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能，为他设想，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仍留金华原堂执行他司铎的职务，日本人虽
凶恶，对于宗教倒并不排斥，况日军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常要来堂望祭和告解。许多天
主教神职迫于情势，也只好学习日文日语，虚与委蛇，以求保全教产。再者天主教视救灵为
唯一大事，不能有敌我之分。方神父又何妨如法炮制。不过他是爱国心极端强烈的人，决不
肯在敌伪枪尖下屈身抑志，以图苟延的；那么，他将加入我方游击队和敌人拼命了。他是个
神职，于律不能杀人，只好做做救死扶伤的工作，兼为队员尽尽拯救灵魂的义务。游击生活
本多艰险，他是个文人，也许饥寒劳顿，会损害他的健康，遇着敌伪围剿时，也许一颗枪弹
会夺去他的生命，我说这些话也非纯出虚构，因为方神父以后于偶然间对我说：假如他当时
陷身金华，无法出奔，就上山打游击，决不与敌伪合作。倘若他那时不幸牺牲了，那么，以
后益世报和其他报刊上许多慷慨激昂，有光有热，足以激民心而厉士气的佳篇，便不会有
了。他来台后，所撰写数百万言，煌煌学术巨著，也不会有了。请问这是何等的可惜！我今
日说这话，并不敢说方神父的性命是我所援救的。他那时若干著作已相继问世，声名已盛，
教会已认定他是个“青年才俊”，定必多方设法，将他接出陷区，不过没有这样快，未免要
让他多吃些苦头而已。我这样说，实所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功”，实甚可笑。这也由于我
器小易盈，不能守“右手行善，勿使左手知”之训。总自觉生平所为事，只有这一件为最有
意义，每忍不住沾沾自得——这也难怪呀，这样一个高贵而伟大的灵魂，世上能有几呢？
方豪神父“是一个成功的学者，也是一个成功的宗教家”，这话好像是他同乡阮毅成先
生所说，我极以为然。他的关于中国天主教史资料的整理，他的中西交通史、宋史、台湾史
的研究，都是不朽之作。听说尚有许多遗书，未曾付刊，希望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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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武汉大学图书馆
朋友，你看见过北平文华武英殿没有？见过大前门和天坛没有？国立武汉大学便是模仿
中国宫殿而建筑的。文法两学院有点像大前门，而夹在中间的图书馆则颇类天坛，银灰色的
墙壁，碧绿色的玻璃瓦，远挹湖光，近揽山色，居高临下，气象万千，北平帝皇居也许比这
个更为壮丽，但却没有这样天然风景的陪衬。
不过，武大外观之美，虽然有名于国内，也有她的缺点，那便是位置太高，教职员上课
办公不便。武大的本部（包括文、法、理、图书馆、大饭厅及学生宿舍在内）位置于一山冈
上（这便是珞珈山的主山），要想上去，却必须跨越百余石级，年轻力壮的人虽行所无事，
体弱气衰的老教授，便不免视为畏途。住在第一区校舍的多为校长、院长、各系主任和有名
望的教授，他们来到本部时，有每半小时一次的交通车代步，到了山脚，才历阶而上，究竟
要省不少气力；我们这些在二区三区的人，先要在那坡陀起伏的山路上走上半里，再爬石
阶，心脏衰弱的和有脚气病的，你想他怎么能不叫苦连天呢？
记得本校有一留华四十余年的德籍教授，我到武大时，他的年龄已在七十以上，身体又
生得肥胖，他家是在武昌城里，他的功课都排在下午一时；这可苦了这位老先生，上课的那
天，总要提前一点钟在家吃午饭，搭公共汽车来到学校后，一手挟着一个大书包，一手扶着
一根手杖，颤巍巍地，取道那大饭厅前面的山坡迤逶而上，转了一个大弯，才达于课室，又
要坐着喘息半天，等到铃响才授课，这样，他才可以避免爬笔陡的百余级石阶之苦。
武大校舍的样式是一位美国建筑师所设计，他说，校舍建在山巅，可以尽收珞珈美景，
而武大彼时的当局，也都是四十上下的壮年人，并没有考虑到爬山吃力的问题，老年的教职
员虽想反对，却不能发生什么效果。再过几年，这几位学校当局也上了年纪，始发现当初设
计的错误，但那时又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了。
我初到武大的那几年，身体忽然大发其福，每到文学院去上一次课，总要累得汗流气
喘。想学那位德籍教师取道斜坡上山，而转一个大弯要费去廿多分钟，时间上又觉得太不经
济，所以我常幻想假如我能获到希腊神话里风神赫梅士的金飞鞋那多么好，脚一蹬，便飞到
对面山顶上，外国人发明这，发明那，何不发明一种轻便单人飞机，一方磅秤大小的铁板，
插着一个丁形的铁杆作为扶手，发动机藏在铁板里，升降可以自由控制，价格便宜，像我们
教书匠都可购置一具，倘使有这样机器，我每天要去图书馆几趟。
一个人想写篇学术性的东西是非多跑图书馆不可的，可是为了怕爬那百余级石阶，我往
往宁可让自己文章一个典故昧其出处；一位古人生卒时间，说得不大正确；或可供佐证的资
料，听其缺少一条或数条；或该注的原文记不清楚，只有以自己的文字总括几句；还有为懒
查书，当把别人已说过的话，矜为自己的创见；别人已矫正过的错误，我来大驳特驳，……
要不是为了我们的图书馆龙门千尺，高不可攀，我何致于在这典籍丰富，独步华中的最高学
府混了几年，学问上还是依然故我？天下美观与实用不能两全，则应该舍美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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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每个人都有父亲，可以在每年的八月八日也就是爸爸节，叙说一番话。可是，这多半是
小孩子的事，像我这样一个景迫桑榆的老年人，竟学小孩子娇声憨气的口吻谈爸爸，未免太
滑稽。不过迫于记者先生的雅意，一定要我写几句，就写一篇来应应景吧。
我和父亲虽属父女，承欢膝下时间并不算长。当我幼小时，父亲和诸叔同住祖父县署
中，他们都在外面或读书，或各干各的工作，必到深夜始回女眷所居所谓“上房”者，那时
我们小孩早已被大人赶上床深入黑甜乡了。翌日，我们起身，父亲又早已外出，一年中难得
见父亲一两次面。所以我小时父亲所留于我脑中的印象，并不深刻。只知道父亲是面孔圆
圆，身体胖胖，颇为壮硕的一个人。他见我们小孩从不正眼相觑，见女孩更显出讨厌的神
色，别说提抱，连抚摸都没有一次。我们只觉得父亲威严可畏，从来不敢和他亲近，甚至一
听见他的声音，便藏躲起来。
及我稍懂人事，祖父替父亲捐了一个道员，签发山东候补。他把我母亲和二哥三弟接
去，留大哥大姊和我于祖父母身边，一别便是五年。这五年里，祖父在外边为诸叔及大哥设
立家塾，延师课读，祖母也在上房设塾一间，请一位名虽县署幕僚、实吃闲饭的老族祖、来
教大姊三妹和我。读仅年余，族祖以老病辞去，祖母又叫一位表叔教我和三妹，因每日走读
于外边，大姊便失去了读书的权利。
父亲自山东回来，闲住祖父县署约一年，对我始渐加注意。他见我受私塾教育不及二
年，居然能读聊斋志异和当时风行的林译小说，并且能胡诌一些五七绝诗，大为惊异，想加
意培植。他每日拨出一二点钟的光阴，亲教大姊和我的书。古文用的是《古文观止》，诗歌
用的《唐诗三百首》，后又加《古诗源》。他见我好读林译，凡有林译出版，便买了给我。
记得《红礁画桨录》、《橡湖仙影》、《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录》、《十字军英
雄记》都是那时读的。他见我好画，又买了若干珂罗版的名家山水，后来还买了一部吴友如
的画谱。他对我益处最大的是，给我买了一部附有注解的小仓山房诗集。以后他又替我买了
《杜诗镜诠》以及唐宋各名家诗集，我之为诗乃渐有进境。
父亲教我姊妹为期也短，为的是他要出门求官，后来又在外做事，赚钱赡家。在家里和
我们团聚日子少。父亲在前清也算有个起码的功名，就是进学做了秀才。以后想再上进，屡
下秋闱，举人总没他的份。不久清廷废科举，再也莫想图什么正途出身了，想做官，只有出
于纳捐的一途。父亲的资质原很聪明，无奈幼时所从村塾师学问太浅陋，教书每多讹音也多
别字。父亲常说他曾见别塾一位老师教学生念苏东坡《赤壁赋》，把“水波不兴”，念作
“水波不与”，“俛而笑”，念作“免而笑”，可见《镜花缘》唐敖等三人到白民国，见一
塾师把“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念作“切我切，以及人之切”；“求之与，抑与之与？”
念作“永之兴，柳兴之兴。”并非完全笑话。他所从塾师虽尚不至此，也高明不多少。那些
村塾老师也算秀才出身，竟这样的不通，说起来真叫人难以相信。
我父亲后来自己苦学，我记得他从山东回来后，在祖父县署里收拾一间书房，每日限定
自己点《资治通鉴》多少页，读《皇朝经世文编》多少页，写大字数张，小楷一张。他得意
地说：“《资治通鉴》这部卷帙繁浩的大书，听说从来没有人能读个通编，我几年前便点
起，便算已通盘点过。”父亲并非博学鸿懦，只写得一笔简练周密的公文文字。不能吟诗，
也不擅为文，对中国文字却富于欣赏力。所惜者幼时为村塾塾师所误，若干字常读讹音。字
典上注不出同音字，每用反切，他反了又反，切了又切，总定不出一个准确的声音来。我从
前跟那位老族祖认字，认了些别字，现从父亲读书，又学了许多讹音，儿童纯洁的脑筋有如
一幅白纸，著了污点再也拂拭不去。我后来教书，拥青毡五十年，误人子弟实也不少。这固
由于自己读书未遇明师，在文字学上又未受严格的训练；但我国文字实也难学，音读变化之
多，不可诘究，并且大都无理由可说。每个字都须师授或凭硬记，这种文字还有人说“最科
学”，岂不侮辱科学二字？
我父亲还有一端短处，就是口舌太笨拙，学习语言的能力差，他一辈子在官场上混，连
蓝青官话都学不会，满口浓厚的乡音。这当是由于我祖母的遗传。我祖母在江浙一带做了二
十多年的县长太太，依然满口太平县乡间土话。我学习语言的能力也甚低，这双重的遗传定
律真可怕！
父亲在山东候补虽未得署实缺，差委倒始终不断。后来那个对他颇垂青睐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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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毓秀
毓秀去了，去得非常突然。亲友得悉她的噩耗时，无不大吃一惊，继则潸然泪下，痛惜
不已。因为她为人极好，年龄也不算大，以今日来说，她的人生尚未开始呢。
毓秀是国立武汉大学校友，卒业于武大政治系。中小学肄业于教会学校，所以英文根底
颇厚，她后来当学校教师，所凭借的是英文而非政治学。
我在大陆时曾否与她有所接触，今已不忆。４１年，我自海外返至台湾，任教师范学
院，才和毓秀及其丈夫侯斌彦先生见过好几面。因她夫妇均极热情，在一般武大校友中间，
我同她们又特别亲厚一些。４５年，成功大学改制，我应聘来台南，侯斌彦先生时任中华日
报社长，住在报社所配给的房子里，毓秀则在台南一中教英文。该校距离我所住的东宁路成
大教职员宿舍不过数百步之遥。那时杨安祥也恰应台南一中之聘，自高雄搬来台南，也住一
中教职宿舍里，我们三人间的过从便密切起来了。
武汉大学校友团结力极强，尊师重道之情，尤为时下所罕有。我虽在武大教过１８年的
书，自愧从未尽过传道解惑之责，况且也从未教过她们，但武大同学对老师不管曾否教过，
总是爱护逾恒，对我亦谬加敬爱。尤其毓秀夫妇为人热情，安详又是我好友袁兰子的侄女，
竟以待兰子者待我，视为有如亲姑母。她丈夫陶鼎昌也是武大机械系卒业生。她们时常登门
陪我姊妹谈话解闷，看有可以帮忙的地方就极力帮忙。毓秀常吩咐她家老仆将报社配舍里的
香蕉及其他树苗移植到我院子里。安祥骑她的单车上街替我买些小家具运来。她们又常邀我
去吃饭。我总是白吃她们的，从未回请过一次。因为她们知道我为人极懒，又最怕麻烦，每
次我说要请她们，便极力阻止：说她们家里人多，罗汉请观音不费事，况大家借此热闹热
闹，求之不得，老师若回请，那就变成形式主义了，千万不必。
记得我初到台南的第一个旧历新年，侯氏夫妇与杨安祥合烧了好几样精美可口的菜，连
白饭馒头等都煮好蒸好，水果和酒也备好，预嘱我家那天勿举火，但准备桌凳杯盘。天黑时
菜饭由两家孩子用提盒装盛，传递圣火似的，一路跑着送来。送到桌上，还是热气蒸腾，色
香味丝毫不变。斌彦又带来一长串鞭炮，和两支红烛，大家强推我和家姊二老上座，贺年
后，各自就座，斌彦到院子将那鞭炮点燃起来，劈劈拍拍，响了好一阵。满屋子烛影摇红，
笑声洋溢，那个年过得真欢腾、真热闹，叫我这个善忘的脑子刻下极深的一道痕迹，至今回
忆，尚鲜明如昨。
安祥已于十余年前全家赴美，毓秀也随侯先生移住台北和高雄。安祥每年圣诞节前总要
寄我一个纸盒，糖果、饼饵、坚果、可可罐头之类，带着万里外的温情同来，叫人吃着时，
甜在嘴里，暖在心上。这样厚待老师，连我自己子侄都不如。至于毓秀每次来看我，也一定
带点东西，或食物，或用品，从来没有空手过，劝她不必，她说老师年纪大了，上街买也不
便，我们能孝敬就孝敬。而且这点东西，也并非特别花钱去买来，是家里现成的，老师不可
放在心上。前年，我出版《屈原与九歌》、《天问正简》，毓秀与斌彦又极力代我推销。凡
嘱托的事，她夫妇总是悉力以赴。
毓秀健康本甚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