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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与吕后之间的钩心斗角
等到刘邦一死，他的儿子刘盈即位为惠帝，她就设法毒死了如意。又把他的生母戚姬斩断手足，挖去眼睛，弄坏她的听觉，迫她吃药变成哑巴，再把她放在厕所里，叫做“人彘”。叫自己的皇帝儿子刘盈来看。刘盈是个好心人，看后大惊大哭，就病倒了，对他的母亲吕太后说：“这不是人做的事。我虽然是你的儿子，恐怕不能担任皇帝治理天下了。”因此，就故意服食刺激性欲的兴奋剂，天天在宫中玩女人，不大理会国政。勉勉强强在位七年，只有二十岁就死了。这个时候的吕太后，还不到五十岁的人。在历史上，就由她开始有太后“临朝称制”的创举，也可以说，由她专制独裁了八年，大量起用娘家吕氏的兄弟子侄辈，掌握军政大权，预备把汉朝的天下，换刘家成吕家。
由于这个历史真实故事，你可了解到夫妇家庭在权势利害的关系上，就会变更心志，换了一个与平常正常人格不同的心思。从爱情变成仇雠，由仁慈变成凶残，甚至亲生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会变做仇人。当然不只是女性如此，男性也会有同样情况。这种情形，岂只在权势富贵中心的帝王家族，即使在三家村里，有一两亩薄田的农家，也随时随地可见的。
所以在战国末期，几乎与孟子先后同时的大儒荀子（卿），就对“人性本善”的观点并不同意，认为“人性”天生是“恶”的，须要教化学养才能使它从善。因此，他对曾子、子思秉承孔门遗教，认定“人性本善”的说法，大加反对。所以由他教出来半途退学的学生李斯，受其影响很大，后来帮助秦始皇厉行“严刑峻法”的暴政，是从确信“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历史政治的背后，始终是受一种哲学思想所排演的活剧。因此，宋儒苏东坡也认为李斯的罪过，是该由荀子来负责的。其实，关于人性的本来，是善或是恶，乃至不善不恶，非善非恶的问题，几千年来，东西文化始终还争论不休，我们这次不讲这个专题，姑且不论。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只讲汉朝初建的刘家媳妇吕后，由她从小骄纵个性开始，到了她的中年，丈夫刘邦打下天下做了皇帝，自己也跟着成功做了皇后，正如刘邦对他自己父亲说的：“当年你都说兄弟们成器，你看我不会生产弄钱，管家里的事，很不高兴。现在你看我比兄弟们，为刘家可赚得多吧！”说得他父亲“太公”很不好意思。这个从有钱的“吕家”嫁过来的大小姐，那种心情，比起刘邦，更是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了。但她是聪明人，担心的是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刘盈，依照传统宗法社会的惯例，理当做太子，将来好做皇帝，管理这个刘家天下的大财富。偏偏刘邦又特别宠爱另一个妃子戚姬，还想把她所生的儿子如意立为太子。这对她的威胁太大了，真是又气又恨。总算想尽办法，最后请教张良，请来“商山四皓”保住了儿子做太子的职位。但由于这个刺激，造成她的恐惧、怨恨、妒嫉等错综复杂的心理变态。加上她正在女性更年期前后，由生理影响而促使心理变态。
所以刘邦一死，她就更加慌张，儿子又小，朝中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大臣还不少，不一定都靠得住，尤其对她也不一定服气，自己势孤力单，怎么办？当时那个宫廷局面，是太紧张了，只有哭。幸得张良有个孙子名“辟强”的，虽然只有十五岁，但见解聪明，犹如他的祖父，他为丞相陈平出主意说：“太后现在最怕的是你们这班老臣，那即位做皇帝的儿子又小，如果你们把她娘家的兄弟都封了重要职位，她心里就比较踏实，就好办了。”因此，吕氏娘家的兄弟们，就一举把握了朝政。后来所形成的那种“政治心理病变”也是够可怜的。
其实，她和刘邦一样，都是很有潜在机智的人，真是汉初一对半斤八两的活宝。当刘邦生病要死的时候，她找来医生为他诊治，刘邦就对她大骂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罢之。”刘邦为什么不肯接受吕后请来医生的治疗？他为什么又再三要改立太子，可以说，他深知吕后，其志不小，太不简单。由此可见，他们夫妻在权势上的利害冲突早就存在，你看是多么复杂。
为刘汉后代的悲剧奏了序曲
所以他的后代子孙汉武帝刘彻，想立他所爱的钩弋夫人的儿子弗陵做太子，就很忍心地赐钩弋夫人自杀。然后他问左右，外面的人们，怎么评论这件事。左右对他说：“人言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刘彻听了说：“然！是非尔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这就是刘邦、吕后两夫妻钩心斗角的反弹，留给他的子孙汉武帝忍心杀爱人的历史经验谈。
再看吕后的聪明，比刘邦也差不到哪里去。当她临朝称制，等于做了八年的女皇帝，临死以前，告诫兄弟吕禄、吕产说：“我崩，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勿送丧，为人所制。”可见她也早有先见之明，真也不简单。只可惜她的兄弟比她差太远了。但她们夫妻的故事，在西汉、东汉两朝的末代，变更剧本，始终反反复复在重演，非常可悲可叹。由此看来历史与人 生，再三反思，便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学养的原则，是有多么重要啊！既有先见之明，知道人心难测而必有变，难道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吗？
到了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临朝称制，这中间前前后后二十年，除了汉室王朝宫廷在内斗以外，刘汉王朝初期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总算天下不打仗了，全国人民可以喘一口气。汉朝真正奠定立国基础的，应该是从汉高祖的小儿子刘恒开始，照旧历史的称呼，叫他汉文帝，这个阶段，正是公元前一七九年到前一五八年。
刘家汉朝的天下，经过吕后夺权一幕以后，当年追随刘邦打天下的老臣们，大多已经亡故。只有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少数几位恪守宗法社会传统的旧规，商议在刘邦亲生的儿子中，另选一个来继位。因此，研究的结果，认为刘邦的中子代王刘恒最为合适。他就是后来历史上所认为的宽厚、仁慈、节俭的好皇帝。在汉朝的政治上，刘恒和他的儿子刘启汉景帝，被公认推崇为“文景之治”的仁政好榜样。其实，刘恒与他的父亲刘邦，在一起过着宫廷生活的时间不长，而且也没有得到刘邦的好好教育。何以后来他能成为一个汉代开创守成的好皇帝？他除了命运以外，还有是得力于母教的影响，才有后来的成就。
得力于母亲的教诲
汉文帝刘恒的母亲姓薄，她原来本是南方的吴国人。在秦政的末期，天下大乱，魏豹自立为王。他听汉初一位看相的名女人许负说过，薄姬有贵相，将来贵不可言。因为许负善相的名气很大，她也相过吕后，所以魏豹就迫使薄姬的母亲，把她送进魏王的內宫。后来魏豹战败被俘虏了。她也成为战利品的俘虏，归到汉王所属的纺织厂里做织布等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邦看见了她，就很喜欢，把她提升到内宫来，作为自己的妃子，封她为薄姬，生个儿子就是刘恒。可以想象，她很会自处之道，所以没有像戚妃一样，被吕后忌妒痛恨。刘邦当了皇帝，刘恒只有八岁，就被封为代王。现在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一带，就属于当时“代”的管辖范围，算是北方苦寒的地带，而且是北方边防匈奴的前线要塞。
薄姬母因子贵，抓住机会，认为儿子太小，封王守边疆，不放心，恳切请求刘邦要跟着儿子去代北。其实，她早已看透汉室的宫廷，矛盾太大太复杂，又怕吕后会谋害她的儿子，所以想远远避开。边防要塞虽然苦寒危险，但比起在宫廷中的危机，就平安得多了。她的聪明，正合于孔子所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的道理。事实上，她是有文化程度、有教养的一位贤母，她喜欢读《老子》，对老子的道家哲学有认识，懂得谦退为上策。因此，她达到了愿望，跟着儿子刘恒到北方，成为代王的太后。但却没有想到她的儿子后来居然做了皇帝，她也正式被尊封为皇太后。事实上，汉文帝刘恒的一生，受母教影响很大，他以黄（帝）老（子）之道的学术思想治天下，正当天下人心厌乱思治的时候，全国上下，需要休养生息。他力守老子所教的“三宝”法则：“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因此，才贏得后来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的美誉。而且，也可以说，汉代刘家的天下，到他手里，才是真正奠定汉朝根基的开始。刘邦提三尺剑，于马上取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他的儿子刘恒，却能以道德文治守天下，才能建立了一两百年的西汉王朝。所以在他死后，大家议定他的谥号，够得上称一个“文”字，因此被尊称为“汉文帝”。
两封信就化解了两场兵灾
当汉朝大臣们决定迎接代王刘恒来京的时候，他还只有二十三四岁，不免心里有所顾虑。经过与他的部下等会议讨论，郎中令（秘书长）张武意存顾忌，认为“汉大臣习兵多诈，愿称疾毋往”。但中尉（主管军事的）宋昌提出四点理由，认为应该去。因此，他就带了宋昌、张武等六个高级部下直达长安。到了西安城外渭桥边，汉朝的大臣们都出来接驾、跪拜称臣，但刘恒的作风不同，他不但不以准皇帝自居，而且还不以王子的身份自重，亲自下车向大臣们答拜。这个时候，重臣周勃就起来对刘恒说，要求单独向他汇报几句话。宋昌马上就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周勃被宋昌顶得没有办法了，只好跪着把玺符（皂帝的大印信）呈上。但刘恒接过印信，还说，我们大家到了城里官邸再商量吧！
当然，最后还是他即位做了皇帝。他登基时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大赦天下”。第二道命令，“定振穷、养老”，“令四方毋来献”（即通知各地不要向皇帝奉献任何宝物）。但在那个时候，长江以南，还有一个在广东的南越王赵佗，他是河北真定人，和汉高祖刘邦，都是同时起兵的人，因为不满汉朝的内政，自己要独立称帝，情况相当严峻。你看汉文帝怎么办，他一不动兵，二不震怒，只是以后辈身份，写了一封信给赵佗，就使赵佗乖乖地收兵称臣了。（有关这封信，我在讲《老子他说》时已经发表说明，那时还引发当代一件大事，也真有趣，将来再说吧！）后来对于长期侵略入寇北方的匈奴，他也是写了一封信给匈奴，得以暂时和平相处。至于“减轻刑法”而除“肉刑”等等，都是被后来历代所歌颂，引为政治的好榜样。
所以历史上对他的定评，大致都说，“慈惠爱人曰文”，又说：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至于制度礼乐，则谦逊而未遑也。
这些评语，其中说到他的时代，他能做到使司法公正清明，几乎做到很少人犯重大的刑事案件。至于重兴文化的工作，他自己也认为还没有做到。因为他只有四十六岁就死了。但他的母亲皇太后还健在。他死了以后，人们更钦佩敬重他俭朴的道德，说他在“帝位二十二三年间，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史书又记载他：
身衣弋（黑色）绨（厚茧丝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后世鲜及之
。
贾谊堪问唯鬼神
讲到这里，使我联想到小的时候读书，先生们教读古文贾谊《过秦论》、《治安策》。又读李商隐吊贾谊的名诗：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对于贾谊，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惋惜。也认为汉文帝不用这个人才，真是失策。
后来自读历史，读《史记》、《汉书》，加上人生的各种经历，才发现并不如此。贾谊生在汉文帝的时代，青年有才，也有远见。但在那个时候对汉文帝所提的意见，他实在不能接受，也无法采用。譬如一个平民，在万分艰难中发了大财，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大企业家。但他刚死，家庭有大变故，这个家族事业也岌岌可危。但这个儿子在危急中刚刚接手当家，要在艰难紊乱中安定整理家族事业，只能求于安稳中振兴旧业。明知还有许多很严重的隐忧存在，但在这个阶段，是不能用大刀阔斧来变更它的，否则，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事业前途会受影响，甚至前功尽弃。这种情形，只有身在其位，担当重任的人自己心里有数。不是像贾谊一样，少年书生，充其量只在这个大家庭做小职员，冷眼旁观，看出毛病，就希望少老板要照他的意思办就行了。古往今来，一般的有才有学的青年知识分子，犹如贾谊一样多的是。唐代李商隐的处境，更不如贾谊，但自命不凡，所以写了这首名诗，他不是吊贾谊，其实，是在自怨自艾。
汉文帝呢？他看过贾谊的文章，也很欣赏他的才华，但也知道他的空谈理想是行不通的。因此，即使找他来谈谈哲学的形而上问题，问问他对于鬼神问题的看法或许谈得起劲，直到半夜；但有关苍生社稷的事，汉文帝心头明亮，自认为比他清楚得多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千古文人，大都如此。好在大家都不是文人，像我一样，更是一文不名的不文之人，就无所谓了。
汉武帝、元帝文化政策的流弊
当汉文帝执政做皇帝的阶段，还没有刻意宋做重兴文化的事业。直到他的孙子汉武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