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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大夯卸了任，没了工作，成天闷在家里无所事事，觉着没啥意思，不免长吁短叹。小俊见他这个样子，就嘟嚷他：“这是自找！全县都分了，你硬看不惯，还把职辞了，后悔了不是？”
大夯本来心里就烦，小俊责怪几句，气得他把脚一跺，大吼起来：“我愿意，你管不着！”
正在这时，鲁子凡推门进来了。见两口子剑拔弩张，满院子火药味十足，便笑嘻嘻地说：“这是吵什么呀？大老远听着就这么热闹。”
大夯一看老鲁来了，脸上马上有了笑模样，小俊也忙往屋里让老鲁。大夯说：“鲁书记，什么风把你刮来了？你可是大忙人啊！”
老鲁打趣道：“本来我没想来，走到黑龙河大堤上，听见这里起了战争，就赶紧过来看看。”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鲁书记，叫你笑话了。”小俊赶紧沏茶。
在老鲁面前，大夯不愿跟小俊理论，便对老鲁说：“也不知咋的，这一闲下来看什么都不顺眼，看啥都别扭。”
鲁子凡喝口茶说：“你到地里走走看看，就会感到与过去大不相同了。”
“可他就是不出门。”小俊趁机嘟嚷一句。
“大夯，我看你白受了极左线路那么多苦，也没从中悟出点道理。”鲁子凡说，“你想想，自打咱办农业社，哪一步不费劲？甭说办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富裕中农们反对，就是办初级社，人们真心愿入吗？甭说中农，贫下中农都那么积极吗？我记得你爹就反对哩！”
大夯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鲁子凡接着说：“办社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防止两级分化，让人们都过上好日子。但走得太快了，步子迈得太大了，超越了人们的思想觉悟。”他说到这里，忽然转了弯子，反问：“大夯，你说社员们在生产队干活为什么积极性越来越低？”
老鲁说的是事实，大夯不言语。
“这事我一直在想，从来没有说过。”鲁子凡说，“我读过《资本论》，特别在干校改造的那几年，我读了不止一遍……”
大夯不知老鲁为啥要扯这么远，莫名其妙地瞪着眼听。老鲁接着说：“任何一个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都要抓建设，建设就要搞原始资本积累。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是在劳资关系中实现的，那么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城乡关系中实现的。在工业化过程中，国民收入积累的三分之一来自农业。那么，农民的收入就相对减少了，积极性怎么还会高呢？人们自然会消极怠工，其实是一种消极反抗。”
老鲁这么一指点，大夯的脑袋逐渐开了窍，不住地点着头。老鲁接着说：“大包干之所以深受农民欢迎，就因为‘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怎么会不拥护呢？”
石大夯在认真听着，思索着，开始醒过闷儿来。
最后，老鲁劝他：“没事到地里走走，看看有什么问题。支书可以不当，问题不能不管，你还是共产党员嘛！”
老鲁这么一说，他突然有些担心。由于分地，今年种麦子插手晚了。天又旱，地需要浇。这么一家一户的种，是不是都能按时种上呢？
这么一想，他就有些不放心，决定到地里看看。
石大夯到地里一看，虽没有集体作战的气势，却满地是人，腾茬的，送粪的，浇地的，那个忙活劲儿，过去从来没有过。
他顺着黑龙河大堤走着，大老远就听见有人喊他。寻声望去，见是罗香香。因她男人在城里上班，每月给她捎钱，过去就没下过地，在家没事就烧香念佛，搞封建迷信。今天她也下地了。他凑过去，打趣道：“嫂子，今天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大夯，你倒闲在了，有功夫出来转悠了。”
石大夯见罗香香挑着个水桶担水，虽然只有半筲，却压得她呲牙咧嘴、一仄一晃的。他笑着说：“香香，自打入社，我就没见你干过重活。现在都五十的人了，还卖这个力气，图啥？”
罗香香放下扁担喘口气，用俏皮话回了一句：“这叫受气媳妇上吊——逼的呗！过去有队长操心，社员就是任人摆布的捻捻转儿，往哪儿捻，就往哪儿转。如今地分到户里了，好歹都是自个儿的。我又没有三男两女的，我不卖力气，你说这活谁干？”
这时，李万福也挑着水桶走来，“老支书，快让正忙把机井开起来吧。人们这么肩挑手抬的，不光费劲，效率也太低，进度太慢。再不开机井，就误事了！”
昨天，正忙和晚来商量过机井和扬水站的事。他们村东有三眼机井，村西黑龙河边有两处扬水站。因为忙着分地，没有顾上研究怎么用。现在正是浇地种麦子的节骨眼，天又旱，地不浇根本种不上。怎么把机井和扬水站开起来呢？就去找老支书商量。
大夯说：“过去地是队里的。说浇地，一开机子就浇。现在地分到各户了，这井怎么个用法？谁先浇谁后浇？油钱和工钱怎么出？要好好琢磨琢磨，不然非乱套不行。”
正忙听老支书这么一说，觉得这事挺缠手。眼下磨扇压着手，哪还顾得详细商量！他就找原来的机手小不点儿开了车，浇地顺序抓阄。顺序倒是排出来了，排在后边的就急了眼，吵闹的事时有发生。韩天寿心急，就让小不点儿偷着给他开机井，还塞给他五块钱。小不点儿知道这样违犯纪律，但正忙当着支书，也不敢得罪他这老爷子，后半夜就偷偷给他浇了。没想到地这么一分，把原来的垄沟都毁了，偏偏跑水淹了韩六子的地。按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既不花钱又不费力就把地浇了，应该感激才是。这个韩六子却来找韩天寿算账，说把他那地灌得太湿了，影响种麦子，要求赔偿损失。韩天寿一看这事露了馅，气急败坏地吼起来：“陪你损失？你该给我浇地的钱！”
别看正忙当着支书，韩六子根本不尿韩天寿。一蹦三蹿地指责他：“支书老子就欺负人吗？浇地顺序是抓阄排的队，你凭啥偷着加塞儿？”
“凭啥？你有本事也让机手给你开机井呀，看他伺候你不？”韩天寿拿着不是当理说，脸上挺得意。
“你仗势欺人！”
韩天寿冷笑着说：“韩六子，有本事你去告呀，找支书，上公社，反正你那脚步又不值钱。”
“这便宜就是不能叫你家白占了！”
“去告我吧，奉陪到底。”韩天寿往地上吐口唾沫，倒背着手，哼着梆子腔，摇头晃脑地走了。
“韩天寿你别走，咱一块儿去找正忙说理去！”
韩天寿回头喊一句：“那是俺小子，他能替你说话吗？”
韩六子不信正忙也这么不说理，气呼呼地去找正忙。一见老少支书都在，便大声嚷起来：“分机井，立马分机井！”
大夯、正忙不知出了什么事，便让韩六子慢慢说。韩六子说完这事，有人就冲正忙说：“闹了半天霸着机井不分，是留着你家自己使呀！”
韩正忙为爹的无理气得脸色铁青，火苗子在心里直蹿。他把手一挥，气愤地说：“分，马上就分！”
人们齐声叫好，有的激将道：“不分，不是人做的！”
石大夯见正忙如此不冷静，反问他：“分好说，你说怎么个分法？一个生产队就守着那么两眼机井，分给谁？脑袋一热就分，简直是瞎胡闹！”他又冲人们说：“韩天寿仗势欺人、偷着浇地不对，但分机井不是一两句话的事，要好好研究研究。”人们觉得大夯说得在理。
事后，村委会研究了一次，也没研究出个道道儿来，机井和扬水站也没分下去，机井也没开起来……
现在，石大夯看着社员们用扁担挑水，心里难受极了。他感到内疚，后悔自己辞职，抱怨正忙不该毛毛草草把地分了。现在机井停着，扬水站也开不起来，让社员们担水浇地，这三十年的革命岂不白干了？他觉着这事该管，就凭一个老党员，也该为社员们想办法，负责任。
晚上，韩正忙跟爹狠狠吵了一架，“你净干只顾脑袋不顾屁股的事！偷着用机井浇咱家的地本来就不对，还耍什么威风！”
“我说的是实情，你不是我儿子吗？”
韩正忙见他不讲理，无奈地说：“浇地告诉我，不能随便用机井。”
“我要事先告诉你，咱那地还能浇成吗？”韩天寿拿着不是当理说，“节气不等人，你不着急，我还着急哩。”
“你损人利己，社员们能没意见吗？”
“现在单干了，谁管谁呢，还是各顾各吧。”
“你这不是在端我得下巴颏吗？还怎么说别人！”
韩天寿见儿子教训他，骂道：“你接这个支书兴许是大夯绾的圈套哩。他见地都分了，集体垮了，干部没油水可捞了，就辞职不干了。当干部是个费劲不讨好的差使，你傻小子却像捡了个宝贝。依我看，赶紧把这支书辞了，好好种咱这几亩地。”
韩正忙知道，爹和大夯矛盾深，就是因为特别看重权。他经常对自己贯输：“历史上哪朝哪代不争权？为了争权夺势，父子兄弟反目成仇、互相残杀的事不计其数，林彪为了夺权还想谋杀毛主席哩。你小子长大了，要能当官儿，我这后半辈子就有福享了。”他盼着正忙当官，不料这小子和他不一个心眼儿，爷儿俩经常吵。对此，他大伤脑筋，曾失望地对正忙感叹：“逆子，朽木不可雕也！”正忙进城走了，他安生了两年，没想又回来了，还当了支书。按说他应该高兴，可现在大包干了，干部操心费力却没什么便宜，这不成傻小子了吗？这小子却像吃蜜似的干着还挺上心，黑夜白日在外面跑。浇地这事，他没想到儿子会胳膊肘往外扭，能不生气吗？
正忙当然不听爹的。他说：“这是工作，不能儿戏。”
韩天寿一生气拍屁股要走。正忙叫住他：“爹，群众对你偷浇地意见这么大，你得想办法平息呀。”
韩天寿一看儿子揪着自己不放，脸就阴沉下来：“你让我怎么办？”
“一是给村里交水费，二是向群众做检讨。”
“混账！”韩天寿暴跳如雷，“你叫我检讨？你这当支书的脸往哪搁！”
“知错改错，这不丢人。”
韩天寿挨了噎，瞪了正忙一眼：“要检讨你去，反正我不去。”
当爹的屙了屎，儿子还要给爹擦屁股。正忙没办法，只好在社员代表会上作了检讨。不仅给村里交了八元水费，还给韩六子赔了十块钱的损失费，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了。
正忙的做法受到社员们夸奖，都伸出大拇指说：“正忙跟他爹不一样。这孩子正派说理儿，是块好料。”
为了管好机井和扬水站，他们根据外地的经验，成立了农田水利服务公司，实行有偿服务。想承包投标，村民评议。不管谁承包，都要做到“两个保证”：一是保证为社员服好务，二是保证按时向大队交承包费。社员都说这办法好。
投标评议的结果，小不点儿中了标。他原来就是大队的机手，对管理机井有经验，是个心灵手巧的小伙子，大伙儿都拥护。这样，正忙就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了。
石大夯辞职后，曾发誓对村里的事概不过问，啥也不管，决心装聋装瞎装哑巴，他却做不到。
自从成立了农田水利服务公司，机井和扬水站有人管了，几辆拖拉机也折价拍卖了。石大夯对农业上的事再也没什么不放心的。只是牵挂那几个厂子，特别是淀粉厂。这个厂建起来不容易，产品打开销路更难。大包干刚开始，不少人嚷着要分这厂子。别的村确实有分了的，几户分一台机器，厂房拆了分檩条、椽子和砖头。大夯想，这个办法万万使不得。东堤下村这几个厂子虽然没分，也停了下来。当时刚分地，又赶上种麦子，厂里就放了几天假。这一放假，人就收不回来了，都在忙自家的地，哪还有工夫到厂里上班！至今厂子还在关门停产。现在麦子种上了，地里活不多了，这几个厂子也该摆到议事日程了。
石大夯在家坐不住了，不能再装聋装瞎装哑巴了。光淀粉厂固定资产就四五十万元，是一份不小的集体家业，也是村里的一棵摇钱树。当年建厂贷的那十万元，两年就还清了。现在一年能收入二十万元，怎么能老让它停着！想当年，他为办这个厂跑东跑西，操过不少心，出过不少力，还流过血。难道这心血就白费了吗？
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凭着一个老干部的责任，他到大队部去找韩正忙，一见面劈头就问：“这几个厂子你打算怎么办？”
正忙见老支书来了，恭恭敬敬地把他让到屋里坐下，然后给他拿出烟来点着。他说：“我正为这事挠头呢，你说怎么办？”
石大夯笑骂道：“你小子甭打探我的口气，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厂子不能分！”
韩正忙暗暗出了一身冷汗。他想把这几个厂子像其它村一样，都把机器设备卖了，把厂房拆了，按人头分下去。老支书却不同意这么做。他随口问：“不分怎么办呢？
石大夯胸有成竹地说：“包啊。”
“包？”韩正忙大惑不解地问。
“包整个厂子。”石大夯把这几天的想法，竹筒倒豆子似的全说出来，“厂子还是集体的，承包给一个人或几个人经营管理，谁包向大队交承包费。”
“办厂子比种地可复杂多了。不仅有生产管理问�