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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此昭告广大中国人民，康德的职业是教书匠，研究哲学完全是业余爱好。在《纯粹理性批判》赢得整个世界之前，康德是个业余哲学青年。
康德上课，从不迟到、缺席，从不照本宣科。从未出过国的康德讲课趣闻逸事不断，间杂异国风土人情，经常把学生讲得当堂落泪。康德着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资质中平的学生能听懂为标准。他常说：“我不是教给你们哲学，而是教你们如何进行哲学思考。”
二百多年后，中国管这个叫“素质教育”，并且推广了二十多年还毫无进展。
康德受学生欢迎，有听课费为证。
当时的欧洲，教授工资形同虚设，主要收入是学生的听课费，有时甚至当堂交费，听一节交一节。因此，哪个教授好，不消劳烦教务处考核，直接看教授的钱包即可。
康老师光靠讲课就买得起楼，雇得起仆人！
听课费虽多，但康老师与学生的友谊却足为世界教坛榜样。他在生活上经常慷慨解囊资助贫困生，导致很多学生把他当爹看，连他的家务也概由学生张罗。康德仆人浪泊是个退伍老兵，老眼昏花，精力不济，工作态度也很成问题。有次外出前康德忘了关书房窗户，回家后发现满屋子臭椿象。康德以为它们追光而来，从此不开书房窗户。实际上是浪泊懒于打扫，屋里太臭招来了这些昆虫。此后，学生瓦西安斯基就一声不吭地接管了康家的卫生工作。免费！
康德活到差两个月零十天满80岁，最远只去过俄罗斯元帅洛索夫的庄园，距柯城137。7公里！很多研究者因此颂扬康校长对故乡的忠诚。此乃误会。看官有所不知，当时法律规定柯大不属于柯城，所有成员均不受市府管辖。康德一生都在柯大，从未在柯城注册，何来忠诚之说？
他固守柯城，是因为他和爱因斯坦一样，想当教授。
但是，这个梦想让康德付出了远超过爱因斯坦的执着——他等到花儿都快谢了，1764年，柯大才给了年过40的康德（当时欧洲平均寿命50岁）一个诗艺学教授讲席。
16岁上柯大的曾经的风华少年，百感那要说是相当地交集！
以康德文采，胜任毫无疑问，还可经常在国宴之类上流社交场合写些应景诗出风头，马屁拍到痒处，升官发财唾手可得，以纪晓岚来看，正是偌大肥缺。
但是康德居然一口回绝！
正如爱因斯坦后来辞去专利局铁饭碗。
有些文章说此时康德已经发财，所以有资本挑剔。此言不确。一年后，康德就任薪水远比教授差的大学图书馆员，就是明证。馆员虽然收入差，却也是42岁康德的平生第一个固定职位。后来，42岁的康馆员还拒绝了埃尔朗根和耶拿大学工资超过柯大三倍的教授职位。
很多传记作者百思不解：为什么？
很多聪明人认为康德是超级书呆，连哪个职位挣钱多都不会算。
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不喜欢。世上难解之谜，答案多出于此。李白就说：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鹰经常飞得比鸡还低，但这并不意味着鸡有资格嘲笑鹰。嘲笑康德是书呆子的那些聪明人并不明白，康德乃人中之鹰。
执着者不一定成功，但成功者一定执着。1770年，康德以46岁高龄终获教授讲席，就职论文《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的形式和原则》（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正是以拉丁文写成。新教书院的严酷教育，造就了一位伟大的教授和上帝的掘墓人。
康德哲学以该论文为界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
特别要说明的是，该讲席是数学/逻辑学讲席，并非一般研究文章想当然说的“就任大学哲学教授”。
按50岁的平均寿命计算，康德这个书呆子还有四年可活。没有谁——包括他自己——能想到，他这个教授将要当27年。
欧洲大学传统，虽然并无“每年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之类傻得流鼻涕的规定，但教授的江湖地位，却取决于论文质量和数量。一年没有，自己知道；两年没有，同事知道；三年没有，学生就知道了。虽然不会下岗（欧洲教授向为终身制），但个人声望势必跳水。
康教授，厚积11年，没有一篇科研成果！
清议沸腾，康德由是名声大振，一举跃居平庸教授榜样，成为德国教育战线的头号笑柄。当时哲学泰斗摩西·门德尔松（作曲家门德尔松之爷）公开称康德让所有的德国大学蒙羞。康德学生克芳斯一次在柏林参加教授聚会时宣布康德正在写一本伟大的著作，赢得首都教授们的一片哄笑和调侃。
1778年，普鲁士帝国文化部长亲调康德去哈勒大学，被他一口回绝。夏天，地理学家兼天文学家伯努利访问柯城后写道：“我在伯爵家里和一位学者共进午餐，他是柯大最伟大的成员之一，受人尊敬的康德教授。这位著名教授是社交中活泼有礼的人物，他拥有如此优雅的生活方式，以致让人很难想象他体内藏着这样一颗深深探求的心灵。但是，他的眼睛和面容流露出大智大慧，与达朗贝尔的相似之处确实引人注目……康先生很久没有发表哲学著作了。他保证他不久便会出版一本小册子。”
他指的是《纯粹理性批判》。当时，康德自己都认为《纯粹理性批判》只能写成小册子。
达郎贝尔是哪个？
他是当时风靡欧洲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中与狄德罗齐名的伟大领袖。
这是当年江湖上对康德绝无仅有的正面评价。
康德对所有的评价均无动于衷。他始终坐在书房里望着窗外的教堂尖顶沉思默想。成名之后他曾说：哲学无法教授，哲学永远是思想者的事业。
因此，苏格拉底说人类惟一的幸福秘方就是哲学。
11年后，康德动笔，仅数月，856页的《纯粹理性批判》一挥而就。在这本让康德昂首进入世界哲学史的皇皇巨著中，康德在前言里展现了与他身材截然相反的哲学巨人的雄才大略：“我在此斗胆宣称，这本书解决了所有的形而上学问题，提供了打开所有问题之门的钥匙。”
《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哲学代表作，与《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合称“三大批判”。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康德专门定义了“批判”。简要说，他的“批判”相当于咱们通常所说的“分析”。
《纯粹理性批判》是德国哲学革命的开端，它彻底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奠定了批判哲学体系及其后全部哲学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基础，至今仍是西方哲学经久不衰的最本质源泉。
特别要说明的是，此前德国哲学家写作都用拉丁文。《纯粹理性批判》是第一部用德语写成的哲学巨著，康德就此位列德语复兴主帅之一。在远离德国本土的东普鲁士，康德用德语展示了自己对祖国的忠诚。
三大批判，至今是哲学系学生心头的三座大山。
不过，康德哲学的中心思想，并不是大山。
康德的伟大，在于他将哲学从天上摘回地下。哲学从他起不再是神学。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以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集西方哲学之大成，向形而上学顶峰发动了最富成效的冲击，终于建成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包罗万象、精美绝伦的形而上学体系，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梦想——让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科学。因此，欧洲古典哲学通常直接称为“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是形而上学的顶峰和尽头，形而上学到此结束。康德形而上学体系之宏大，博得坊间名言曰：说不尽的康德。
“形而上学”这个名词的来源，是有故事的。
形而上学在欧洲文字中写作metaphysik。流传较广的说法是，公元前70年，希腊罗多斯岛的安德罗尼科斯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失传著作。这些著作编号靠前的是自然科学著作，希腊文写作physis，其形容词为Physikos，这就是今天的物理学；而排在物理学后面的（“在……之后”在希腊文中由前缀meta表示）是研究存在原则的著作，因为它们“排在”物理学“之后”，所以安氏称之为Meta Physik（在自然科学之后），最后演变成 Metaphysik，大家便以此来称呼自然科学之外的科学。
中文把Metaphysik译成“形而上学”，源于老子的“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对该翻译，惊为天成者与怒斥伪谬者旗鼓相当。
17、18世纪是欧洲的世纪，1789年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席卷欧洲以及法兰西帝国的轰然倒塌，这两个世纪，指明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所有大事都与欧洲有关。
也与康德的哲学有关。
《纯粹理性批判》回答了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人类能够知道什么？
康德之前，通常认为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是经验（实际上现在还有N多的人这样认为）。康德证明，经验在成为认识之前必须经过人类大脑的加工。就是说，在认识过程中，人本身比客观事物更重要。所谓“主观唯心主义”。康德认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客观事物，只能认识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关键看观察者站在哪个角度。
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哥白尼转向”。
哥白尼打破基督教会统治欧洲思想界一千年的“地心说”，指出太阳才是宇宙中心，人类并不是宇宙中心。因此，即便上帝创造了人类，宇宙也不是他创造的。
康德在哲学上做了同样的事情。
如果，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人是决定性的，那么，人类眼中的“客观世界”，它的创造者就不是上帝，而是人自己。
康德得到的答案与哥白尼一样：
那我们还要上帝来做甚？
康德认为人类所有问题的最终答案不在经验，也不在上帝，而在纯粹理性。
我以前总觉得主观唯心主义就是闭着眼睛瞎说。“只要我没看见前面路上有块儿石头，这石头就不存在”——这是何等愚蠢的说法！
读了康德之后我才明白，这完全是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恶意歪曲。
愚蠢的是，身为大学教授的我居然相信这种歪曲。
宇宙中并没有不依赖于人类主观思想的“纯粹的客观存在”。例如人类根据太古以来的肉眼观察一直以为太空中有两个星系是邻居，而21世纪最新观测的数据证明，它们相距几千光年，只有从地球的角度看过去，它们才“邻近”。因此，我们相信了上千年的“邻近”这个“客观事实”，实际上并非“客观的存在”。
单看《纯粹理性批判》，肯定觉得超枯燥。
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些字的意义。
以人类思想发展史论，这些字的威力超过法国大革命！所有看懂的人都血脉喷张，心跳加速，寒毛倒竖，汗如浆出。
这时已经接任普鲁士国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虽然不看、也看不懂康德哲学，但自有一帮有闲有钱的处级、局级或者部级哲学官员替他搜集哲学界的风吹草动，详尽分析各种学说对政府的利弊，以此向弗国王证实自己并非吃干饭的。
其实，这时已经当了校长的康德并不想与政府冲突。他尽管在午餐会上慷慨陈词，发表些拥护法国大革命的言论，论证专制之必然发展到共和。但在讲坛上，在论著中，他非常谨慎地避谈国是。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康教授的职业决定他无法成为国王的忠实走狗。在哲学官员的大力举荐之下，文化部早就把康德列入黑名单。按思想论罪，康校长已够六马分尸。皆因他与弗国王谊交莫逆，文化部投鼠忌器，所以康德才得以躲进小楼成一统。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到1791年，柏林谣言四起，都说弗国王要修理康校长。也是合当有事，1792年，康德将两篇论文寄往《柏林月刊》，第一篇通过终审，第二篇终审前恰逢国王颁布书报检查令，因为“过度的思想自由会导致国家根基的崩溃”。结果，不仅第二篇没通过，连第一篇也被殃及，禁止发行。
连任校长的康教授索回这两篇文章，与他新写的另两篇合并，以《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为题送往思想相对自由的耶拿大学哲学系审查，在那里获得印刷许可证，并于1793年在柯城出版。
我对此事曾经百思不解。康德穷困潦倒时拚命烧弗王子的冷灶，现在王子如愿登基，他官居校长，功成名就，德高望重，况且康校长年过六旬，血气也理应不再方刚，为什么突然冲天一怒，莫非失了心疯？
问题的答案是：在弗王子成长为弗国王的同时，康教授也在成长。
康教授不仅成长为康校长。他的真正成长在于他读了几十年的书。
从当年题献文章的奴颜婢膝，到今天执意出书的分庭抗礼，康德并没有变成海涅。
但是，胸中多了几十年来读的那些个书，迫使他不得不直起腰来。
我们不用追究他到底读了哪些书。真理是：读书改变心灵。读书改变命运。
直接质疑上帝是否存在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反响强烈，广大改革派喜不自胜，掌权的保守派却暴跳如雷。
充满讽刺的，是当初教会名校弗里德里希书院用“奴隶待遇”强逼康德学得一手好拉丁文。几十年后，康教授以拉丁文为丈八蛇矛，枪挑基督教。
思想革命者，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都是专制制度自己培养出来的。
虔诚教徒弗国王立刻致函宗教与司法部部长沃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