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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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克里斯朵夫- 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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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味浓烈的枝条挂在隔邻的花园高头。远处矗立着红岩铺成的教堂的钟楼。时间是傍晚四点。园中已经罩着阴影。树巅和红色的钟楼还浴着阳光。克利斯朵夫坐在花棚下面,背对着墙,仰着头,从葡萄藤和蔷薇的空隙中望着清朗的天。他似乎才从恶梦中醒来。周围是一平静寂。一根蔷薇藤懒洋洋的挂在头顶上。忽然最好看的一朵花谢了,落英缤纷,在空中散开来,好比一个无邪的美丽的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的消逝了……这一下克利斯朵夫可哀痛之极,透不过气来,把手捧着脸哭了…… 
  钟声响了。从这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钟声相应……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等到抬起头来,钟声已止,夕阳已下。克利斯朵夫被眼泪苏解了,精神被冲洗过了,听见心头象泉水似的涌出一阕音乐,眼望着一钩新月溜上天空。他被一阵脚声惊醒之下,立刻回到房里,关了门,拴上了,让他音乐的泉源尽量奔泻出来。勃罗姆上来招呼他吃饭,敲敲门,推了几下:克利斯朵夫只是不理。勃罗姆从锁孔里张望,看见克利斯朵夫大半个身子起在桌上,四周堆满了纸,才放心了。 
  过了几小时,克利斯朵夫筋气力尽,走到楼下,发觉医生在客厅里一边看书一边等着。他过去把他拥抱了,请他原谅他来到这儿以后的行动,并且不等勃罗姆开口,自动把最近几星期中惊心动魄的事告诉了他。他跟医生提到这些,只有这么一次,而勃罗姆是否完全听清还是问题:因为一则克利斯朵夫的话没有系统,二则夜色已深,勃罗姆虽然非常好奇,也瞌睡死了。最后——(时钟已经敲了两点),——克利斯朵夫发觉了,便跟主人道了晚安分手。 
  从此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慢慢恢复了常规。那种一时的兴奋当然不能维持,他常常觉得很悲哀,但那是普通的哀伤,不致妨碍他的生活了。得活下去,是的,非活下去不可!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爱的人,受着忧苦侵蚀,心中存着死念,可是有一股那么丰满那么专横的生命力,便是在哀伤的言语中也会爆发,在他的眼睛,嘴巴,动作中间放射光芒。不过生命力的核心已经有条蛀虫盘踞了。克利斯朵夫常常会哀痛欲绝。他明明心里很安静,或是在看书,或是在散步:突然之间出现了奥里维的笑容,那张温柔而疲倦的脸……那好比一刀扎入了心窝……他身子摇摇晃晃,一边哼唧一边把手抱着胸部。有一次,他在琴上弹着贝多芬的曲子,跟从前一样弹得慷慨激昂……忽然他停住了,扑在地下,把头埋在一张椅子的靠枕里,喊道:“啊!我的孩子!……” 
  最苦的是觉得一切都“早已经历过了”。他老是遇到一些同样的姿势,同样的言语,同样的经验。什么都是熟识的,预料到的。某一张脸使他想起从前看到的另外一张脸,会说出—…(他敢预先断定),——而且真的说出,另外一个人说过的话;同样的人经历着同样的阶段,遇到同样的障碍,同样的消耗完了。有人说:“人生再没比爱情的重复更令人厌倦的了,”这句话要是不错,那末整个人生的重复不是更可厌吗?那简直会教人发疯。——克利斯朵夫竭力不去想它,既然要活下去就不能想,而他是要活下去的。这种自欺其人的心理教人非常痛苦:为了内疚,为了潜在的、压制不了的、求生的本能,而不愿意认清自己的面目!明知世界上没有安慰可言,他就自己创造安慰。明知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他偏创造生活的意义。他教自己相信应当活下去,虽然活不活跟谁都不相干。必要的时候,他还会对自己说是死了的朋友鼓励他活的。同时他知道这是把自己的话硬放在死者嘴里。人就是这么可怜!…… 
  克利斯朵夫重新上路,步子似乎跟以前一样的稳健了;他把心房关起来,不让痛苦闯进去。他不对别人提到他的痛苦,自己也避免和痛苦劈面相见:他好象很平静了。 
  巴尔扎克说过:“真正的苦恼在心灵深处刻了一道很深的沟槽,它似乎毫无动静,睡熟了,实际上却继续在腐蚀灵魂。” 
  凡是认识克利斯朵夫而能仔细观察他的人,看着他来来往往,弹奏音乐,有说有笑,——(他居然会笑了!)——一定会感到这个人虽然那么壮健,虽然眼里燃着生命之火,但精神上已经有些东西给摧毁了。 
  他和人生重新结合之后,就得找个生计。当然不是离开那个城市,瑞士是最安全的避难所;而且这样豪爽的主人,到哪儿去找呢?但他的傲迫使他不愿意加重朋友的负担。虽然勃罗姆竭力推辞,一个钱都不肯收,他却直要找到了几处教琴的事,能付一笔固定的膳宿费给了屋主,才觉得安心。那可不容易。他轻举妄动参加革命的事到处都有人知道,一般布尔乔亚家庭当然不愿意跟这个危险的,至少是古怪的,所以是“不相宜的”人打交道。然而他靠着自己在音乐界上的名片和勃罗姆的斡旋,居然踏进了四五个胆子大一些的,或是更好奇的人家。他们也许想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表示风雅,但另一方面照旧很小心的监视着他,使学生对老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勃罗姆家里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早上,各人干各人的事:医生出去看诊,克利斯朵夫出去教课,勃罗姆太太上菜市和教堂。克利斯朵夫到一点左右回来,大概总比勃罗姆早。勃罗姆不许人家等他吃中饭,所以克利斯朵夫跟年轻的主妇先吃。那在他绝对不是愉快的事,因为他对她毫无好感,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和她谈。她当然觉察人家对她的印象,可是听起自然,既不想注意一下修饰,也不愿意多用思想。她从来不先向克利斯朵夫开口。动作跟服装毫无风韵,人又笨拙,又冷淡,使一切象克利斯朵夫那样对女性的妩媚很敏感的男人望而却步。他一边想到巴黎女子的高雅大方,一边望着阿娜,不由得想道:“啊,她多丑!” 
  可是这并不准确;不久他发现她的头发,手,嘴,还有那双一看到他就闪开去的眼睛,都长得很美。但他心里对她的批评并不因之改变。为了礼貌,他勉强跟她搭讪,很费力的找些谈话的题目,她那方面又一点儿不合作。有两三次,他问她一些事,关于她的城市的,她的丈夫的,她本身的:可什么都问不出来。她只回答几句极无聊的话,努力装着笑容,而那种努力又使人不愉快:她笑得很不自然,声音很闷,说话断断续续,每句后面总带着难堪的静默。临了克利斯朵夫只得尽量避免跟她谈话;那也是她求之不得的。医生一回家,两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勃罗姆老是很高兴,大声嚷嚷,忙这个忙那个,非常俗气,心却是挺好。他能吃能喝,说个不停,也笑个不停。跟他在一起,阿娜还略微说几句;但他们俩谈的无非是所吃的菜和每样东西的价钱。有时勃罗姆取笑她对宗教的热心和牧师的讲道,她沉着脸,一声不出,就在饭桌上生气了。医生多半讲着他看病的情形,津津有味的描写某些可怕的病象;那种刻划入微,淋漓尽致的叙述,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气恼,拿饭巾丢在桌上,不胜厌恶的站起来,把医生看得乐死了;他立刻打断了话,一边笑一边道歉。可是下一餐上他又来了。这些医院里的笑话,似乎能够使麻木不仁的阿娜听了快活的。她会突然之间笑起来,而且是种狞笑,有些兽性的意味。实际上她对她所笑的事也许和克利斯朵夫同样的厌恶。下午,克利斯朵夫很少学生。医生跑在外面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往往和阿娜留在家里,可并不见面。各人干着自己的工作。最初勃罗姆要克利斯朵夫教阿娜弹琴,说她还有相当的音乐天分。克利斯朵夫要阿娜弹些东西给他听。她虽然不大高兴,却也不推三阻四,照例态度冷冰冰的,弹得非常机械,毫无表情:一切音符都是相等的,没有一点儿抑扬顿挫,为了翻谱,她会若无其事的把弹了一半的乐句停下来,然后再从容不迫的接下去。克利斯朵夫气坏了,不等曲子弹完就走掉,免得说出粗野的话得罪她。她可并不慌,声色不动的直弹到最后一个音,对于他的失礼毫无伤心或生气的表示,甚至也没十分留意。但从此他们之间再也不提音乐了。有几天下午,克利斯朵夫照例是出去的,倘若突然之间回家,就会发见阿娜在那儿练琴,冷冷的,毫无兴致,可是态度很固执,把同一乐节弹上四五十遍也不厌倦,也不兴奋。知道克利斯朵夫在家的时候,她从来不弄音乐。她的时间除了虔修之外,都花在家务上:缝这个,缝那个,监督女佣,特别注意整齐清洁。丈夫认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有点儿古怪,据他说是“象所有的女人一样”;但也“象所有的女人一样”很忠诚。关于最后这一点,克利斯朵夫心里不表同意,觉得勃罗姆的心理学太简单了;但反正是勃罗姆的事,想它干吗! 
  吃过晚饭,大家待在一起。勃罗姆和克利斯朵夫谈着话,阿娜做着活儿。由于勃罗姆的请求,克利斯朵夫又常常弹琴了,在临着园子的黑洞洞的大客厅内直弹到深夜,使勃罗姆在一旁听得出神……世界上不少人就是醉心于他们不懂的或完全误解的东西的,——他们也正因为误解而爱那些东西。克利斯朵夫不再生气;他一生已经遇到多少混蛋!但听到某些可笑的惊叹辞,也立刻停下,回到房里去了。勃罗姆终于猜到了原因,便竭力把声音压低。并且他音乐的胃口很快就会厌足,留神细听的时间不能连续到一刻钟以上:不是看报,便是打盹,不再打搅克利斯朵夫了。阿娜坐在屋子的尽里头,一声不出,膝上放着活计,似乎在那里工作;但她直瞪着眼,手指不动。有时她在曲子的半中间无声无息的出去了,不再露面。 
  日子这样一天天的过去。克利斯朵夫又有了精力。勃罗姆的过分的,但是真诚的好意,屋子里的清静,日常生活的有规律,特别丰富的日耳曼式的饮食,把他结实的身体给恢复了。肉体已经和以前一样的健康,但精神上还是病着。新长出来的气力只有加强骚乱的心绪,因为它始终不曾恢复平衡,有如一条装载不平均的船,受到一点极小的震动就会跳起来。 
  他完全孤独,跟勃罗姆谈不到精神上的相片,与阿娜的交际仅仅限于早晚的招呼,和学生又毫无好感可言:因为他公然表示,以他们的才具,最好还是放弃音乐。城里他一个人都不认得。而这也不完全是他的过失。固然他自从奥里维死后老是很孤独的呆在一边,但周围的人也根本不让他接近。 
  他住的那个古城起有些聪明强毅之士,但都是骄傲的特权阶级,自得自满,与外界不相往来的。他们是一般布尔乔亚的贵族,爱好工作,教育程度很高,可是胸襟狭窄,奉教非常热心,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自己的城市是最优秀的城市,沾沾自喜的厮守着他们分支繁衍的古老的家族。每一家规定好一个招待亲属的日子,余下的时间便门禁森严。这些实力雄厚的世家从来不想炫耀财富,彼此都是知道底细的:这就够了;别人的意见根本无足重轻。有些百万富翁穿得象小布尔乔亚一样,声音嘶嗄,讲着别有风趣的土话,天天一本正经的上公事房,即使到了连一般勤谨的人也要退休的年纪还是照常办事。太太们自命为精通治家之道。女儿是没有陪嫁的。有钱的父母要子女象自己一样辛辛苦苦的去挣他们的家业。日常生活过得非常节俭:那些巨大的财产有极高尚的用途,例如收藏艺术品,办美术馆,襄助社会事业。慈善机关和博物院常常收到数目很大的,隐名的捐款。这种又伟大又可笑的现象都是属于另一时代的。大家只知道有自己,似乎不知道外边还有别的世界。其实为了商业关系,为了交游广阔,为了教儿子们到远方去游学,他们对外边的世界很熟悉。可是无论什么出名的东西,无论哪个国外的名流,在他们心目中一定要经过他们认可之后才算成立。他们对自己的社会也管束极严,互相支持,互相监督。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集体意识,凭着一致的宗教观念与道德观念,把个人的许多不同点——在那些性格刚强的人身上特别显著的不同点——给遮掉了。每个人都奉行仪式,都有信仰。没有一个人敢有一点儿怀疑,即使怀疑也不愿意承认。你休想掏摸他们的心事:因为知道受着严密的监视,谁都有权利窥探别人的心,所以他们格外深藏。据说连那些离开乡土而自以为独立不羁的人,一朝回到本乡,照旧会屈服于传统,习惯,和本城的风气:最不信仰的人也不得不奉行仪式,不得不信仰。在他们眼里,没有信仰是违反天性的,没有信仰的人是低级的,行为不端的人。只要是他们之中的一分子,就决不能回避宗教义务。不参加教礼等于永远脱离自己的阶级。① 
    
  ①此处所称宗教均指基督新教。瑞士最普遍的宗教是新教。 
  这种纪律的压力似乎还嫌不够。那些人在本身的阶级里头还觉得彼此的连系不够密切,所以在大组织中间又造成无数的小组织,把自己完全束缚起来。小组织大概有好几百个,而且每年都在增加。一切社会活动都有团体:有为慈善事业的,为虔修的,为商业的,为虔修而兼商业的,为艺术的,为科学的,为歌唱的,为音乐的;有灵修会,有健身会,有单为集会而组织的,有为了共同娱乐的,有街坊联合会,有同业联合会,有同等身分的人的会,有同等财富的人的会,有同等体重的人的会,有同名的人的会。据说有人还想组织一个不隶属任何团体的人的团体,结果这种人不满一打。 
  在这城市、阶级、团体三重束缚之下,一个人的心灵是给捆住了。无形的压力把各种性格都约束了。其中多半是从小习惯的,——从几百年来就习惯的;他们认为这种压迫很卫生;倘若有人想摆脱,就是不合体统或不健全。看到他们心满意足的笑容,谁也想不到他们心里有什么不舒服。但人的天性也要报复一下的。每隔相当时候,必有几个反抗的人,或是倔强的艺术家,或是激烈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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