打个电话给三平地区宣传部,让卜奎同志来一趟,我想和他谈一谈。”
  “好的。”刘秘书见张敬怀不再说什么,转身告辞。
  “好吧!”张敬怀说。
  次日上午,卜奎就到了张敬怀的客厅。使张敬怀惊异的是,原来他以为这个卜奎起码应该是四十岁的人,没有想到,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虽然戴着一副近视镜,但一张娃娃脸,好像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
  刘吉有先给张敬怀作了介绍,“这是张书记,这是三平地区的卜奎同志。”
  张敬怀和卜奎握了手,刘吉有说:“张书记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去了。”
  “好吧。”张敬怀说,他和小青年的谈话,不希望这个人在场。
  卜奎说:“我是三平地区的卜奎,昨天接到省里的电话,今天一早就来了。”
  张敬怀说:“你坐下吧。”
  卜奎环顾张敬怀的办公室,周围全是大书架,精装的,线装的,摆得满满的,地上的书也是成堆成罗,他想,张书记一定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学问家。但他不知道这位书记要找他干什么,在等着发问。
  一般像他这样的青年,见到省委书记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会有些紧张和拘谨,可是卜奎却坦然地坐在他身旁的沙发上,不卑不亢的样子。
  张敬怀指着那份“内参简报”问:“这中间那篇《最常说的,最难做的》是你写的吗?”
  “是。”卜奎回答。
  “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虽然也常常到基层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有时开现场会,到底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东西,我经常怀疑。你们在基层,比我们更接近实际,我想就实事求是问题,就你自己的感受,再讲一些例子给我听。”
  过去和张敬怀这样的高干部谈话,对方经常是“请领导指示”“请领导批评”“对对对”“是是是”等等。可是,这个卜奎却没有讲那些似乎是谦虚或客气的话。
  卜奎略微停了一刻,说:“那例子就很多了。”
  “你讲讲看。”
  卜奎又稍加思索,说:“就以农业来说吧,一讲‘ 密植能增产’ ,不管什么土壤,什么品种,越密越好。农民种高粮,过去一般是二尺五一株。可是在‘ 瞎指挥风’ 盛行的时候,干部拿着尺棍,三寸一株。结果长出的高粮像大葱,连籽粒都不结。谁不照办,就拔谁的‘ 白旗’。所以,老农都说,我们种了一辈子的地,现在都不会种地了。有的地方,在稻子成熟之前,将几十亩地的稻秧,移栽到一小片地里,密到什么程度?坐上个孩子,稻子都不倒。是专门让记者照像的。实际上,没有阳光,拉电线用大灯泡照;不通风,用大功率吹风机吹。结果还是烂秧了。老百姓都说,这是‘ 共产党胡弄共产党’。……
  张敬怀不表态,耐心地听下去。
  卜奎接着侃侃地说:“从去年夏天,农村就开始闹饥荒。各地都饿死了一些人。我们宣传说是‘ 天灾’ ,天灾固然有,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工作中失误造成的。过去我们的报纸,习惯是‘ 报喜不报忧’。什么地方,有大旱,大涝,都是不报导的。现在为了说明‘ 天灾’ ,连几个村子范围内,下了一场冰雹,新闻单位都发消息。这么大个中国,天灾哪一年没有呀?这种宣传就不实事求是。”
  张敬怀开始以不住点头,鼓励他说下去。
  卜奎又说:“去年,地区为了救灾,又没有粮食。有的公社出现了新‘ 发明’ :把地瓜秧子,苞米芯子,磨细了,经过发酵,做成发糕,说是营养丰富。为此,还开了多次现场会,让来参观的人品尝。都说好吃。其实,是掺了大量的米面和糖精做成的。”
  张敬怀仍然只是点头。
  卜奎继续说:“就说大跃进中这‘ 冲天’ 干劲吧,上面要求的是‘ 白天一片人,夜晚一片灯’‘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户户锁头看家’ ,这是‘ 五风’ 之一的‘ 命令风’ 造成的结果,也只是供人们参观的。参观团一来,农民喊着口号,脱光脊背,挥舞铁锹。参观的人一走,就躺下睡觉……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胡弄谁?”
  “你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张敬怀问了一句。
  卜奎说:“现在党中央不是又强调实事求是吗,国家、人民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不该总结点经验教训呀。别的我没有多想。”
  “你读过几年书?家境怎样?”
  “我家在农村,是贫农。勉强上了二年高中。没有毕业,因为家里再供不起,就退学种地了。我爱写个稿子什么的,在大跃进时,我头脑也发过烧。也写了一些有‘ 浮夸风’ 倾向的报导。成了省报的通讯员。后来被地区领导看上了,就把我调到地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到处采访,眼界宽了,见的多了,想的问题也多了。”
  “你都读过些什么书?”
  “读的不多。眼面前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该读的都读了。我还爱看些杂书,历史,文学,哲学等也读了一点点……”
  张敬怀感到他既没有谦虚,也不是自吹。
  这时,张敬怀忽然有了个想法:这个青年不失为一个秘书的好苗子。
  沉思了一刻:“是的,在大的地方,大的范围,你会看到更多的事情,眼界一宽,水平就会更快得到提高。”
  “是的。”
  “你想不想到省里?”张敬怀突然问了一句。
  “恐怕不行。”卜奎想了想说“一是水平不行,再就是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需要我照顾。三平地委离我们家近,我母亲养我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离开她。”
  “是个孝子!”张敬怀想。一个人如果不孝顺生自己养自己的父母,可以想见,他还能忠于国家、党和人民吗?张敬怀更喜欢这个卜奎了。但是他不能透露自己这个意思,像给他这样级别的干部配秘书,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还必须经过组织部门一系列的调查和考核。
  两人都沉默了好久,青年补充说:“张书记,我感到今天对您说的话,有些冒昧和不知道深浅……”
  “为什么?”
  “请张书记想一想,我才多大年纪?经过、见过多少世面?张书记不知道比我高明几十倍,几百倍,我竟然在张书记面前,说了这些话,实在太无自知之明了。”稍作停顿,又说“不过我讲的都是真话。”
  张敬怀说:“敢讲真话的人,水平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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