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外国人，但说不清是俄罗斯人还是比利时人。其实他是法国北方人，早已不是什么革命党，但还保存着过去的声名。参加过一八七一年的暴动，判了死刑，不知怎么逃过了，他十多年来走遍了欧洲。在巴黎骚动的时期和以后，在亡命的时期和回来以后，在从前的同志而现在握了政权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党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的丑事，便退出党派，心平气和的守着他清白的、可是一无用处的信念。他书看得很多，也写些带点煽动性的书，领导着——（据人家说）——印度和远东那一带的无政府运动，从事于世界革命，也从事于同样含有世界性而意义比较温和的研究工作：他要创造一种为普及音乐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语。他跟公寓里的人都不来往，遇到了仅仅是挺有礼貌的招呼一下。他对克利斯朵夫倒肯说几句他记载音乐的新方法。但这是克利斯朵夫最不感兴趣的：用什么符号来表示思想，他认为无足重轻；不管是哪一种语言，他都能运用。那位学者可毫不放松，又温和又固执的解释自己的学说；至于他其余的事，克利斯朵夫一点都没法知道。所以在楼梯上碰见他的时候，他只注意那老跟着他的女孩子：她长着淡黄头发，黄眼睛，苍白的脸，血色很不好，侧影很难看，身体很娇，病容满面，没有多大表情。他跟大家一样以为她是华德莱的女儿，其实是个孤儿，父母都是工人阶级；华德莱在她四五岁时父母染疫双亡之后把她抱养过来的。他对一般贫苦的儿童喜爱到极点，那简直是他的一种神秘的温情，象梵桑·特·保尔①的一样。因为不信任一切官办的慈善机关，也明白一般慈善团体的内容，所以他的救济事业是独自做的，瞒着别人，觉得另有一种愉快。他学了医，预备帮助人家。有一天他进到街坊上一个工人家里，看见有人病着，便给他们医治；他原来有些医药常识，此后更设法补充。看到儿童受苦在他是最受不了的。等到他替这些可怜的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脸上重新浮起苍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极了，心都化开了。这是他尘世的天堂，而平时受他照顾的人给他的麻烦，他也忘了；因为他们难得感激他。门房的女人看到多少肮脏的脚踏上楼梯，常常气恼之极，说些尖刻的抱怨的话。房东对于这些穷苦工人——在他眼中就等于无政府党——的进进出出很不放心，对华德莱啧有烦言。他想搬家，又舍不得：他有些小地方很古怪，脾气又温和又固执，竟不把人家的话放在心上。
①梵桑·特·保尔为十七世纪时圣者，以救济孤儿著称于史。
克利斯朵夫因为喜欢那女孩子，才得到华德莱一点信任。对孩子的爱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点。克利斯朵夫每次遇到那小姑娘，心里总不舒服，觉得她的相貌跟萨皮纳的小女儿有些相象。萨皮纳不但是他初恋的对象，她那个昙花一现的影子，那种幽静的风度，至今还藏在他心里。所以他很关切这个从来不跑不跳，脸色惨白的女孩子：她不大有声音，也没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老是孤零零的，静悄悄的，玩些没有动作没有声响的游戏，拿着个玩具的娃娃或一块木头之类，嘴唇轻轻的动着，自己编些故事。她对人又亲热又冷淡，有点儿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但她的义父并没觉察，只知道一味的爱她。其实这种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便是在我们亲生的儿女身上也不免。克利斯朵夫想把工程师的两个女孩子介绍给她。但哀斯白闲与华德莱双方都客客气气的，坚决的，谢绝了。这些家伙似乎非活埋自己，各自关在笼里不可。充其量，他们只能勉强相助；但各人心中还怕人家疑心是他自己要人帮忙；并且双方的自尊心和困难的境况都不相上下，所以谁也不愿意先有表示。
三楼上的大公寓差不多永远空着。房东把它留作自用，可是从来不住的。他以前是个商人，等到财产挣到了预定的数目，就把业务结束了。一年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在巴黎；冬天在东南海滨的一个旅馆里避冬，夏天在诺曼底一个海水浴场上避暑，靠利息过日子，不花什么大钱，光看着别人的奢华也就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象那些奢华的人一样过着空虚无益的生活。
贴邻那个较小的公寓是租给没有孩子的亚诺夫妇的。丈夫年纪在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当着中学教员，整天忙着上课，温课，抄写，腾不出时间来写他的博士论文，终于放弃①了。比他年轻十岁的妻子，人很和气，极度的怕羞。两人都很聪明，博学，夫妻感情很好；可是他们一个熟人都没有，从来不出去走走：丈夫是为的太忙，妻子是为的太闲。但她是个贤德的女人，竭力压着愁闷，尽量找事做，不是看书，就是替丈夫预备笔记，誊清笔记，补衣服，做自己的衣服帽子。她很想不时去看看戏；可是亚诺没有兴趣：晚上他太累了。于是她也就算了。
①法国制度，大学毕业生欲得博士学位，尽可于就业后几年中提出。
他们俩最大的乐趣是音乐。那是他们极喜欢的。他不会弹琴，她会弹而不敢弹；她要是在人前演奏，哪怕在丈夫面前，也会象初学的小姑娘。但便是这么一点儿对他们已经足够了。格路克，莫扎特，贝多芬，都是他们的朋友；那些音乐家的生气，他们连细枝小节都知道，非常同情他们的痛苦。还有一块儿看些美妙的书也是一桩乐事。但现代的文学作品中，这一类的好东西太少了：作家对于一般不能替他们增加声名、金钱、快乐的读者是不放在心上的；而这批在社会上不露面的谦卑的群众，就从来不写什么文章，只知道不声不响的爱好。这道艺术的光，在那些老实与虔敬的心中差不多有种神圣的意味，足以使他们过着和起的，相当快乐的生活，虽然有些悲哀，——（那也并不冲突），——虽然非常孤独，而且也受过人生的伤害。他们俩的人品都远过于他们的地位。亚诺先生气有思想，但既没空闲，也没勇气把它写下来。发表文章或出书都是太麻烦了，犯不上的，那完全是不必要的虚荣。他认为和他敬爱的思想家相形之下，自己太渺小了。他太爱好美妙的艺术品，不愿意再去〃制造艺术〃，觉得这种志愿狂妄可笑。他以为自己的职务是推广艺术品的流传，所以只管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学生：将来他们会写出书来的，——当然不会提到他罗。——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舍得买书。穷人总是最慷慨的：他们自己掏出钱来买，有钱的人却以为不能白到手书是有失面子的事。亚诺为了买书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这是他的弱点，他的癖。他为之很不好意思，常常瞒着太太。可是她并不埋怨，她也会这样作的。——夫妇俩老是有些美妙的计划，预备积一笔款子去游历意大利，——那可永远是梦想了，他们也很明白，笑自己不会积蓄。亚诺很知足，觉得有这样一个心爱的妻子，再加自己勤劳的生活与内心的喜悦也就够了；难道对她会不够吗？——她说：是的，够了。她可不敢说出来，要是丈夫有点名片，使她沾些光，把她的生活给照耀一下，让她有些舒服的享受，岂不更好！内心的欢乐固然很美，但外面的光彩也能给你很大的喜悦……然而她一声不出，因为胆小；并且她知道即使他想求名，也没有把握：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更遗憾的是没有孩子。这一点，两人也藏在肚里不说，倒反因之更相爱，似乎这一对可怜的人互相要求原谅。亚诺太太心极好，非常殷勤，很乐意和哀斯白闲太太来往，可是不敢：因为人家没有表示。至于结识克利斯朵夫，那是夫妇俩求之不得的：他遥远的乐声早已把他们听得入了迷。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首先发动，以为那是太唐突了。
住二楼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韦尔夫妇。这一对有钱的犹太人，无儿无女，一年倒有六个月住在巴黎乡下。虽然他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年——（这完全是住惯的缘故，因为他们很容易找一个跟他们的财富更相称的屋子），——却老是象过路的外方人，从来不跟邻居交谈一句话，人家关于他们的事也不比他们第一天搬来的时候知道得更多。这一点可不能成为不受批评的理由。正是相反：他们不讨人喜欢；当然他们也绝对不想讨人喜欢。其实他们的为人倒值得人家多知道一些：夫妇俩都是好人，而且绝顶聪明。六十岁左右的丈夫是一个亚述考古学家，为了中亚细亚的发掘享有盛名；象许多犹太人一样，他头脑开通，兴趣极广，决不以自己的专门学问为限；他平时注意着无数的事：美术，社会问题，一切现代思想界的运动。可是这些都控制不了他的精神，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学问都有意思，可没有为了任何一门入迷。他很聪明，太聪明了，太不受拘束了：这一只手建造起来的东西，老是预备用另一只手毁掉；因为他建设得很多，又有事业，又有理论，的确是精力过人。由于习惯，由于精神上需要活动，所以他虽不信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用处，依旧不声不响的，极有耐性的，在学问方面下苦功。不幸他生在有钱的人家，没机会认识为生存而斗争的意义；并且自从他在近东做了几年发掘工作而感到厌倦之后，就没有接受任何公家的职位。但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还是头脑很清楚的关切当前的问题，关切一些实际而立刻可以实行的社会改革，法国学校教育的改善等等。他宣传思想，倡导潮流，推动那些大规模的文化机构，可是不久他就厌倦了。好几次，人家根据他的论点而发起了一个运动，他却极尽尖刻的批评这个运动，使那般受他鼓动的人大为惊骇。他并非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他生来是神经质的，喜欢挖苦的，锐利无匹的目光一看到人物和事情的可笑就忍俊不禁。既然世界上连最好的事，最好的人，在某一角度上看或是在放大镜下看，也难免有可笑的地方，他的嘲弄的心情也就不容易抑制了。这种脾气当然不能帮助他结交朋友。他心里却极想给人家一点好处，事实上也这么做；人家并不感激他；便是受到恩惠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显得可笑，也不能原谅他。他不能多见人，否则就没法爱他们了。他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也没有那种自信可以当愤世嫉俗的角色。他一方面取笑社会，一方面在社会面前觉得胆小，同时心里还不敢断定社会一定是错的，自己一定是对的。他避免显得和别人过分的不同，竭力想教自己的态度与表面上的见解跟别人一样，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的要批判他们，对一切夸大的，不自然的现象感觉得太清楚了，而且又不会隐藏他厌恶的心理。第一，他对犹太人的可笑，感觉特别灵敏，因为对他们认识更清楚；其次，虽然他胸襟旷达，不承认种族的界限，但别个种族的人往往用这个界限来限制他。——同时，不管行事如何，他和这个基督教的思想界也格格不入。为了这许多原因，他孤傲自处，只管埋头工作，深深的爱着他的妻子。
最糟的是连这位妻子都免不了受他讽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喜欢活动，愿意帮助人家，老在那里做着慈善事业；性格远没有丈夫的复杂，极有意志，极有责任观念，——这观念虽有些顽固，抽象，可是标准很高。没有孩子，没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没有热烈的爱情：她相当凄凉的一生全部建筑在道德信仰上，这信仰其实只是需要信仰的意志促成的。丈夫善于讥讽的天性，自然把她信仰中间自骗自的成分觑破了，不由得要拿她开玩笑。他的个性是许多矛盾混合起来的。他对责任所抱的观念，标准也不亚于他妻子的，同时又铁面无情的需要分析，批评，不受蒙蔽，把她的道德信仰一起起的支解。殊不知这种行为是毁掉了妻子的立足点，消磨了她的勇气。当他发觉的时候，他比她更痛苦；可是祸已经闯下了。虽然如此，他们俩依旧相爱，工作，行善。但妻子的冷淡尊严的态度，不比丈夫喜欢讽刺的脾气更得人心；既然两人都很高傲，不肯宣布自己做的善事，也不肯宣布行善的意愿，大家就把他们的老成持重认为淡漠无情，把他们的孤独认为自私自利。而他们愈觉得别人对他们抱着这种观念，便愈不愿意设法去破除这观念，犹太人多半是粗鄙冒失的；相反，这对夫妇却为了过于持重——骨子里是藏着许多高傲的成分——而吃了亏。
比小花园高出几个石级的底下一层，住着一个退职的炮兵军官夏勃朗少校，以前是属于殖民地部队的。这个还年轻而强壮的军人，在苏丹和马达加斯加有过光荣的战绩，不知怎么突然把一切都丢了，住到这儿来，再也不提军队二字，整天翻着花坛，吹着笛子，——可是技巧永远没有进步，——骂骂政治，把他疼爱的女儿埋怨几句。她是个三十岁的女子，不十分美，但很可爱，很孝顺，为了侍奉父亲而没有出嫁。克利斯朵夫起窗眺望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们，当然是更注意那个女儿。她下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不是缝东西，便是胡思乱想，或是收拾园子，高高兴兴的和一天到晚叽咕的父亲做伴。她用着安静清脆的声音，和善的语气，回答他的抱怨。他却老是在小径上迈着细步走来走去；过了一会，他进去了；她便坐在园子里的凳上，几小时的缝着东西，既不动弹，也不说话，脸上堆着一副渺渺茫茫的笑容。而那一无所事的军官，在屋子里拚命吹着那支刺耳的长笛，或是为了变化一下，笨拙的按着那架上气不接下气的风琴，呜啊呜的，教克利斯朵夫时而好笑，时而气恼，——看日子而定。
所有这些人物，各管各的住在这座花园紧闭的屋子里，吹不到一丝外界的风。唯有克利斯朵夫，因为需要发泄感情，也因为生命力太丰满了，用他那种又明察又盲目的同情心包裹着他们，他们可不知道。他不了解他们，也没法了解。他不象奥里维能洞察人的心理。但他爱着他们，自然而然的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地位上。由于神秘的电流作用，他渐渐在心头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