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共和国竟允许有这种交易吗？你们说人是自由的。实际上你们却是在拍卖思想。”
“你已经取得了代价，”哀区脱回答。
“是的，三十生丁，”克利斯朵夫说。“拿回去罢。”
他在袋里掏着，想拿出三百法郎来还给哀区脱，可是拿不出。哀区脱微微笑着，带着轻蔑的神气。这笑容使克利斯朵夫愈加有气。
“我要我的作品，”他说，“我向你赎回来。”
“你没有赎回的权利，”哀区脱回答。“可是我素来不愿意勉强人，只要能赔偿我的损失，我答应你赎回。”
“好罢，就是为此而要把我自己卖掉也行。”
哀区脱在半个月以后提出的条件，他毫不争论的接受了。他发了傻劲，决意收回全部作品的出版权，代价是比他从前的收入多出五十倍，虽然这赔偿的数目不能说夸张：因为那是哀区脱根据实际的利润精密计算出来的。克利斯朵夫一时没法偿付，而这也早在哀区脱意料之中。他并不想打击克利斯朵夫，认为以艺术家而论，以一个普通人的人格而论，他比任何青年音乐家都值得重视；但他要给克利斯朵夫一个教训：他绝对不容许人家干涉他权利以内的行动。并且那些契约的规则不是他定的，而是当时通行的；所以他觉得很公平。此外他还真心相信，那些条文对作家的好处并不亚于对出版家，出版家更懂得推广作品的方法，不象作家那样拘泥着一些感情问题，——这种顾虑不用说是很高尚的，但究竟和他真正的利益背道而驰。他决意要教克利斯朵夫成功，可是要照他的方式，要克利斯朵夫完全听他摆布才行。他要使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不要他帮忙也没这么容易。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协定：如果六个月以内克利斯朵夫不能赔偿损失，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就完全归哀区脱所有。显而易见，在那个期限之内，克利斯朵夫连这笔款子的四分之一都不见得能凑起来。
可是他一味固执，把多么可纪念的屋子退租了，另外租了一所便宜的，卖掉了好多东西，——他很奇怪的发觉竟没有一件值钱的，——借着债，求助于好心的莫克，不幸他那时期病交加，闹着关节炎，没法出门。他又去找别的出版家，条件到处都和哀区脱的一样不公平，有的甚至还不愿意接受。
那时正碰上音乐刊物对他攻击最猛烈的时期。巴黎某一份大报对他特别凶狠，一个不署名的编辑拿他当做该打的孩子：没有一星期不在“回声”栏内写些诬蔑的文字把他形容得非常可笑。另外一个音乐批评家再来跟那位不露面的同事唱双簧：任何细微的借口都可以使他发泄一下残暴的兽性。这还不过是第一战役：他预告过几天再来一个彻底的歼灭战。他们不慌不忙，知道任何确凿的指控对群众的效果还不及反复不已的讽示，便象猫儿耍弄耗子一样的耍弄克利斯朵夫，把每篇文字寄给他。他虽抱着鄙夷不屑的态度，也不免因之痛苦。然而他始终缄默，不去答复那些侮辱，——（即使他要答复，也不一定能够），——只固执着为了无益的、过分夸大的自尊心，跟他的出版家奋斗。他为此损失了时间，精力，金钱，同时又损失了他唯一的武器，因为他意气用事，不愿意让哀区脱再为他的音乐作宣传。
突然，一切改变了。报上预告的文字始终没发表。对群众的讽示也静默下来。攻击忽然停止了。不但如此：两三星期以后，那份日报的批评家还借着偶然的机会写了几行赞美的文字，似乎证实他们已经讲和了。莱比锡一个有名的出版商有信要求承印他的作品，契约的条件对作者很有利。一封盖有奥国大使馆印章的恭维信，向克利斯朵夫表示很愿意在使馆的庆祝会中演奏他的曲子。克利斯朵夫所赏识的夜莺也被请去演奏。这样以后，夜莺立刻被德意两国侨居巴黎的贵族邀请。有一回克利斯朵夫也不能不出席这一类的音乐会，居然受到大使热烈的招待。可是只谈了几句话，他就知道这位主人并不懂得音乐，对他的作品茫无所知。那末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感是从何而来的呢？似乎有一个人在暗中照拂他，替他排除障碍，替他开路。克利斯朵夫探问之下，大使提到克利斯朵夫的两位朋友，说裴莱尼伯爵和伯爵夫人对他非常钦佩。克利斯朵夫连这两个姓氏都没听到过；而在他到使馆去的那晚，也没机会见到他们。他并不一定要认识他们。这个时其他对所有的人都觉得厌恶，对朋友也象对敌人一样的不信任。他认为友和敌都同样靠不住，只要吹过一阵风，他们就会改变的；我们不应当依赖他们，而应当象那位十七世纪的名人所说的：
“上帝给了我朋友；又把他们收回去了。他们把我遗弃。我也把他们丢了，从此只字不提。”
自从他那天离开了奥里维的屋子，奥里维再没消息给他；他们之间似乎一切都完了。克利斯朵夫不想再交新朋友，以为裴莱尼伯爵夫妇也是那些自称为他的朋友的时髦人物，所以完全不想跟他们见面，倒反有心躲避他们。
不但如此，他还想躲避整个的巴黎。他需要在亲切而孤独的环境中隐遁几个星期。啊！要是他能够到故乡去静修几天的话，——只要几天就行了！这种思想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欲望。他要再见他的莱茵，他的天空，埋着他的亡人的土地。他非要重见一次不可。但那是有被捕的危险的：从他亡命以来，通缉令始终没撤销。可是他觉得，为了要回去，哪怕只是回去一天，他什么傻事都会做出来的。
幸而他和一个新的保护人提到这个心愿。德国使馆有个青年随员，在某次演奏他作品的晚会中遇到他，说他的祖国对于一个象他那样的音乐家一定是很得意的，克利斯朵夫很心酸的回答：“不错，祖国为了我得意极了，甚至于让我死在国门外面而不许我进去。”
年轻的外交官要他把原因解释了。过了几天，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对他说：
“上面有人关切你。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物，有权使那个通缉令暂时不生效力的人，知道了你的情形，很表同情。我不知道你的音乐怎么会使他喜欢的；因为——（我们之间不妨老实说）——他趣味并不高明，但是个聪明人，心很好。他此刻虽不能马上撤销你的通缉，但倘若你想回去两天，看看你的家属的话，地方当局可以装聋作哑。这儿是一张护照。你到的时候跟离开的时候教人家验一验。诸事小心，别引起人家的注意。”
克利斯朵夫又见到了一次故乡。依照人家答应的期限，他耽了两天，只跟乡土和埋在乡土里的人叙了一番旧话。他看到了母亲的坟。草长得很长，但鲜花是新近供上的；父亲跟祖父肩并肩的长眠着。他坐在他们脚下。墓背后便是围墙，高头是一株长在墙外凹陷的路上的栗树的树荫。从矮墙上望过去，可以看到金黄色的庄稼，温暖的风在上面吹起一阵柔波，太阳照着懒洋洋的土地；鹌鹑在麦田里叫，柏树在墓园上面簌簌的响。克利斯朵夫自个儿在那里出神，心非常安静：双手抱着膝盖坐着，背靠着墙垣，望着天。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啊，一切多单纯！他仿佛就在自己家里，和亲人在一块儿。他和他们挨得很近，手握着手。这样的过了几小时。傍晚，沙子起的走道上忽然有脚步的声音。守墓的人走过，对坐在地下的克利斯朵夫望了望。克利斯朵夫问那些花是谁供的。那人回答说是普伊农庄上的主妇，每年总得上这儿来一二次。
“是洛金吗？”克利斯朵夫问。
他们就此攀谈起来。
“你是儿子吗？”园丁问他。
“她有三个儿子呢，”克利斯朵夫回答。
“我说的是汉堡的那一个。其余两个都没出息。”
克利斯朵夫的头微微望后仰着，一动不动，不作声了。太阳下山了。
“我要关门了，”园丁说。
克利斯朵夫站起来，和他在墓园中绕了一转。园丁带他去看他住的地方。克利斯朵夫在那里停了一会，看看死者的留名。啊，多少熟人的名字都在这儿了！老于莱，——于莱的女婿，——还有他童年的伴侣，和他玩耍的小姑娘，——最后有一个名字使他心中一动：阿达！……大家都得到安息了……
晚霞如带，铺在平静的天边。克利斯朵夫走出墓园，在田野里溜达了好久。星都亮起来了……
第二天他又去，在老地方消磨了一个下午。但上一天那种恬静的心境变得活跃了。心中唱着一支无愁无虑的快乐的颂歌，他坐在墓栏上把那支歌用铅笔记上小册子。一天又这样的过去了。他觉得自己在当年的小房间里工作，妈妈就在隔壁。写完了歌，要动身的时候，——已经走了几步，——他忽然改变主意，回来把小册子藏在草里。天上滴滴答答的下了几点雨。克利斯朵夫想道：
“不久那就得化为泥土。好罢！……我这是给你一个人的，不是给别人的。”
他又看到了河，看到了熟悉的市街：情形跟从前大不同了。城门口，在废弃的濠沟的走道上，有个小小的皂角树林，他以前看着种起来的，现在占了很大的地方，把老树都挤塞了。沿着特·克里赫家花园的围墙走去，他还认得那根界碑，小时候爬在上面眺望园子的；他不胜奇怪的发见：那条街，那道墙，那个花园，都变得狭小了。在铁门前面，他停了一会，等到继续望前走的时候，恰好有辆车经过；他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一个鲜艳的，肥胖的，得意扬扬的少妇，好奇的在车中打量他。接着她惊讶的叫了一声，做了个手势教车子停下，喊道：“是克拉夫脱先生吗？”
他停住了脚步。
她笑着说：“我是弥娜呀……”
他迎上前去，心里差不多象初次遇到她的时候一样的①慌乱。和她一起有位高大秃顶，胡须望上翘起的，志得意满的男子，她介绍说是“法官洪·勃龙罢哈先生，”——她的丈夫。她要克利斯朵夫到她家里去。他想法推辞。但弥娜一味嚷着：“不，不，一定要来，还得在我们家吃晚饭。”
①参阅卷二：《清晨》。——原注
她说话又响又急，不等克利斯朵夫问，就把自己这几年的情形统统讲了出来。克利斯朵夫被她的大声叫嚷闹昏了，只听到一半，只管望着她。啊，啊，这便是他的小弥娜！她长得结实，丰满，皮肤挺好，颜色象蔷薇似的，但线条都松了，尤其是那个丰腴的鼻子。姿势，态度，风韵，都和从前一样；唯有身材变了。
她老是说个不停，和克利斯朵夫讲着她过去的历史，她的私事，讲着她爱丈夫和丈头爱她的方式。克利斯朵夫听了很窘。她却非常乐观，没有一点儿批评精神，觉得——（至少在当着别人的时候），——她的城市，她的屋子，她的家庭，都胜过别的城市，别的屋子，别的家庭。她在丈夫面前说丈夫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最伟大的男子”，在他身上有“一股超人的力量”。而那“最伟大的男人”一边笑着一边拍拍弥娜的腮帮，和克利斯朵夫说她是“一个了不得的贤慧的太太”。这位法官似乎知道克利斯朵夫的事，决不定对他应该表示敬意还是轻蔑，既然一方面他还有旧案未了，另一方面又有大老庇护；结果他决定参用这两种态度。弥娜可老是滔滔不竭的说着，对克利斯朵夫说了一大堆关于自己的事，又转过话题来提到他了；她问他这个那个，内容的亲密恰好象她的自白一样，因为她刚才的叙述就是对他并未提出而由她自己假想出来的问题的答复。她能重新见到克利斯朵夫，真是高兴极了；她对他的音乐一无所知，可是知道他已经成名，觉得自己被他爱过——（而被她拒绝）——是很可以得意的，便在说笑之间提到那件事，也不管措辞的雅俗。她要他在纪念册上签名，紧钉着盘问他巴黎的情形。她对这个城市所表示的好奇心，正好跟她的轻蔑相等。她自称为认识巴黎，去过歌舞剧场，歌剧院，蒙玛德尔，圣·格鲁。据她说来，巴黎女子都是些淫娃荡妇，毫无母性，只希望孩子越少越好，有了也置之不问，把他们丢在家里而自己到戏院与娱乐场所去。她绝对不允许人家表示异议。晚上，她要克利斯朵夫在琴上奏一阕。她觉得妙极了，但心里认为丈夫的琴和克利斯朵夫弹得一样高明。
克利斯朵夫很高兴见到弥娜的母亲，特·克里赫太太。他暗中老是感激她，因为她以前待他很好。她此刻心地还是那样慈悲，并且比弥娜更自然，但对克利斯朵夫永远带点取笑的态度，那是他从前为之气恼的。她和他当年离开她的时候完全一样，喜欢着同样的东西，觉得一切都很好，也不可能有另一种面目。她把以前的克利斯朵夫和今日的克利斯朵夫相比之下，还是更喜欢小时候的克利斯朵夫。
除了克利斯朵夫，克里赫太太周围的人一个也没改变思想。死起沉沉的小城，眼界的狭窄，使他受不了。那晚上有一部分的时间，主人们都在说他不认识的人的坏话。他们老注意着乡邻的可笑，把凡是跟他们不同的地方都叫做可笑。这种恶意的好奇心，永远关切着一些无聊的事，终于使克利斯朵夫非常难受。他提到自己在外国的生活，但立刻感到他们是没法领会这种法国文明的。过去他讨厌这种文明，现在回到本国来，倒是他代表这文明而觉得它可贵了；——自由的拉丁精神的第一条规律是了解：不惜把“道德”牺牲了去换取“尽量的了解”。在那些主人们身上，尤其在弥娜身上，他重新发见以前伤害过他而他已经忘了的那种骄傲，——从弱点上来的、也是从德性上来的骄傲，——只知道守本分而没有一点慈悲心，以自己的德性来傲视别人：凡是自身没有的缺陷，他们都瞧不起；最重要的是体统，“不合常规”的优越都是要不得的。弥娜心平气和的，俨然的，相信自己永远不会错；批判别人的时候用的老是同样的尺寸，她不愿意费心去了解他们，只知道关切自己。她的自私染上了一层模糊的玄学色彩，无论什么都离不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