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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差别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远方的客人总是彬彬有礼地坐着，安静地等待侍应生的服务。当地人一进门就大喊大叫着发布他们的命令，假如他们的喜好习性众所周知，他们便毋须多言，只简单地发出表示满意的点头或表示不满意的咕噜声作为信号，来传达他们所需要的烈性酒的种类，侍应生便心领神会。你来到这里，就会像我一样地发现，这里的人们要比电视机里的人们有趣得多。这里，打个比方说，假如有一只苍蝇停泊在咖啡馆的墙上，这个地方就是观察它的最好的视角。
每天清晨，第一批到达这里的，是那些从事室内装修业的泥瓦工们。他们走进咖啡馆时，拖把拖过的地面还未干，湿漉漉地散发着潮气。粗挫震动的声音从香烟的霭霭烟气中，从残垣断壁坍塌下来弥散的灰尘中，渐渐响起来。他们的衣服和靴子又脏又破，好像他们已经辛苦劳作了一整天。他们的双手因为常常搬运两百磅重的大石头而变得强健，如同沙纸般粗糙。他们的脸庞在冬天一派天然，而在夏天则仿佛被阳光灼伤一样呈现赧红色。更令人吃惊的是，无论施工环境多么恶劣不堪，操作条件多么危险重重，他们几乎个个都是幽默的高手。每天，一旦他们完成任务离开，那沸腾的笑声便随之而去，咖啡馆就会猛然间沉入极不自然的静温之中。
然而一会儿功夫，工人们的位置就会被以咖啡馆为职业的人们占据。他们像在阿普特或者卡瓦水一样，穿着整洁的夹克衫和熨烫得平平整整的长裤，公文包规规矩矩地放在桌子上。他们在商务活动中形成的庄重、审慎和全神贯注的风格，同那些粗矿彪悍的泥瓦工们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比。他们时不时地看一下表，在打着方格子的拍纸簿上作着记号，每将食物送进嘴里，就轻轻拂去落在大腿上的新月形的小面包的碎屑。你由此可以想见，他们的办公室该是多么的整洁。
每天第一个走进咖啡馆的女人，是附近村子美容美发沙龙的女老板。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染着当下最时髦的介于暗指甲花色和深茄色的颜色，让人想象，每天她一定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刻意将她的头发弄得蓬松而零乱才满意地走出家门。她的肌肤艳丽夺目， 像铺了一层光辉，一定是Lane（兰惠，化妆品品牌）的功效所致。在这种晨露未干的清晨，她的大眼睛明亮，活泼，而不是像一般惯于在清晨起早的人那样倦怠无神。她要了一杯加了少许牛奶的褐色咖啡，安静地握着林子，似乎是正潜心于《Allo！》《哈罗》（杂志）的第一个故事，设想有如一日可以将她自己的手放在约克公爵夫人的头发上，她的深茄色的头发披散下来，呈现出淡淡的玫瑰红。
她静静地离开，迈着细碎、令人眼晕的步子，让身后的一切陷入长长的寂静。
这个时刻来喝酒或许是太早了。而对于运送啤酒的卡车司机来说，却不尽然。将那些装满啤酒的小桶卸下来之后，他会一如既往地要一大杯冰镇啤酒——只有喝到那种凉得让人浑身一颤的啤酒，他才会心满意足。他用手背擦了一下嘴，嘀嘀咕咕地离开咖啡馆，准备赶在早晨将货物送往下一个目的地。餐桌擦干净了，玻璃杯擦干净了，收音机的频道已经调好，音乐一下子倾泻出来，洒满了整个空间，不是那种狂轰乱炸、令人震耳欲聋的法国打击乐。
最后，事务性的日常议程恢复了。这些人彼此试探着，伸出两根手指，彬彬有礼地点头，然后带着他们的指南手册坐在窗边。他们的穿着像是风尘仆仆。老练审慎的旅行者：带着风帽的厚夹克，可以应付天气的各种不测；腹部捂得厚厚的，用来混刚刚开始了一半的早晨，对于他们也许是太早了，但对于乡村老人们的四重奏来说并不算太迟。这四位老人的年龄加起来大概超过三百岁了，他们是咖啡馆的第二批客人。粉红色的葡萄酒装在那种没有把手的平底玻璃杯里端上来送给他们，当然， 还有beote（盛行于法国民间的三十二张纸牌）、开始玩之前，他们藏在平底帽的四个脑袋像乌龟的脖子似的转动着，打量着陌生人。这些老人们，属于前旅游家一代。他们深深沉醉于普罗旺斯的声望中，不时地为他们那废弃不用的谷仓和粗糙贫瘠的小块土地所出售的价格而惊喜：一场意外的事故使他们损失了二十五万法郎，而那座非常普通的房子又花费了五十万法郎，甚至还要多一些，然后安装家用洁具和中央供热系统耗尽了他们仅存的一点财富，真见鬼，他们对此愤愤不平，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这四个装备滑膛枪的步兵继续玩起了他们的纸牌。这时候，咖啡馆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老板娘出现了。这是个年龄很暧昧的中年女人，戴着一副特大号的、足有鹦鹉的栖木那样大的耳环，袒胸露背。她是我在马赛的一家酒吧挖出来的。当时，我一直偷偷地打量着她，她穿着醒目的虎皮条纹紧身裤，给老主顾们斟酒，一边亲见地同他们调戏，一边大声地辱骂他们。那时我就想，这个女人天生就是应该来开咖啡馆的。而当我知道她的名字时，我发现这事情真是太巧了，她的名字就叫樊妮（Fanny美国俚语，意思是屁股）。
这个名字起得实在是惟妙惟肖，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走廊那另一端树荫下的法国滚球球场，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所在。在紧邻老市集阿普特的罗。帕斯特咖啡馆，你可以看到一个充满了原始素朴味道的球场。每天，假如天气允许的话，观众们——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就会坐在矮墙上津津有味地对游戏者的一举一动品头论足，他们管这叫petanque（法国南方的一种球戏）。这是近一百年前在拉修达偶然发明出来的一种游戏。那时的玩法是游戏者一边跑一边投球，这种规则在多姿多彩的今天，则改为投掷者必须静立，双脚紧紧合拢，或者凌空一脚。究竟是什么原因改变了游戏规则呢？是因为容易疲劳和懒散，还是因为旧的规则容易导致游戏者脚趾甲向内倒生或易患关节炎？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游戏流传开来，在地方酒吧外的庭院里进行游戏的新法则也同时被习惯性地保存下来。
那么，每天，是谁在背后操纵着酒吧呢？没有谁比野性四溢的樊妮更恰当了，这个女人身上散发着自然、随和、甜腻而善解人意的魔力。如果在游戏过程中，某一个游戏者不幸输掉，他会在绝望之中离开庭院，走进酒吧，荣获一项特别的鼓励奖：樊妮的一个热吻。这个程序，已经成为法国滚球游戏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假如你听到那些坐在矮墙上的男人们打着手势说：“哗！又一个樊妮的吻。”
他不是在表达一种浪漫的观察方式，而是在解释失败者的得分情况。不久以前，我看见一套陈列在商店橱窗里的法国滚球，其做工如此高超，质量如此精美，以至它们被信誓旦旦地保证为：“Anti－Fanny（反樊妮）”。
时髦的樊妮，这个我想象中的咖啡馆的女主人，她顾盼流离，魅力四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酒吧和法国滚球球场。樊妮的价值，已经远远地超出她所。给出的鼓励奖之外，她是这个村子里的最贴心的人，是当地的精神病专家，是她的顾客的梦幻和哀伤的忠实听众。她给予她的顾客以心灵上的抚慰和精神上的鼓励，这种抚慰和鼓励像酒精一样增长了他们的勇气。她更像一个非正式的银行家，提供足够的信用、适度的贷款，以获取最真实的现金。作为那些抚慰和服务的回报，这个村子慷慨地输给她大量的元气，这元气就是：闲话、夙怨、家族争斗、非法私通、飞来横财——这些她都似有所闻。她小心翼翼地编辑这些新闻，保护为她提供消息的人，以防止产生任何疏漏。她像一个慎重睿智的新闻记者，只给总统提供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永远不会暴露最近的那个泄露者的名字；所以她总是能够得到最近的、最可靠的消息。然而，谣言时常会流传起来——每个村子里都分布着这样一些无形的居民——他们在街上急促地奔跑，捕捉每一丝闲言碎语，好像一只狗在追逐着一个球。
除了极少数的一些人外，村子里的所有成年人每天都要到咖啡馆里转一转。这些人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总是坐在酒吧最里面长凳的同样的位置上，似乎是要在这里呆一辈子。当其他敌人走进来时，这个座位是可以埋下伏兵的最好的位置。
这个人叫法瑞苟勒，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八年前，他放弃了他的教学生涯，致力于创作一本书（尽管他似乎是永远就坐在这酒吧里，没有人奇怪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现在，咖啡馆成了他的教室，而你，如果你走进大门不加快脚步的话，那么你就是他的学生。
他是法国科学院的一员，发誓将毕生精力奉献于维护法语的纯洁，异常憎恨被他称为盎格鲁一撒克逊古英语对他的母语的污染，他认为这是众多现代悲剧中的一个。 目前， 在他无数个忧患意识中最受宠爱的那个——我将它叫做 bete noire（极端愚蠢）——是好莱坞强大得令人无法抵御的有害影响。法瑞苟勒忧虑重重，他将好莱坞所代表的美国电影工业，看作是美国对法国实行文化间谍活动的开端。
然而，他却并不反对大家去看《泰坦尼克号》。假如你肯相信樊妮，那么他是因为喜欢男主角 Leonardo DICaprio（莱奥纳多。狄卡普瑞欧）的颧骨，而不是对电影故事本身感兴趣。如果你问他，他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想法，他会言简意赅地表达他的充满赞许的反思：“船沉了，灭顶之灾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这真是痛快淋漓。”
在那些每天有条不紊地走进咖啡馆的人流中，有一个人驻扎的时间可以说仅次于法瑞苟勒，这就是汤米，一个住在村子里的外国人。他来自遥远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一个小国，许多年来，他刻意打磨，日益精进，试图将自己修炼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农民。他大概是现在硕果仅存的还在吸没加过滤嘴的高卢烟的人，并且吸烟的姿势完全是农民的样子，当烟还剩四分之一，大约一英寸左右时，他老练地将烟头压向嘴角，粘在下嘴唇上，每当他说话时，烟头就随着他的嘴唇上下抖动。
他只喝茴香开胃酒， 在这里他指的是Pastaga（巴斯达嘎酒），他总是随身携带一种叫做欧品诺的折叠式小刀，用来将他每天中午叫上来的炸牛排切碎。切牛排时，他握着刀的木柄，将刀横放在牛排上，用手在刀背上轻轻地拍打，以减轻那破旧不堪并已经发黑的刀刃的压力。由此，有谁会想到，他出生在奥斯陆一个优雅讲究的中产阶级家庭？
汤米任命自己为调停人——一名穿梭于各种社会活动中的外交官——特别是在处理瓦尔兄弟经年的夙怨时。这对兄弟长着极其相似的威皮特狗一样的狭窄的脸庞，脸色灰暗，青筋暴露。他们拥有村子的溪谷里一块毗邻的土地，并且因为这块土地已经二十年不说—句话了。没有人知道这场夙怨是从何时开始的，起因也许是认为遗产分配不公，也许是为了一条河或一个女人，也许仅仅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嫌恶。
瓦尔兄弟远远地坐在咖啡馆的两头，偶尔站起来将谴责或侮辱投向汤米，而汤米则报以时而威严的耸肩，时而严肃的点头，表示他仍旧期望他们和解。最后，他起身向另一个兄弟走去，不消说，会谈结束了，村子里的人对这三个聪明人一起跳的这场华尔兹舞都心领神会。
面包师的女儿朱赛特的狂烈的爱情，是咖啡馆的老主顾们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调剂。这个姑娘的感情的热烈程度，可以依据她走进大门时所穿的衣服来判断。如果她目前的浪漫情感非常如意的话，她就会穿着超短裙，在平台上悠闲漫步，摩托车头盔像战利品一样在她手里晃来晃去。她走到酒吧的长凳前停住，坐下来，咯咯地傻笑，用涂满鲜艳口红的嘴唇吸饮皮瑞尔薄荷酒，时不时停下来，同樊妮悄悄耳语，等待罗萨利奥（Lothario）骑着摩托车到来。但是，如果她的感情哪怕是出现短暂的低沉，超短裙就会被粗布工作服所取代，咯咯的笑声变成了带着颤栗的叹息，樊姐也会绕到酒吧的后面，找来餐巾纸，为她擦去满脸的泪水。
坚决不为那颗多情的心所动的——当然，假如这颗心还没有停止跳动，假如这颗心还没有为另一种埋葬致歉——是马里尤斯。为了他，我期望我能够在这个村子的等级制度中创造出一种官方通告一一企业家的豪华葬礼或者村民葬礼的组织者。
这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发现他的许多个嗜好痛中的相似性，而他一定会在同他的未来的委托人——尤其是杰克，旁边那张桌子边玩纸牌的老人中最老的那个——的周旋中学会更多的机敏精明。
“晦，我的老朋友，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还好，不错。很好。”
“真是太遗憾了。”
如果对一个敏感多疑的人这样说话，他～定会感到愤慨，甚至去找一个地方自杀。然而用这样一种教训的口气，我却觉得对麦利尔斯很合适。我深信他会为了那个被他称作最后庆典的东西，而掩饰他那天生的质朴奔放的热情。也许他可能不得不放弃参加这个最后的比赛机会。参赛者——如果你这样叫他们——可以是村子里的任何一位年龄超过六十五岁的人。这些老人打赌，他们中的哪一位的寿命最长，哪一位就可以获取最后的胜利。获胜者将在葬礼后得到奖励，现金就放在墓碑上。
麦利尔斯认为，给生命投保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特别是还有那不费吹灰之力、瞬间就可以得到的额外红利。
现在，你可以看出来，在咖啡馆里，两性之间并不平等，男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女人。那么，圣博奈村的女人们在哪里呢？
不同辈份的人以不同的理由远离咖啡馆。年轻妇女去工作，而当她们不工作时，她们便打扫房间，支付账单，将孩子们赶到床上，为年龄大点的孩子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