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倒是它来向他找依傍了。他又高兴又悲哀的听着那些无聊的，除了他以外谁也不感兴趣的唠叨，听着那平凡而没有欢乐的一生的，微不足道的，但鲁意莎认为极宝贵的回忆。他有时拿别的话打断她，怕她因回想而伤心，劝她睡觉。她懂得他的意思，便用着感激的眼神望着他说：“真的，这样我心里倒觉得舒服些；咱们再待一会儿罢。”
他们坐到深夜，等街坊上全睡熟了的时候方始分手。她因为胸中的郁积发泄了一部分，觉得松快了些；他因为精神上多了一重担负，有点闷闷不乐。
搬家的日子到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不点灯火的房间里比平时逗留得更久，一句话也不说。每隔一些时候，鲁意莎叹一声：“唉！天哪！〃克利斯朵夫提到明天搬场的许多小节目，想使母亲分心。她不愿意睡觉，克利斯朵夫很温和的催她去睡。但他自己回到房里，也隔了好久才上床。靠着窗子，他竭力透过黑暗，对屋子底下黑魆魆的河面最后望了一番。他听到弥娜花园里大树之间的风声。天上很黑。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一阵冷雨开始下起来了。定风针格格的响着。隔壁屋里有个孩子在啼哭。黑夜压在地面上，阴惨惨的教你透不过气来。破裂的钟声报出单调的时刻，一点，半点，一刻，在沉闷静寂的空气中叮叮噹噹，和屋顶上的雨声交错并起。
等到克利斯朵夫心中打着寒噤终于准备睡觉的时候，听见下一层楼上有关窗的声音。上了床，他想到穷人怀念过去真是件可悲的事：因为他们不够资格象有钱的人一样有什么过去；他们没有一个家，世界上没有一席地可以让他们珍藏自己的回忆：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苦恼，他们所有的岁月，结果都在风中飘零四散。
第二天，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把破旧的家具搬往新居。老地毯匠费休借给他们一辆小车和一匹小马，自己也过来帮忙。但他们不能把所有的家具带走，新租的房子比老屋窄得多。克利斯朵夫只能劝母亲把一些最旧最无用的丢掉。而这也费了好多口舌；她对无论什么小东西都认为很有价值：一张摆不起的桌子，一张破椅子，什么也不愿意牺牲。直要费休拿出他跟祖父老朋友的身分，帮克利斯朵夫一边劝一边埋怨；而这好人也了解她的痛苦，答应把这些宝贵的破东西存一部分在他家里，等他们将来去拿。这样，她才忍痛把它们留了下来。
搬家的事早就通知了两个兄弟，但恩斯德上一天回来说他没有空，不能到场；洛陶夫只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下；他看着家具装上车子，发表了一些意见，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他们在满是泥浆的街上出发了。克利斯朵夫拉着缰绳，马在泥泞的街面上滑来滑去。鲁意莎靠着儿子身边走，替他挡着雨。然后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把东西安顿下来。天上云层很低，半明半暗的日色使房间更阴沉了。要没有房东的照顾，他们简直心灰意懒，支持不住。等到车子走了，家具乱七八糟的堆了一地，天已经快黑了。克利斯朵夫母子俩筋疲力尽，一个倒在箱子上，一个倒在布包上，忽然听见楼梯上一声干咳，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于莱老头，他先郑重其事的表示打搅了他亲爱的房客很抱歉，又请他们下去一块儿吃晚饭，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满腹辛酸的鲁意莎想拒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高兴参与那种家庭的集会；但老人一再邀请，克利斯朵夫又觉得母亲第一晚搬来不应该老想着不快活的念头，便硬劝她接受了。
他们走到下一层楼，看见于莱全家都在那里：老人以外，还有他的女儿，女婿伏奇尔，两个外孙，一男一女，年纪比克利斯朵夫小一些。大家抢着上前，说着欢迎的话，问他们是否累了，对屋子是否满意，是否需要什么，一大串的问话把克利斯朵夫闹昏了，一句也没听懂；因为他们都是七嘴八舌，同时说话的。晚餐端了出来，他们便坐上桌子，但喧闹的声音还是照旧。于莱的女儿阿玛利亚立刻把街坊上所有的零碎事儿告诉鲁意莎，例如近边有哪几条街道，她屋里有哪些习惯哪些方便，送牛奶的几点钟来，她自己几点钟起床，买东西上哪几家铺子，她平时给的是什么价钱。她直要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才肯放松鲁意莎。鲁意莎迷迷忽忽的，竭力装做对这些话很注意，但她随便接了几句，证明她完全没有懂，使阿玛利亚大惊小怪的嚷起来，从头再说一遍。于莱老人却在那里对克利斯朵夫解释音乐家的前途如何艰苦。克利斯朵夫的另一边坐着阿玛利亚的女儿洛莎，从晚餐开始就没有停过说话，滔滔汩汩，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她一句话说到一半，气透不过来了，但又马上接了下去。无精打采的伏奇尔对着饭菜咕噜。这可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辩论。阿玛利亚，于莱，洛莎，都打断了自己的话加入论战，对红焖肉太咸还是太淡的问题争辩不休：他们你问我，我问你，可没有一个人的意见和旁人的相同。每人都认为别人的口味不对，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健全而合理的。他们为此竟可以辩论到最后之审判。
末了，大家在怨叹人生残酷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了。他们对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的伤心事很亲切的说了些动人的话，表示同情，称赞他们的勇敢。除了客人的不幸之外，他们又提到自己的，朋友的，所有认得的人的不幸。他们一致同意，说好人永远倒楣，只有自私的人和坏人才有快乐。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认为人生是悲惨的，空虚的，要不是上帝的意思要大家活着受罪，简直是死了的好。克利斯朵夫因为这些思想和他当时的悲观心理很接近，就很看重房东家里的人，而对他们小小的缺点视若无睹了。
等到他和母亲回到杂乱的房里，两人觉得又疲倦又抑郁，可不象从前那么孤独了。克利斯朵夫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因为疲劳过度和街上吵闹而睡不着觉。沉重的车子在外边过，墙壁都为之震动，下一层楼上全家都睡了，在那里打鼾：他一边听着，一边以为在这儿跟这些好人在一起，即使不能快乐，也可以减少些苦恼，——固然他们有点讨人厌，但和他受着同样的痛苦，似乎是了解他而他也自以为了解他们的。
他终于矇眬睡去，可是天方破晓就给邻人吵醒了，他们已经在开始争论，还有人拚命扳着唧筒打水，准备冲洗院子和楼梯。
乌斯多斯·于莱是个矮小的驼背老头，眼睛常带不安和郁闷的表情，红红的脸全是肉疙瘩与皱痕，牙齿都脱落了，乱七八糟的胡子，老是被他用手拈来拈去。他心地很好，为人正直，非常讲道德，从前和祖父也还投机。人家说他们很相象。的确，他们是同辈而在同样的礼教之下长大的；但他没有约翰·米希尔那样结实的体格，换句话说，尽管有许多地方两人意见相投，实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造成一个人的特点的，性情脾气比思想更重要。虽然人与人间因智愚的关系而有不少虚虚实实的差别，但最大的类型只有两种：一种是身体强壮的人，一种是身体软弱的人。于莱老人可并不属于前一流。他象米希尔一样讲做人之道，但讲的是另外一套；他没有米希尔那样的胃口，那样的肺量，那种快活的脸色。他和他的家属，在无论哪方面气局都比较狭小。做了四十年公务员而退休之后，他感到无事可做的苦闷，而在不曾预先为暮年准备好一种内心生活的老人，这是最受不了的。所有他先天的，后天的，以及在职业方面养成的习惯，都使他有种畏首畏尾与忧郁的气息，他的儿女多少也有些这种性格。
他的女婿伏奇尔是爵府秘书处的职员，大约有五十岁。他高大，结实，头发已经全秃，戴着金丝眼镜，脸色相当好，自以为闹着病；大概这倒是真的，虽然病没有象他所想的那么多，可是乏味的工作把他脾气弄坏了，终日伏案的生活把身体也磨得不大行了。他做事很勤谨，为人也不无可取，甚至还有相当教育，只是被荒谬的现代生活牺牲了。象多数当职员的人一样，他结果变得神经过敏。这便是歌德所说的〃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他很哀怜这种人，可是避之唯恐不及。
阿玛利亚的做人既不象她父亲那一套，也不象丈夫那一套。强壮，活泼，粗嗓子，她绝不哀怜丈夫的唉声叹气，老实不客气的埋怨他。但两人既然老在一起过活，总免不了受到影响；夫妇之间只要有一个闹着神经衰弱，不消几年两人很可能都变做神经衰弱。阿玛利亚虽然喝阻伏奇尔的叹苦，过了一会她可婆婆妈妈的比他自己更怨得厉害；这种从责备一变而为帮着诉苦的态度，对丈夫全无好处；他的无病呻吟给她大惊小怪的一闹，痛苦倒反加了十倍。她不但使伏奇尔看到他的诉苦引起了意外的反响而更害怕，并且她的心绪也搅坏了。结果她对自己那么硬朗的身体，对父亲的，对儿子的，对女儿的，也来无端端的发愁了。那简直成了一种癖：因为嘴里念个不停，她竟信以为真。极轻微的伤风感冒就被看得很严重，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揪心的题目。大家身体好的时候，她还是要着急，因为想到了将来的病。所以她永远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可是大家的健康不见得因之更坏；仿佛那种连续不断的诉苦倒是维持众人的健康的。每人照常吃喝，睡觉，工作；家庭生活也并不因之松弛下来。阿玛利亚光是从早到晚楼上楼下的活动还嫌不够，必需要每个人跟着她一块儿拚命；不是把家具翻身，就是洗地砖，擦地板，永远是一片叫喊声，脚步声，天翻地覆的忙个不停。
两个孩子，被这种呼来喝去的，谁也不让自由的淫威压倒了，认为低头听命是分内之事。男孩子莱沃那，脸长得漂亮而呆板，一举一动都是怪拘束的。女孩子洛莎，金黄头发，温和而亲切的蓝眼睛还相当好看；要不是那个太大而长相蠢笨的鼻子使面貌显得笨重，带点儿楞头楞脑的表情的话，她细腻娇嫩的皮肤跟那副和善的神气，还能讨人喜欢。她教你想起瑞士巴塞尔美术馆中霍尔朋的少女像：画的那个曼哀市长的女儿，低着眼睛坐着，手按着膝盖，肩上披着淡黄头发，为了她难看的鼻子神态有点发僵。洛莎可不在乎这一点，她的孜孜不倦的唠叨丝毫不受影响。人家只听见她成天尖着嗓子东拉西扯，——老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仿佛没有时间把话说完，老是那么一团高兴，不管母亲、父亲、外祖父气恼之下把她怎样埋怨；而他们的气恼并非为了她聒噪不休，而是因为妨碍了他们的聒噪。这般好心的人，正直，忠诚，——老实人中的精华，——所有的德性差不多齐备了，只缺少一样使生活有点儿趣味的，静默的德性。
克利斯朵夫那时很有耐性。忧患把他暴躁激烈的脾气改好了许多。和一般高雅大方而实际冷酷无情的人来往过后，他对那些毫无风趣，非常可厌，但对人生抱着严肃的态度的好人，更体会到他们的可贵。因为他们过着没有乐趣的生活，他就以为他们没有向弱点屈服。一旦断定他们是好人，认为自己应当喜欢他们之后，他就其他的德国人性格，硬要相信自己的确喜欢他们了。可是他没有成功，原因是这样的：日耳曼民族有种一相情愿的心理，凡是看了不痛快的事一概不愿意看见，也不会看见；因为一个人早已把事情判断定了，精神上得过且过的非常安静，决不愿意再让事情的真相来破坏这种安静，妨碍生活的乐趣。克利斯朵夫可没有这个本领。他反而在心爱的人身上更容易发见缺点，因为他要把他们整个儿的爱，绝对没有保留：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人的忠诚，对真理的渴望，使他对越喜欢的人越苛求，越看得明白。所以不久他就为了房东们的缺点暗中起恼。他们可并不想遮掩自己的短处，只把所有令人厌恶的地方全暴露在外面，而最好的部分倒反给隐藏起来。克利斯朵夫想到这点，便埋怨自己不公平，努力丢开最初的印象，去探寻他们加意深藏的优点。
他想法跟老于莱搭讪，那是于莱求之不得的。为了纪念从前喜欢他而夸奖他的祖父，他暗地里对于莱很有好感。可是天真的约翰·米希尔比克利斯朵夫多一种本领，能够对朋友存幻想；这一层克利斯朵夫也发觉了，他竭力想探听于莱对祖父的回忆，结果只得到一个米希尔的近于漫画式的，褪色的影子，和一些毫无意义的断片的谈话。于莱提到他的时候，开场老是千篇一律的这么一句：
“就象我对你可怜的祖父说的……”
于莱除了当年自己说过的话，其余一概没听见。
约翰·米希尔从前说不定也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友谊，往往只是为了要找个对手谈谈自己，痛快一下。但约翰·米希尔虽然那么天真的只想找机会高谈阔论，至少还有同情心，准备随时发泄，不管得当与否。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恨自己不是十五岁的少年，看不见下一代的奇妙的发明，没法和他们的思想交流。他有人生最可宝贵的一个德性：一种永久新鲜的好奇心，不会给时间冲淡而是与日俱增的。他没有相当的才具来利用这天赋，但多少有才具的人会羡慕他这种天赋！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的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
老于莱真正生活过的时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他当时也没有多少生气，留剩下来的自然更纤弱可怜。除了他从前的那一行和他的家庭生活，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知道。他对所有的事都抱着现成的见解，而那些见解还是他少年时代的。他自命为懂得艺术，却只知道几个偶像的名字，提到它们就搬出一套夸张的滥调；余下的都被认为有等于无，不足挂齿。人家和他说起现代艺术家，他或是充耳不闻，或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说极喜欢音乐，要克利斯朵夫弹琴。克利斯朵夫上过一二次当；但音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