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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新约·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玛特兰纳于耶稣葬后到墓上去，发见墓穴已空，回头看到一个人，以为是园丁，其实便是复活的耶稣。此处隐指一个人见到了真主而不认识。
他又回到外面的屋子，东翻翻，西找找，免得手足无措，觑空又对一动不动的克利斯朵夫望了一眼。他很想告诉他，他替他多么难过。但克利斯朵夫神色那么开朗，使乔治觉得说什么都不大得体。那时的情形仿佛倒是他需要人家安慰了。他怯生生的说了句：“我走啦。”
克利斯朵夫头也不回过来，只说：“再会吧，孩子。”
乔治走了，轻轻的带上了门。
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呆了好久。天已经黑了。他没有痛苦，没有思想，没有一个确切的形象。他好比一个困顿不堪的人，听着一阕模糊的音乐，并不想了解。赶到他弯着腰站起来，时间已经到了深夜。他望床上一倒，呼呼睡熟了。音乐继续在那里响着。
于是他看见了她，她，那个心爱的人……她对他伸着手微微的笑着说：
“现在你已经越过了火线。”
他的心溶化了。一片和气充塞着明星密布的空间，各个星球的音乐展开着它静止的，深沉的洪流……
他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极乐的境界却依旧存在，听到的话始终在那里，象遥远的微光。他下了床。一种无声无息的，神圣的热诚鼓动着他的心。
……现在我看到了，我的儿子，
在俾阿特利斯和你之间只有这堵墙壁……
可是他已经跨过了他和俾阿特利斯之间的墙壁。①
①俾阿特利斯为但丁终生倾慕的爱人，上引诗句见《神曲·净罪界》第二十七。
他一半以上的灵魂久已到了那一边。一个人越是生活，越是创造，越是有所爱，越是失掉他的所爱，他便越来越逃出了死神的掌握。我们每受一次打击，每造一件作品，我们都从自己身上脱出一点，躲到我们所创造的作品里去，躲到我们所爱的而离开了我们的灵魂中去。最后，罗马已经不在罗马了；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已经在身外了。在墙垣的这一边，只有一个葛拉齐亚把他留着。而她也去了……现在，痛苦世界的门已经给关上了。他心里非常兴奋的过了一个时期，不觉得再有什么束缚，不再等待什么，不再依靠什么。他解放了。斗争已告结束。走出了战场，他望着燃烧的荆棘在黑夜中熄灭了。它已经离得很远。荆棘的火光替他照着路的时候，他自以为差不多到了山顶。可是从那时期，他又走了多少的路，而山顶并不见得更近。现在他才知道，即使永远走下去，也到不了那里。但是一个人进了光明的区域而没有把所爱的人丢在后面，那末即使跟着他们永远走下去，你也不会觉得时间太久。
他闭门不出，也没有一个人来敲门。乔治把所有的同情一下子发泄完了：回到家里，放了心，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高兰德上罗马去了。爱麦虞限一点都没知道。他老是那么小心眼儿，不声不响的生着气，因为克利斯朵夫没有去回拜他。克利斯朵夫因此尽可以安安静静的和他心坎里的人作着无声的谈话；——从今以后，她象母腹中的婴儿一般不会再跟他分离的了。而他们的谈话又是多么动人，非言语所能形容，便是音乐也不大能表达出来。克利斯朵夫感情洋溢的时间，只能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的听着自己的心歌唱。或者他坐在琴前，让他的手指几小时的说着话。在这一个时期，他的临时即兴比一生任何时期为多。他不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写下来干吗呢？
过了几星期，他重新出门和大家相见：除了乔治以外，跟他亲近的人谁也没想到他那些经过的情形。临时即兴的习惯还保留了一些日子，往往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一天晚上，在高兰德家里，克利斯朵夫在琴上弹了差不多有一小时，他尽量的发泄，忘了客厅里都是些不相干的人。他们都不想笑他。这些惊人的即兴把大家听得皇皇然不知所措。连那般不懂其中意义的人，心里也难过极了；高兰德甚至含着眼泪……克利斯朵夫弹完了，突然转过身来，看到大家激动的情形，便耸了耸肩膀，大声笑了出来。
他到了一个境界，便是痛苦也成为一种力量，——一种由你统制的力量。痛苦不能再使他屈服，而是他教痛苦屈服了：它尽管骚动，暴跳，始终被他关在笼子里。
这个时期产生了他的最沉痛同时也是最快乐的作品。其中有《福音书》里的一幕，那是乔治一听就知道的：
“女人，你为什么哭？”
“因为有人把我主挪走了，不知道放在哪里。”
她说完之后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面前：而她不
知道就是耶稣。
——另外有一组悲壮的歌，依着西班牙的通俗歌谣写的，其中特别有一首情歌，凄怆的情调好比一朵黑色的火焰：
我愿成为那座埋葬你的坟墓，
使我的手臂可以永远抱着你。
——还有两阕交响曲，题目叫做《平静的鸟》和《西比翁之梦》。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的全集中，这两件作品是把当时音乐上所有最高的成就，结合得最完满的：德意志的那种亲切、深奥、富有神秘气息的思想，意大利的那种热情的曲调，法兰西的那种细腻而丰富的节奏，层次极多的和声，都被他融和在一起了。
这种从“生离死别的悲痛中发生的热情”，维持了两三个月。然后，克利斯朵夫怀着坚强的心，踏着稳实的步子，又回到人生的行列中去了。悲观主义的最后一些雾霭，苦修的心灵的灰暗之气，半明半暗的神秘的幻境，都被死亡的风吹开去。纷纷四散的乌云中显出一条长虹。天色更明净，好象被泪水洗过了似的，堆着微笑。这是山峰上恬静的黄昏。
第四部
潜伏在欧罗巴森林里的火开始往上冒了。这儿给你扑灭了，它在别处又烧起来。浓烟滚滚，火星四射，从这一处跳到那一处，燃着干枯的荆棘。在东方，前哨战揭开了国际战争的序幕。整个的欧罗巴，昨天还带着怀疑色彩而萎靡不振的，象死了的树林一般的，今天已经被大火包围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厮杀的欲望。战争随时可以爆发。你把它压下去了，它又抬头了。最无聊的借口也能成为它的养料。大家觉得受着偶然的支配，偶然就能发动争端。连一般最和气的人也感到事情不可避免了。那些理论家正扯着普鲁东的旗号讴歌战争，认为可以发挥人类最高的德性……
西方民族的身心复活，原来归结到这个结果！热情的行动与信仰，竟然把民族逼上了屠杀的路！要使这个乱冲乱撞的行动有个预定的，经过选择的目标，唯有一个拿破仑式的天才才能办到。但欧洲无论哪里都没有这种行动的天才。仿佛大家特意挑了一批最庸碌的人当家。人类的聪明不在这方面。——你只有听任那个带着你往前冲的巨潮摆布。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都是一样。欧罗巴的局势是普遍的紧张。
克利斯朵夫回想起那次跟皇皇不安的奥里维一同经历的，差不多一样紧张的情形。但那时战争的威胁不过象转瞬即逝的乌云。现在，威胁的影子可罩着整个的欧洲了。而克利斯朵夫的心情也改变了。他不能再参加这些民族的仇恨。他的心境正象一八一三年代的歌德：没有恨，怎么能厮杀？过了青春，又怎么能恨？他早已走出仇恨的区域。他对于这些相持不下的民族完全一视同仁，不分轩轾。各个民族的价值，对世界的贡献，他都认识清楚了。一个人在精神上到了相当程度，就“不再分什么民族，而对于邻族的祸福会感觉得象同胞的祸福一样亲切”。暴雨的乌云已经沉到你脚底下，周围只有天空，——“给鹏鸟飞翔的无边无岸的天空”。
然而有时候，克利斯朵夫也觉得四周的敌意有点儿难堪。在巴黎，大家表示得那么露骨，使他随时感到自己属于敌对的民族；便是他心爱的乔治也忍不住在他面前表白他对德国的心情，使他悲伤。于是他走开了，推说要看看葛拉齐亚的女儿，到罗马去住了一阵。但那边的环境也并不安静。民族主义的骄傲已经象瘟疫一般的蔓延到了，改变了意大利人的性格。那些素来被克利斯朵夫认为麻木而懒散的人，现在也只想着武功，想着战争，想着侵略，想着罗马的鹰隼在利比亚沙漠的上空飞翔；他们自以为回到了罗马帝国时代。最了①不起的是，各个对立的党派，社会党，教会派，保王党，都极真诚的受着这种狂热的感染，而并不以为反叛自己的主义。可见各个民族一旦被传染病式的热情扫荡之下，所谓政治，所谓人类的理智，都会变得无足重轻。那些热情还不屑于消灭个人的热情，只是利用它们，使一切都集中到同一个目标。在功业彪炳的时代，情形一向是这样的。亨利第四的军队，路易十四的内阁，那些建立法兰西的丰功伟业的先民，富于理智与坚于信仰的，和追求名利与享乐的一样的多。不论是扬山尼派还是好色之徒，是清教徒还是情欲强烈的人，在满足他们的本能的时候，连带也为共同的使命出了力。在将来的战争中，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一定都会参加；象他们国民议会时代的祖先一样，各人都深信这是为了求自己民族的幸福，为了求永久的和平……
（1）公元前一世纪时，利比亚为罗马帝国领地；一九一二年后，又曾沦为意大利的殖民地。
克利斯朵夫站在罗马耶尼居峰的平台上，带着嘲弄的笑容，眺望这个又杂乱又和谐的城市，正好象征山峰底下的世界：古时的废墟，巴洛克式的屋面，现代的建筑，虬结在一处的杉树与蔷薇，——各个世纪，各个作风，被聪明的头脑溶成一个坚固而连贯的整体。同样的，人类的精神会把它本身所具备的秩序与光明，照在纷争不已的世界上。
克利斯朵夫留在罗马的时期很短。这个城市给他的印象太强了，他有点儿害怕。要能利用这种和谐，他必须站得远远的；在这儿留下去颇有被吞没的危险，好似多少与他同种的人一样。——他不时上德国去住一下。但虽然德法二国的冲突迫于眉睫，结果还是巴黎永远在吸引他。那边有他当做儿子一般的乔治。而且他不但受着感情方面的影响，思想方面的理由对他也有作用。一个思想活跃的，热烈参预一切精神生活的艺术家，不容易再习惯德国的生活。并非那边缺少艺术家。而是艺术家在那边缺少空气。他们和自己的民族隔离了；大家对他们不感兴趣，都忙着别的事，或是社会方面的或是实际方面的。诗人们因为人家瞧不其他们的艺术，也就存着瞧不起人的心躲到他们的艺术中去了；他们一气之下，干脆把自己和群众生活的最后一些连系斩断，而只为了几个人写作。他们都是很有天分的，精练的，贫弱的小贵族，本身也分化为许多敌对的小组，在狭小的天地中喘不过气来；因为不能扩大范围，他们便拚命的往下挖，把泥土翻来翻去，直到把里头的精华吸尽为止。于是他们在一片混乱的梦境中迷失了，甚至不想把梦境彼此沟通。各人站在原位上在大雾中挣扎。没有一道共同的光明指引他们。各人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光明。
反之，在莱茵河那一边，每隔一些时候必有些集体的热情，群众的骚动，在艺术上面吹过。象巴黎被铁塔威镇着一样，照在欧洲平原上的也有那座永远不熄的灯塔，那个古典的传统，靠着几百年的辛苦与光荣培养起来而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的。它既没有把精神奴役，也没有加以拘束，只是指出了几世纪以来所遵循的大路，使整个民族都受到它的光明。德国的思想家象黑夜里迷失的鸟一般投向遥远的灯塔的，已经不止一个。可是把邻国多少慷慨的心引到法兰西来的那股声相求的力量，法国有谁想得到呢？伸手乞援而与政治的罪行毫不相干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而你们德意志的弟兄们看不见我们，没听见我们说着：“瞧，我们在这儿伸着手啊。不论什么谎言与仇恨，都不能教咱们分离。为了求我们精神的伟大，民族的伟大，我们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我们。我们是西方的一对翅膀，缺了一个就飞不起来。战争要来就来罢！咱们的手始终紧紧的握着，象兄弟般契合的心灵始终在一块儿飞跃。”
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他感觉到两个民族是怎样的相得益彰，也感觉到倘若彼此不相助的话，他们的精神，艺术，行动，又是怎样的残缺不全。他因为出身于莱茵河流域，正是两股文明合流的地方，所以从小就本能的感觉到它们需要联合一致，而他的天才一辈子都在无意中求两翼的平衡。他越富于日耳曼民族的梦想，便越需要拉丁民族的秩序与条理。法兰西对他显得那么可贵，就为了这一点；而他在法国也更加能认识自己，控制自己，保持自己的完整。
他能对付那些与他有害的成分，也能吸收与他不同的力量。一个元气旺盛的人健康的时候，能吞下所有的力量，连有害的在内，而且能把它们化为自己的血肉。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会觉得跟自己最不相象的成分倒反最有吸引力，因为其中可以找到更丰富的养料。
克利斯朵夫喜欢的倒是那些和他对立的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摹仿者的作品；——因为他也有了摹仿者，自命为他的信徒，使他大为懊恼。那是一批老实的，用功的，品德兼备的青年，对他很恭敬的。克利斯朵夫很愿意能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