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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一个奥格拉拉男孩死了，他们用窗帘把他里起来。这些窗帘曾经垂挂在她堪萨斯家中的窗子上。他们把孩子的尸体用一块红毯子和白人国土上使用的几件物品里起来，放在尸架上，然后继续前行。
到了高原后，暂时改由一帮安克帕帕人监管她，因为奥格拉拉人想要得到政府的津贴，便十分合理地依据美国人的观点这样推理行事，如果带着一个白人俘虏进入代理区，那将会是不符合外交手段的。
同这些人在一起的最后那些日子，使她被迫当了一场大屠杀的见证人。一艘黄石河平底船上的移民愚蠢地在河岸边宿营，致使全船人无一人幸存。在被揭掉的头皮中，有一张女人的长着四英尺长光亮而柔顺的栗色头发的头皮。然而，那天晚上，获得这个战利品的斗士却没有去参加庆祝会，她问他为什么不去跳舞，他便走入棚屋，出来时，拎着一件被血水浸透的血衣。他解释说，他已做了思索。凯利夫人好似认为，他受到良心的责备，感到悔恨，也有些困惑不解，因为，他曾被教诲屠杀妇女与儿童是不光彩的。
11月末，遵照同萨利堡军官的谈判，她又被转交到一些“黑脚”人手中，由他们把她护送到该堡。沿途，他们越过了一个大沙梁，在那，她看到许多贝壳。她询问，海贝壳怎么会到了这么高的地方，但被告知，大海席卷了这个国家，仅有一个人逃脱，他和他的家人在汪洋中航行，直至海水全部退去，就这样他成为所有印第安人的祖宗。
他们策谋让萨利堡的军官们认为，“黑脚”人将要用礼物做交换释放她。按其阴谋，几名“黑脚”人就可以进到用铁丝网围住的兵营大门，之后就把住大门，不让它关住，藏在近处的一支战斗队，会骑马从山岭直冲而入，那么，所有同他们相遇的人全会被杀光。计谋十分险恶，要不是由于凯利夫人的话，计谋就得逞了。凯利夫人对苏人的这些计谋十分清楚，在谈判时，她设法警告了轻信的白人。那时，萨利堡十分虚弱。1864年冬到1865年冬天，驻扎在这里的每个人都认为，多亏凯利夫人一张几乎难以辨认的条子救了他们，那是用软铅弹头写在撕下来的帐单上的条子。
12月12日，“黑脚”人把她送交堡里。他们必定是觉察出受骗了，因为，待他们进去之后，大门立刻被关上。
她的丈夫还活着。在他们的四轮马车遭受洗劫时，太阳已几乎落山了，他在垂落的蒙蒙夜幕中逃跑了。所以，他们重新团聚，可她发现他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头发变成灰白色，然而，他们才仅仅分别了五个月。
在她被逮住的那天晚上，她不知怎么竟把自己的女儿藏起来。她告诉女儿悄悄地躺着，别出声，这儿离救援处仅几里远，第二天，拉腊米堡的士兵们会发现她的。但她终于获悉孩子已经死了，身上中了三支箭，头皮也被揭掉。凯利得知这一消息后，联想到一个纪元前的一篇伤感文学来，文章以散文体的形式，浓郁的笔触，表达了那个时代十分高深的民众文学素养：
确实，数着麻雀，喂着大乌鸦的他，在那令人心驰神往的时刻并非没有注意到她。然而，由于那天堂搬王国的吸引，仅仅对她轻轻的一瞥，她颤动的心也充满了甜蜜，忘却了死亡之痛苦。就是殉难者斯底芬，看着他头顶的天堂，也全然忘却遭受磨难的地狱。
列兵布拉德利在日记中提及，当他从苏人的尸架上发现了范妮·凯利署名的信后，觉得这个名字很熟，苦思了许久之后，终于想起来了：“几年前，我曾在什么地方读过有关她的赎救事迹的报道，后来，见过有关她亲身阅历的一本书。”他没有披露她残破的纸片上书写的内容，可能是与袭击萨利堡策谋无关的事。或者是想交转给白人手中的什么。这必定是她沿途丢下的数张信中的一张，或者是委托那些流露出同情心、并时常走访新拓区的印第安人带的便条。
这个印第安人为什么要把它保存下来，而不是把它交给懂英语的白人去领取赏金，令人费解。其余信件，仅仅是由于保存这些信件的人不懂它的意义，使它们得以在反对白人的印第安人村庄被发现。在1867年的“巫棚屋”和平会议上，记者们注意到夏安女人在收集被丢弃的信封。她们把信封藏在自己的衣服里，或用双手捧着它们骑马跑开了。白人的笔迹吸引了他们，可为什么？也许，她们认为，如果她们长久地瞧着这些笔迹，便可以如同白人一样，用信传递感情了。
不管出自何种特殊原因，这名被李·莱福吉从尸架上挑剥开的两年前死去的中年苏人，把凯利夫人的信视为珍宝保存了下来。
列兵布拉利的情感，难以从这些饱含着血泪的话语中驱赶开，他痛苦地一声声悲叹着，悲痛地大声疾呼道，“啊，有多少可怜的妇女，她们惨遭了比死亡更加屈辱的折磨啊！”
她并没有遭受践踏，无论奥格拉拉人，安克帕帕人还是“黑脚”人，都没有在肉体上凌辱她。他们仅仅是命令她做更狠毒的事。“可是，我绝对没有遭受任何人的鄙俗的侮辱，哪怕是轻微的动手动脚。他们这样对待我，目的是想让我成为他们命运的抵押品，要我充当见证人。”
这样一些苏人——不愿受约束，顽固而执拗！库鲁克将军动用了优势兵力，对他们进行了两次扫荡攻击，两次都退却了。此刻，他才是真正捅了马蜂窝，使自己残遭痛蛰。在黄昏笼罩的大比格奥，部队沿“野鹅湾”扎下营帐。他坐立不安，焦虑地等候着消息。
三路纵队原曾奉命，要像捕获兔子的食肉猛禽的利爪那样，一下子踏在那些野蛮人头上。虽然库鲁克的一爪受伤了，但那两只利爪还在往前伸着。特理与卡斯特正从达科他地区的林肯堡出发，往前赶着。一边警惕地搜寻敌人的踪迹，一边也在沿黄石河查寻着吉本的侦察兵。吉本从黄石河下游北岸紧赶着，列兵布拉达利，汤姆·李福吉以及23名敏捷的“乌鸦”人打头走着。这些“乌鸦”人对苏人了如指掌。
5月23日，也就是布拉达利在一个尸架上发现凯利夫人的信后的第三天，有三个人放任地离开了吉本的营地，想去捕点小猎物。他们埋伏在一条冲沟里，但全被杀死。保罗汀（gauldinn）医生的尸体解剖是纯职业性的，也是内行的，他给出了三个人的死亡报告：列兵奥古斯丁·斯托克尔，断了气，两颗子弹从左下颧穿过，从另侧飞出，把大半拉舌头带出来，第三颗子弹击中“右额骨”，擦右耳飞出；脑袋上还插入两把刀，“一把从后上方插入，一把在左下方的脖颈处”，第四颗子弹穿过脑子从后面飞出，打穿了一个窟窿，“脑子从洞口流出”。还有一些非致命的伤：“子弹同时穿过两个肘关节……”
列兵亨利·雷麦尔——保罗汀叫他雷麦耶：“脑壳被枪托或石头击碎。左耳垂被割掉……”
蒂马斯特·奎因——保罗汀叫他奎因：“子弹穿过后耳骨向下经过脖颈，两处被石斧砍断……”
保罗汀医生弄错了，印第安人没有使用石斧；奎因的脖子是被斧头或短柄斧砍断的。至于保罗河偏执的级字法，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确实，他甚至在书写自己的名字时也出错，时常把字母写倒，有时把“Paulding”写成“Pauldnig”。你会诧异，一个大夫脑子竟然这般混乱，然而，人们好似还没有发现他在手术中犯过类似的疏忽差错。
亨利·弗罗曼上尉的日记也提及了这一事件，仿佛是十分随便记的，在记述了三个人未获准许离开营地之后，一个名叫查斯纳特的小贩，从博兹曼河下游赶来，“他要用8美分卖土豆，用互元卖黄油与鸡蛋。但部队却没有按这个价买任何东西。虽然急迫需要鸡蛋，却又无钱支付。收到萨利的两封信。报告说，印第安人正在过河……”
一个名叫汤普逊的要人，把查斯纳特先生船上的所有8加仑啤酒全部买了，那晚，在他的帐篷里举行了一场小聚会。
三个鲁莽的猎手的尸体被缝装在毯子里，埋在一个墓穴里。黄石河对岸一帮苏人注视着他们的埋葬仪式。“斯托克尔紧挨一棵树”，保罗汀记述道，“奎因里了两块毯子，雷麦耶朝北躺在中间，里了一块毯子，盖了一块绿毯，这是由‘乌鸦’首领‘露脸’给里盖的，以表达他的悲痛……”
保罗汀在5月28日的日记中记述到，印第安人即将到来的消息，使吉本上校的脸吓得变歪了，“他惊慌地抖作一团，瞧他那模样，使人感到十分可怜而可鄙——要是我被这样的人指挥，我一定会尽快离开”。并非只有吉本上校一人颤抖得拿不稳东西的。布拉达利记述说，他的“乌鸦”人侦察兵也惊恐万状。没有理由怀疑布拉达利的评述，可这样说，会让人产生错觉。如林达尔曼指出那样，“乌鸦”人常常处于苏人、夏安人、阿里帕霍人和“黑脚”人的多部落围攻之中，但仅仅从他们身陷“囹圄”，从数倍于他们的敌人包围中幸存下来这一事实，足以雄辩地说明他们的勇敢顽强。
6月5号，天气特别闷热。在营地安扎好之后，他们把帐篷边撩起，坐在阴凉处消磨时光：读书，看报，写信，玩牌，闲聊，打盹。布拉达利还描述了一场令人十分惬意的晚餐前的序曲：举办了一个棕榈酒与鸡尾酒会，有肉豆莞，柠檬，糖果，Angotura苦啤酒，果汁香槟等。
夜幕垂落之后，大部分军官聚在宿营地一个帐篷前不远处，一个骑兵合唱队突然引吭高歌，唱出了圆润、欢乐的野营歌。悦耳的歌声，使人心旷神怡，然而由于谈论战争之事，却沉默了一会，我们没有忘记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突然响起的“熄灯号”声，要使士兵沉静下来，可那些尽情地陶醉在欢乐中的军官们，又打破了暂时静下来的谐和气氛，用欢乐、多情的歌声，搅醒了就要入睡的夜晚……
我们连队中有许多歌喉动听的歌唱家……此刻，很难意识到，在这个宿营地驻扎的是一支侵略军，随时会同残忍的野蛮人进行殊死战斗。
以这种从容不迫的悠闲方式（间隔也被片刻的狂暴行动打断），这支从蒙大拿出发的纵队，一边由走在前头的李人侦察兵带路，朝东蚕食，以期由对地面的蛛丝马迹及对远处的悬崖峭壁的细查，找出苏人的踪迹；一方面则意在顺河而下，寻找着另一支身着蓝制服的军队。
做为一名西点毕业生的吉本上校，令人大失所望，他好似缺乏严密的聚焦能力，常常离题得好似一位文科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究。在同特理将军会合前的某个日子，报告说，有一部分骑兵正朝黄石河对岸的“玫瑰花苞湾”赶来。由于猜测必定是特理的部队，吉本便命令两名“乌鸦”人去交一封便信。他见两名侦察员在做渡过这条冰冷而危险湍急的河流准备，并把身子涂染成红色。“出于好奇，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涂抹，回答竟说，为了防止鳄鱼攻击。显然，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南方籍‘乌鸦’人的举止……”由于没有说明这些“乌鸦”人来自何方，也许，吉本是对的。林达尔曼十分了解他们，认为虽说他们是高原印第安人，但却常常提及鳄鱼和海怪。这就使人们认定，他们来自遥远的南方。
从语言角度来说，他们属于说苏语组语言的印第安大部落，于是，也涉及到西德特沙人。据传说，在一场有关一只野牛肚子的争论中，他们从西德特沙人中分离出来。这事可能发生在17世纪。这些“乌鸦”人以焦虑之情，朝他们喜欢的黑山迁移，但却被苏人与夏安人驱赶到蒙大拿。
他们自己为阿布沙鲁克（Absarok）人，它原被译为“雀鹰”人。也可能意为“被选出来的人”，该词是多义词。布拉德利中尉坚持说，它的正确拼读应为UP—sah—ro—ru。他说，没有译出它的确切含义。女巫人“漂亮盾”同意这种看法，说她确实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也从未听说任何男人、女人了解它的确切含义。美国人文部长W·J·迈吉奥（W·J·McGee）博士说，它意为“极度焦虑的人”。当这些“乌鸦”人了解了白人士兵并尊重他们之后，在向他们问候时，常常加上这一自我祝贺的词。所以，可以这么说，最终的词来自部落历史学家“约瑟·巫乌鸦”，她说，阿布沙鲁克现已成为一个被废弃的表达词。
把他们叫做“乌鸦”人的原因不太清楚。北达科他的西德特沙人的土语，把“Abisa”叫做大钓型嘴鸟，而“roka”为它们的幼鸟。所以，从前，一些“乌鸦”人可能在试图说明他们的名字时，曾经用手指着乌鸦一类的鸟。
他们的肤色比苏人的浅些，外貌也便不令人惧怕。薛瓦利de·la·弗德里爵士和他的伙伴们把他们叫做美丽的hommes。他们是在18世纪纪中期结识这些“乌鸦”人的。一世纪之后，威廉·雷奥尔兹（Williau Raynolds）又重复这一评论，把他们描述为体态均称、健美、身材适中的人。他们喜欢戴野牛皮帽子，服饰修饰得体，“外貌庄严举止决断”。雷奥尔兹也提到了他们为自己那长长的头发而自豪，任它们披到膝下，浸染上足够的胶液，使头发聚拢在一起，再相间用一些白漆沾牢。这神奇的长头发也使他们比任何印第安人更引人注目。乔治·凯特林看见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